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智慧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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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制笔企业有3000多家，每年可以生产400多亿支圆珠笔，占世界供应总量的80%。可以说，我国几乎垄断了整个制笔行业，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制笔大国。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制笔的核心技术和材料都还依赖于国外，我们只不过是挣了微薄的苦力钱罢了。
来源：IT时代网 作者：王俊杰
去年11月，董明珠、关锡友等一批中国制造业的代表性人物参加了央视对话栏目的录制。期间，亚洲制笔企业的领头羊——贝发集团董事长邱智铭直言，国内缺乏高端制造设备这一现状导致生产圆珠笔的设备至今仍靠瑞士进口。董明珠当即许下承诺：“一年之后，这种设备我负责交给你。”
一个设备和一支好笔，董小姐许下的承诺看似简单，但事实上却并不容易。如今一年时间过去了，董明珠再次回到央视《对话》栏目，却没能拿出“造出世界上最好的笔”的设备。她表示，“没有做成不是因为我做不成，是因为他们的材料我没有。”
“只要你有决心，就一定能干好一件事”，是董明珠人生的坚定信条。然而，铁娘子这次在圆珠笔芯上终于认栽了一次。在她看来，毕竟材料技术不像电器，拆开就能看到内部结构。构成圆珠笔的笔芯材料你可以分析它的构成，但是你很难知道这个材料本身是通过什么工艺什么技术生产出来的。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小的一支圆珠笔，对加工的精度、材料的选择上都有很高的要求，其中的技术含量并不小。笔头和墨水是圆珠笔的关键，每一个小小的偏差都会影响笔头书写的流畅度和使用寿命。
据说，一支合格的圆珠笔，笔尖的开口厚度不到0.1毫米，还要考虑到书写角度和压力，球珠与笔头、墨水沟槽位必须搭配得“天衣无缝”，加工误差不能超过0.003毫米。
目前，我国已经可以满足球珠的生产需要，但球座体的生产，无论是设备还是原材料，长期以来都掌握在瑞士、日本等国家手中。由于国外生产设备对原材料的要求相对更高，国产不锈钢线材无法适用，也必须依靠日本进口易切削不锈钢线材。同时，与之相匹配的墨水也要从德国、日本等国家进口。
用国外的设备和材料生产不锈钢笔头，企业成本显然会更高，早在上世纪90年代，进口一台设备就要400多万人民币。这些年制笔行业中，产业链低端的利润空间在不断降低，压力也越来越大。
我们不禁疑问，一个能造出宇宙飞船、原子弹、航空母舰的泱泱大国，为什么会被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的“球珠”所困扰呢？
从表面上看，中国缺乏制造圆珠笔的模具，另外模具钢的生产也不合格，反映出的问题是精密制造研发能力不足。但究其本质，这个让人头疼的问题背后对应着“中国制造”所处的尴尬现实，即“重点领域一马当先，产业系统性水平落后”。
这在我国各行业核心部件难以国产化的现实问题中可见端倪。比如我国工程机械行业中大吨位、高端精密的发动机、液压泵阀等核心部件都依赖进口，电子信息产业中芯片长期以来难以攻克国产化的难题，机床行业高技术、高精密度机床生产核心部件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等等。
相对于钢铁产业，制笔是一个体量很小的行业。一家钢铁厂一天的产量可能就够制笔行业消化一年，对钢厂而言，这点利润微不足道的，它没有动力去搞研发生产，制笔企业也没有足够力量，因而只能依赖进口。
中国人口众多，集中优势力量攻破马桶盖或圆珠笔领域的难题或许并不费吹灰之力，但要在所有轻重产业上都能保持这样的水准与态势，就需要系统解决整体产业水平不高、基础力量薄弱的痼疾了。
一支圆珠笔的背后，折射出我国诸多产业要素困局，在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当董明珠大声疾呼中国制造时，欧洲同行在做什么？
作者：新浪财经欧洲站站长 郝倩
三年前，我做了个关于欧洲的新闻小专题，一个是探寻欧洲家族企业传承的力量，一个是探秘德国工业4.0。那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好的时代：有一个好概念就可以轻松融资上千万，创业者如织；中国的Jack Ma（马云）在欧美的名声盖过了Jack Chan（成龙）。
相比之下，我当时采访的很多欧洲制造企业依然是窝在某一个偏僻之地精工细作，不求爆发式增长，破坏性创新，只求细水长流。在中国资本市场“野蛮生长”的黄金时代，一开始我们也担心会有人关注这种“慢增长”模式么？事后证明，当时这两个小系列中所诠释出的优秀企业的另类生长模式引起很多中国中小企业的共鸣。
两年过去，市场形势时过境迁，这种转型的急迫感从去年开始更加迫切。
在一个推崇互联网+的时代，传统制造业的发声很少，可没有实体经济繁荣的资产繁荣和金融繁荣令人心慌。是时候重提“工匠精神”了。
“今天中国的创业者和投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没有经历过一个真正痛苦和真正漫长的经济下行周期，更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衰退。”这是易凯资本创始人王冉在7月份说的。
如果很多中国的创业者和中国企业采纳了王冉的建议，那么在随后的夏天，他们应该已经找了个能安静下的地方，远离朋友圈和碎片信息，认真考虑未来5到10年将如何面对一个低增长负利率，人民币贬值的社会现实。
以工匠精神为主题，我采访接触了十余家欧洲企业，实地考察并对话了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的六家不同类型的老字号的管理高层或家族接班人。他们分别是瑞士高级珠宝品牌固宝琳；钟表品牌瑞士积家；刀具企业维氏军刀；意大利高级定制男装品牌Brioni，以及两家响当当的德国企业：千亿级工业企业博世公司；豪车品牌保时捷。
Brioni学员们的工具：一针一线一技艺（摄影：Jake Curtis）
这六家公司诞生于不同的时代，有古老的裁缝行业，制表制刀以及金银匠行业，也有现代工业代表的零部件生产商和汽车企业。每家企业都经历过战乱，经济衰退，黄金时代，甚至可能因为行业变迁险些送命。我参观了这些公司的总部，欣赏了他们风景如明信片的工厂环境和高氧值的空气。他们都说了自己的故事，以及他们对“工匠精神”的认知。
有一家企业有160年历史，传承了六代人。年轻的家族掌门人直接告诉我，现在并不是一个好的时代，生意也没有以往那么好做，但是，“活过了160年，经历了太多的大起大落，在这期间，我们学到的就是一定要有适应能力，学会释然。”还有一个家族企业掌门人反复提一个词，要“谦虚”，他们甚至把“谦虚”这个词放在了家训里。
不把自己太当回事，也不把别人太不当回事，时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旦自我狂妄，就离死不远了——这是历史的教训。
上述六家老资历的欧洲企业都深谙“反周期”的原则，他们在牛市存钱，熊市投资，不畏惧经济周期，但也不依赖银行和借贷融资。看看他们所经历的生死存亡，再反思我们这个时代制造业所遭遇的困境，会觉得豁然开朗，相信坚持者终会有所得。
我根据他们的故事把“工匠精神”提炼出了七个关键词，分别是：手工，执着，细节，秩序，自动化，学徒制和传承。其中，手工，执着和细节是“旧世界”对于工匠精神的传统认知；秩序，自动化则是现代工业背景下工匠精神的新形式，以及现代人对机器人会不会抢夺人类就业的质疑。至于学徒制和家族传承，说的是成功的企业如何将他们的财富，和无形资产代代相传。这七篇文章会陆续在系列中发布。
工匠精神到底为何意？在象形字中，“工”字与“巨”通用，即规矩，做形容词用意为细致工整，精准严谨。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保障质量。不论好的时代和坏的时代，制造业理应质量为王，没有捷径。
一位意大利的高级裁缝和你谈他的工作，你问的是怎么做缝纫，他谈得却是艺术和激情。眼里身上都透着一股子自豪。他做了30年裁缝，可以闭着眼睛飞针走线手缝袖口，可为了让客户身上的西服更加合体，他还会上街偷偷观察他的客户行走坐派，再修改衣服。
意大利裁缝正在细致地裁量
另外一个瑞士制表师可以花一年时间组成一个两寸照片一样大的复杂功能机芯。他捧起机芯给你看的时候，就像一个小男孩举着一个水晶苹果，眼里全是喜悦。他说他是真喜欢看着机械表机芯里的小部件滴答摇摆的样子，有时候一个部件安装不好，他真会着急地想把头发都揪掉，甚至想上山狂奔。
美国知名社会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理查德-桑森特（ Richard Sennett）说过：
“工匠精神是一种人类本能的冲动，一种为了自己也要把工作做好的欲望。”
这原本是一种类似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设想，但在欧洲，这种匠人真的存在，前提是有足够好的土壤：社会给匠人以尊重，有保障的体面生活，以及最重要的——完善的企业和社会制度。
从历史的纬度来看，没有谁可以随随便便成功，产品质量都靠修行，从假冒伪劣到金子招牌，必有一个阵痛的过程。
今天看来优秀如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100多年前也曾被远远甩在英国制造后面，因粗制滥造遭人耻笑。他们之后开始自我反思，用制度规范德国制造。从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概40余年间，德国工业生产增长了六倍，出口增长了四倍。德国制造的金子招牌由此奠定。
更重要的是，德国人在100多年前逐步完善起来的产业制度规范和学徒制，让他们在二战之后的一片废墟里依然可以迅速崛起。
再说瑞士制造（Swiss Made）。 1800年，英国和瑞士每年各生产20万件钟表；50年后，瑞士钟表产量是220万件，英国还是20万件。当时瑞士钟表鱼最擅长造假英国或是法国钟表品牌。直到一批瑞士钟表品牌成长起来，修正工艺流程，不断发明改进生产工具，瑞士钟表才打出声誉。这个后来者居上也花了几十年之久。
瑞士机械表的心脏，小到看不见的擒纵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首先，关于精准。精准是好产品生长的土壤，保障质量，精密生产，不是用战术的勤奋掩盖战略的残缺，而是企业活得长远的根基。
我在瑞士卢塞恩旁边的小镇依巴赫-施瓦茨问了维氏集团CEO卡尔-埃尔森纳四世（Carl Elsener）瑞士军刀百年长青的的秘密。他说维氏的竞争力就是把每一个简单的部分精确地组装到一起，赢在细节。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一个品牌的价值应该是品质，功能，以及设计和创新，这四个价值中，做不到品质和功能性，其他两样都免谈。
现任瑞士维氏集团的CEO——58岁的卡尔-埃尔森纳四世
如保时捷公司创始人费迪南德-保时捷（Ferdinand Porsche）所说，改变很容易，改进要难得多。这些企业在某一个“窄域”以一步步小小的改进和自我突破，最终在行业竞争中占领金字塔顶端，游刃有余。
在德国，除了超级航母级的超级企业之外，还有几千家只在业内知名的零部件生产公司，他们九成以上都是运营了100多年的家庭企业，散落在慕尼黑、斯图加特、莱比锡近郊的小镇上甚至深山里，祖孙几代人一直专攻一类产品：轴承、阀门、螺栓等。这些色彩纷呈的优秀企业是欧洲制造的脊梁。
瑞士从欧洲大陆一度最贫穷的国家发展到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都是归功于对‘精准度’的把持。
其次，要尊重新科技，但不要神化互联网+和人工智能。
传统技术不代表就是落后的技术，也可能是最高效的：全球最大的飞机空客380的庞大机身是由两个工程技术人员一组，使用2.8万个柳钉手工焊接完成；英国最大的自行车企业连续几十年坚持用传统的铜焊技术完成车身焊接；在瑞士名表工坊积家，研发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切割工具，和使用了100年的传统技艺依然在使用，因为实践检验传统的不一定就是落后的。
我在斯图加特和博世集团负责工业技术产业的董事斯托瑟（Werner Struth）聊到了机器人会不会消灭人类就业的问题，这位工业4.0领域颇具威望的行家的回答十分简短：失业率和自动化程度从不相关，说技术革命带来失业仅是个“伪命题”。
“一个训练有素的技师在精确度上完全不逊于机器，而工人的灵活性又是机器根本达不到的。”这是保时捷独家配件（Porsche Exclusive） 总监Boris Apenbrink说的。
第三，这是来自德国和瑞士的经验：优质产品的生产技能，生产态度可以通过现代学徒制进行延续。
保时捷全球执行董事会成员Albrecht Reimold坦言：保时捷采取双轨制为公司培养未来的人才。我个人就很喜欢这种机制，因为很多大学毕业生很善于引经据典，可实际上他们甚至都不知道现实情况究竟怎样。
复杂的手工艺需要多年的操练，需要理解原材料，对工具的熟练使用。从这点来说，一个优秀的钢琴家，芭蕾舞者，作家，和一名裁缝，陶瓷艺人，钟表师都没什么不同。
同时，欧洲的很多现代工匠更多的是一种终生职业选择，并非“阶级固化”的副产品。在德国，生产线上学徒也可能成为明日一家工业大鳄的金领经理人，他们也可能出身某一职业技术学校，也可能是某一个工程或是化学专业的博士生，总之对产品和生产流程十分精通。如果没有学徒制，不仅老技师的技术无法有效传承，就连一种精密生产的精神也无从传递。
我们这几年也在呼吁学徒制，但目前国内精英教育为主旨的教育体系与学徒制不兼容。一个高效的学徒制，在制度上也需要学院，企业和政府三方无缝对接，缺一不可。
第四，家族企业的力量。很多优秀的欧洲大公司和中小企业不上市，不着急圈钱，为的是更好地世代传递商业初衷，不受诱惑，不变本心。
欧洲工匠精神中有难以拷贝的软实力，是通过学徒制身体力行，“心口传授”
工匠精神是现代制造业的良心。它是一种精神符号，既不定义身份，也不定义身家和职业。优秀的企业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必定会以保障产品质量为根本，其次才是创新和提升效率。要耐得住寂寞，有沉淀，有恒心，若坚持本心，可延续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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