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是我小学的体育老师。
说实话，老太太现在看着慈眉善目的，可在我小时候，脾气并不好。
因此，我没少挨她的巴掌。
所以我很小就明白一个道理：
人生有些疼，是不需要征求你意见的。
我这辈子没打过架，没打过人，也没被别人打过。
我妈是例外。
别的孩子的童年有零食、有动画片、有下课铃；
我的童年有早起、有哨声，每年的寒暑假都泡在运动队里，
耳边永远是那句——“再来一圈”。
操场上，她是老师；回到家，她是我妈。
所以“无路可逃”这个词，我不是在语文课上学会的，
而是体育老师亲手教我的。
后来我一度天真地以为：
只要我长大了，逃得足够远，就能少挨点没必要的巴掌。
前几天，我采访了赵鸿刚。
那天他刚做完手术，戴着墨镜，眼眶里缝的线，甚至支棱在镜片之外。
我问他：“等伤好了，你还会去挑战打耳光比赛吗？”
他说：会。
因为他签了六场，现在才完成了一场。
我差点没忍住问一句：
你当初签合同的时候，是不是没带脑子？
当然，这话我不可能说出口。
我只是在心里，轻轻地，扇了自己一个嘴巴子。
说实话，我到现在都不理解：
打别人耳光，或者被别人打，这种快感到底在哪儿？
它不健身，不解压，还容易口眼歪斜。
如果快乐需要靠互相扇脸来完成，那人类进化这条路，多少有点走偏了。
可转念一想，这件事最魔幻的地方，其实不在于疼。
而在于——
这是他自己选的。
小时候我每天五点起床，不分春秋冬夏，在路灯下一圈一圈地跑。
我不快乐，因为那不是我的选择。
而现在，有人主动把脸递过去，还白纸黑字签了六场合同，
至少说明一件事：
这疼，他认了。
人生就是这么不讲理。
你越小，越是被安排，愿不愿意这件事，根本不重要；
等你终于能为自己做主了，
却有人选择流血、有人选择挨打，他们用疼痛证明：我在做选择。
我依然不理解“打耳光”比赛，
但我尊重这种“清醒地挨打”。
成年人最基本的尊严，从来不是疼不疼，
而是——
我要清楚地知道，这一巴掌，为什么要落在我脸上。
至于我。
一个被体育老师养大的孩子，抗击打能力早就拉满。
从离开家、踏入这个世界开始，我就在做各种千奇百怪的选择。
合理的，我点头；过分的，我摇头。
我会尽量不让那一巴掌，落在我的脸上。
因为我的选择，代表着我的成长。
而选择互扇耳光的人——
我觉得他们，还在长大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