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耿卉认识的时候，深圳还年轻。
那时候的深圳，像一个刚刚学会穿漂亮衣服的小姑娘。
白天到处还是工地、泥土和脚手架。入夜以后，突然就亮起了满城的霓虹灯，歌舞厅里一首接一首的流行歌曲，推开玻璃门，冲进了南方湿热的空气里。
那是一个有点野、又有点梦幻的年代。
耿卉是“小邓丽君”，我是“深圳小黎明”。这两个称号，是香港朋友送给我们的。
她是因为声音像，我是因为长得像。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们，多少有点可笑。
年轻人，总喜欢给自己贴一些标签，好像这样，就能证明自己离梦想更近了一点。
那时候，我和耿卉并不熟，也没有什么故事。像两朵云，在同一片天空下飘过，彼此能看见，却不打招呼。
没有想到，多年以后，我们又飘到了同一片天空下。
94年，我们先后去了北京。他乡遇故人，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
那两年，她几乎成了我的家人。
耿卉的性格像男孩，爽快、直接，什么事情都替你想着。
她男朋友开一辆帕萨特，在满街夏利的年代，那是一辆很体面的车。他每天接送我们上下班，晚上一起吃宵夜，节假日一起出去玩。
还有一个朋友叫小川，又黑又瘦。
那时候，小川已经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管了，新写字楼刚建好，什么设备都没有，他直接钻进了管道层，上上下下，把整栋楼的线路一点点接起来。
那时候的我们，都觉得人生刚开始，以为朋友会一直都在，路也会一直这样的走下去。
可是，人生不是这样写的。它从来不会提前告诉你，哪一次的分别，就是很多年的再见。
小川因为喜欢马，辞掉了工作，跑去郊外当马夫了。而我，因为《阿莲》的走红，签了唱片公司，开始全国巡演。
有一次，我带着耿卉去见蒋涵大哥，他很喜欢她的声音。
那时候，她也有一点心动，也许，她本来是可以选择这一条路的。
可是爱情里的年轻人，总有那么一点固执。她男朋友不同意，于是，她选择了爱情。
我们就这样，被生活推向了不同的方向。十几二十年，没有联系。
直到疫情期间，在清迈的签证中心，我们重新遇见。
耿卉恢复了单身，带着一个念高中的儿子。
那一刻很奇妙。
电影里的重逢，通常需要铺垫音乐，然后一组慢镜头，从玻璃的反光，看到对方的身影，然后一个漂亮的转身。
——那是《甜蜜蜜》。
可现实里的重逢，只是在一个普通的地方，看见一个熟悉的人。
然后两个人愣在那里，支支吾吾，不知道说些什么，接着，摘下口罩，一个拥抱。
并没有台词，可是那个拥抱里，有十几年没有说出口的话。
我不知道，失散多年后的恋人，重逢是个什么感觉。但好朋友之间，非常简单，没有遗憾，也没有执念。
好像这么些年，就没有走散过，只是一回头，突然发现：原来这个人，还在这里啊。
耿卉因为孩子读书，定居在了清迈，我们的关系，反而比年轻的时候，更近了。
我们一起吃饭、喝酒、逛市场。
她带我去爬山。
我们开车去清莱，开到荒郊野岭迷了路，最后坐在水塘边，吃当地人做的土菜。
我们去素可泰，我开着皮卡在山路上撒欢，回来的三个小时，她再也没有让我摸过方向盘。
元旦的时候，我们去爬素贴山，山顶上的樱花谷里，小沙弥坐在那里吃便当。
我们捧着咖啡，看着他们笑。
那一刻突然觉得：人生，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年轻时拼命追赶的东西，到了后来，也许只是一个下午，一杯咖啡，还有一个坐在旁边的人。
半年前，她的儿子考上了美国的大学。
她重新开始唱歌。
每天录一首，很快，也拥有了一群喜欢她的人。像一场被中断的梦，兜兜转转以后，又从原来停了的地方，继续做了下去。
那天午后，我们坐在一起喝茶。
我说：“咱俩也唱一个吧？”
她问：“唱什么？”
我说：“前半生，我们是《无言的结局》；后半生，我们唱《只有情永在》。”
她笑了，我也笑了。
窗外的阳光慢慢地爬进来，落在桌面上。
时间像一只晒懒了的猫，蜷在那里，一动不动。
两个走过半辈子的人，坐在一张桌子旁，喝茶，聊天，唱起年轻时候的歌。
声音里有一点缱绻，像旧唱片转过无数遍后，留下来的纹路。
年轻的时候，我以为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烟火；后来才发现，它更像桌上的这壶茶，热气散了，味道慢慢地沉了下来。
窗外的风吹进来，轻轻翻动岁月的书页，仿佛提醒着我：有些人虽然去到了异国他乡，但却一直都坐在，我心里的那张旧桌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