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卢布尔雅那的时候，我趴在舷窗边看了很久。
群山是青灰色的。山谷之间，铺满了一整张乳白色的云海。
厚厚的，绵绵的，像谁把一大块奶酪忘在了大地上。
飞机缓缓下降。
机翼像一把锋利的餐刀，轻轻地切了进去。那团原本安静的云层，顿时乱了阵脚。像午觉睡得正香，忽然被老师点名的小学生。一阵兵荒马乱。
等云雾散开，跑道忽然出现。大地也出现了。
原来云层竟然可以这么低，低得像县城里的发廊门口，挂满了晾衣绳上的毛巾。感觉一伸手，就能扯下一条。
后来的几天，我天天早起。沿着河边慢跑，想看看卢布尔雅那的清晨。
第三天，当地朋友终于看不下去了。
“DJ，别等了。整个十月，这座城市都泡在云雾里。”
“像现在这样，九点钟能见到太阳，已经是烧高香了。”
我抬头看看天空，忽然明白：有些城市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等的。
等雾散、等钟声响起。
等太阳慢吞吞地起床，他就像个不大情愿上班的保洁员，东扫一下，西扫一下。把街上的雾气，一点一点清理干净了。
我抵达的那天，是十月三十日。
第二天，是斯洛文尼亚的宗教改革日。全国放假，所以许多工作，必须当天完成。
刚到酒店，导演刘怡就打来电话：“军哥，放下行李直接来国家图书馆。”
我说：“飞了十六个小时，你让我先洗把脸。”
脸没洗完，电话又来了：“军哥，你一会儿穿什么衣服？”
我抓了一件绿色外套，拍照片发过去。
没过两秒，她秒回：“太随便了，你有没有正装？”
他们一大早去见了馆长。
馆长出现的时候，胡子拉碴，穿着宽大的T恤，像个下楼买早点的大叔。
结果听说要拍摄，他消失了几分钟。
再次出现，胡子刮了，西装穿上了。连那几根原本各怀鬼胎的头发，也忽然统一了立场。
前后判若两人，把刘怡看傻了。活像一部欧洲文艺片，突然切换到了外交部新闻发布会。
我赶紧翻出压在箱底的黑西装。毕竟，这是一个认真对待体面的国家。
卢布尔雅那很美，美得不声不响。
沿着河边慢慢走，一路经过桥梁、广场和教堂。最后抵达梅斯尼广场。
街道的两旁，是巴洛克、哥特式和文艺复兴时期留下来的建筑。
阳光懒洋洋地趴在墙上，像一只吃饱了的猫。恍惚之间好像到了，意大利北部的某座小镇上。
这里的一切都很小：城市小，街道小，国家也小。
录音师厄尼斯认真地对我说：“DJ，你千万不要问我们国家有多大。容易受伤。”
他说得一本正经，仿佛在提前给我打一剂预防针。
可偏偏这样的小国，盛产NBA球员。并且，还拿过欧洲篮球锦标赛的冠军。
像一棵不起眼的小树，上面结满了大大小小的西瓜。
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好了，我不跟你聊历史，你也别跟我们聊篮球哈。”
“嗯，大家好好相处。”
“对啊，咱们还有一个月要过呢。”
厄尼斯笑得前仰后合。
旅行最有趣的事情往往如此：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说着不同语言，却总能找到彼此调侃的话题。
列数卢布尔雅那最著名的人物，一定有大建筑师普列赤涅克。
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完全记不住。
可在这座城市待上几天以后。我就发现，根本躲不开他。
当时我想到了一个人：高迪。
如果说巴塞罗那是高迪的大型个人展，那么卢布尔雅那，就是普列赤涅克的朋友圈。
你走不了几步，就能刷到他。
桥是他的，广场是他的，教堂的周边都是他的，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落，也像他随手留下了许多签名。
我没有拍摄太多照片。有些东西，大概本来也不属于镜头，只能留给记忆。
晚上，我和吴峻沿着河边散步。
路过一个炒栗子摊，卖栗子的小伙子很热情，他问我：“你们从哪里来？”
“中国。”
他点点头，然后认真地问：“你们现在，还吃狗肉吗？”
那一刻，我的英语忽然集体请假了，一个单词都不肯来上班。
我还在思考如何解释，吴峻已经开始抢答：“吃啊。”
“我们早上吃狗肉，中午吃猫肉，晚上……”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小伙一眼：“晚上吃得比较随意。主要看当天路上遇见谁。”
小伙子整个人都静止了，像电脑忽然宕机。我怀疑他的世界观，也跟着重启了一遍。
河风吹过来，教堂的钟声刚好响起。
身边的酒吧里，小提琴拉得欢天喜地。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旅行最有意思的地方，从来都不是风景。
而是大家都以为自己在观察别人，其实所有人，都在偷偷观察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