我出生在文革期间，从小接受的资讯就是：家庭成分不好。我和哥哥两兄弟长大以后，一个可以留城，另一个要去边疆修理地球。
外公是个资本家，刚刚开始公私合营的时候，他就把厂子上交了。可是，文革时家里还是受到了冲击。
那时，母亲刚刚高中毕业，大学都停了，她辍学在家。成年的哥哥姐姐和外公都跑去了外地，留守上海的是一屋子女将。
硕大的石库门房子里，住着外婆的妈妈、外婆、我妈和她的妹妹。太姥姥和外婆做了一件重大的决定，替我妈招了一个上门女婿。
她们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找到了我父亲。
父亲从小父母双亡，十三岁时，一个人从扬州逃难到了上海。他在工厂里完成了扫盲，会基本的读写，但是没有什么文化。
讨喜的是，父亲长得浓眉大眼，非常的帅。很像母亲少女时代喜欢的大明星——王心刚。
（一代巨星王心刚）
为了改变孩子未来的命运，母亲接受了这门婚姻。
然后，两个孩子相继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几年以后，父亲的厂子迁出上海市区，单位在闵行分给了他一套小工房，哥哥留在了上海外婆家，我跟随父母亲搬到了闵行。
从此，回上海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我们要坐一个多小时的长途车，先到徐家汇，再转公交车到四川北路，路上差不多要三个小时。
每次回闵行，去徐家汇的公交车就在四川路汉口路的交界处，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公交站台旁，有一股扑面而来的奇香，套用一句流行语就是：妈呀！这味道太上头了。
后来长大后才知道，那是老上海最有名的生煎包店：大壶春。
母亲的口袋里有点余钱，而排队的人也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她就会给我买上一客生煎包。
那个年代，大家都没有钱，生煎包多少钱一客我不知道，但是，大壶春的火，让我大开了眼界。
门口永远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有一位阿姨专门负责发牌子，牌子是各种颜色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按照颜色来取餐，看到黄的还没有吃上，那青的就要等半个多小时了。
印象中，我们没在店堂里吃过，都是排着队，眼巴巴的看着一锅一锅的卖完。
轮到我们，欣喜的接过一个小小的棕色纸袋，里面放着四粒金黄色的生煎包，纸袋外面还渗出一些油花来。
冬日里，端在手上，暖暖的，简直比王母娘娘的蟠桃，还要珍贵稀罕许多。
我童年的很多记忆，都跟吃密不可分，那四粒大壶春的生煎包，构成了我童年记忆里，非常美好的一页：极有嚼头的面皮，上面粘着葱花和黑芝麻；烤得焦脆的厚厚底皮，鲜香酥脆；里面的肉馅，汤极少，极鲜美。
大壶春的生煎包，不像现在外面普遍的那种做法，一咬一口汤汁，肉馅儿软塌塌的。
（90年代上海丽水路街边的生煎包摊，没有汤，配的是冰镇桔子水。）
大壶春的肉馅儿很紧实，真材实料，更像一只只迷你的狮子头，一点点的汤汁，咬开就能吸干，不会让人吃的狼狈尴尬。
冬日的暖阳里，我依着妈妈，靠在站台旁的电线杆子上，你一粒我一粒，吃完了，用手绢擦干净嘴角，再用舌尖舔出牙缝里，最后一粒黑芝麻，轻轻咬碎，炸裂的芬芳溢满唇舌。
公交车就来了。
后来，我长大了，离开了上海，再回来时，街景大变，大壶春拆迁了。
问了一圈人，都说没有这家店了。
心里非常的失落。
后来，上海又兴起了很多的生煎包品牌，但是没有一味，可以比得了我记忆中的大壶春。
又隔了几年，云南南路变成了一条食街，开了许多的老品牌店，其中就有大壶春。
那天，我点了一碗牛肉粉丝汤，一客招牌生煎包，坐下来，慢慢的品尝起来。
有点鲜美，又没有那么的鲜美，和这家那家的味道，已经相差无几了。
童年的味道，离我渐行渐远。
看着窗外熙攘的人群，我好怀念，那些冬日里，依在母亲身边，吃着纸袋里的，那几粒，金黄色的生煎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