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我去了一趟寒山寺，敲了钟。
小时候常去苏州，那里有亲戚，也有一点说不清的旧缘。
我父亲在木渎镇的天平山上。
母亲当年选那处公墓，是因为她在吴江郊外的一家小厂做厂长。
周末不回上海的时候，她就去天平山。
那地方倒是好看，三面环水，风也安静。
她常在台阶上坐一会儿，顺手拔几根坟头上的草，点几支香，让那儿冒一会儿青烟。
她跟父亲说说我们两兄弟的近况。像是汇报，又像是闲聊。
后来我进了演艺圈。
母亲对我说：我们家没有这个基因，大约是你父亲在底下护着你。
这话听着体面，其实也没什么逻辑。
父亲五音不全，又不大说话，活着的时候帮不上什么忙，死了，大概也还是一样。
倒是公墓的不远处，埋着范仲淹先生的宗族。
人活着讲道理，死了也许还能留点余荫。
我有时候想：若真有人在底下调度，轮也该轮到范先生这样的人吧。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话说得太满，听的人反倒轻松，写上了小学课本。
天下这么大，摊到个人头上，都是些看得见的烦心事。
家长们又说：要装看不见。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这些年在这个圈子里，风头来得快，去得也快。
红的时候忙着应付日子；不红的时候忙着打发日子。
久而久之，也分不清哪一种更像生活了。
人要学会自圆其说，日子就能过得下去。
至于是不是过得好，那是另一回事。
我倒是佩服范先生，一辈子被贬来贬去的，情绪始终稳定。
这样的人，不是不多见，是几乎没有了。
我在寒山寺敲了钟，却没有进殿烧香。
庙门口人声鼎沸，人人都有话要说，菩萨未必有空听。
一时也说不清，自己还想求什么。人若懂得分寸，愿望也就变得寒酸。
老天给我的，已经有些过量，若再开口，反倒显得不识趣。可若什么都不求，又像是白来一趟。
索性，就敲钟作罢。
至于求“世界和平”，这种话，说出来像是替别人在许愿。
真要落到自己头上，大多也只是希望，明天不要比今天更坏吧。
这世界的脾气，一向不好。它偶尔给你一点体面，不过是让你误以为，这世界是可以讲道理的。
等你真信了，它再反手，给你一记耳光。
脸面这种东西，原本就不是别人给的。
而是人自己，一点一点，丢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