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一群“迂腐”的人。
1938年9月，云南省主席龙云最宠爱的女儿报考西南联合大学附中，结果落榜。梅贻琦在主持西南联大时得到过龙云许多帮助，他们关系很好，于是龙云便让秘书长去找梅贻琦疏通。但秘书长为难地欲言又止，龙云发怒：“你还不快去！”秘书长小声地回答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没有被录取。”龙云顿时愕然，从此不再提及此事，让女儿上了一所普通中学。
还是在西南联大时期，还是这个梅贻琦，千辛万苦向教育部要来一笔学生补助金。按规定，他家四个孩子都有资格申请，可是他却一个不准沾边。而事实上，那个时候他的家用相当拮据，早已捉襟见肘，寅吃卯粮，可他宁肯举债，变卖家产，也不肯“瓜田李下”。
1946年，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到了上大学的年龄，结果考分与清华的分数线差了两分。同学们劝她找爸爸说说，梅祖芬摇摇头：“没门儿，想都不要想，我可知道这个倔老头！”她老老实实地选择了复读，第二年考入清华外语系。
在1946年的社会名流子女中，除了梅祖芬，还有两位女孩落榜清华，她们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梁再冰的妈妈，就是大名鼎鼎的才女林徽因，她认为女儿考卷判题有误，依照制度查看了梁再冰的考卷。但仅此而已，证明没问题之后，就再也没做什么。他们的女儿们，也都坦然接受落榜现实，没有请求父辈去走后门。因为她们知道，父辈也都是些“迂腐”的人，把操守名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绝不肯干出苟且之事。
还有一位很“迂腐”的老头叫翁独健，是著名历史学家、教授，还兼任北京教育局局长。翁独健的女儿翁如璧没有考上第一志愿清华大学建筑系，大哭一场，非要爸爸帮她想办法上清华不可。可翁独健不干，说：“正因为我是教育局局长，更不能那样做。”翁独健劝女儿去天津上大学，并勉励说：“只要自己努力，上哪个大学都能出人才。”翁如璧最后只得乖乖地离开北京去了天津。
被誉为“清华四大哲人”之一的潘光旦，也是“迂腐”之人。上世纪30年代中叶，安徽省主席刘镇华致函潘光旦，想让两个儿子入校旁听。但清华定规是不设旁听，潘光旦就此拒绝：“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解放后，潘光旦接高教局指令，责其办理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之孙到清华旁听事宜。时任教务长的潘光旦按章办事，毫不通融，直接拒绝。
（以上素材取自网络，感谢原作者。）
除了这些腐儒，武人要是迂腐起来也毫不逊色。
古代有一位大将，可算得上怕老婆的典型，有天愤然道：“我怕她做什么？”传下将令，点集大小三军，令人喊他夫人出来。夫人过来厉声道：“喊我何事？”他惶恐伏地道：“请夫人出来阅操。”原来这位将军行军极严，他儿子犯了军令，于是把他儿子斩了，夫人寻他大闹，他自知理亏，就养成了怕老婆的习惯。
这位将领的名字叫戚继光。
列举这么多“迂腐”的文人武将，并非在此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众所周知，这不是我的风格。况且，那些也都是学不来的。之所以不惜笔墨来对“迂腐”进行渲染，是因为对于秩序的设计与维护而言，“迂腐”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
秩序的根本原则是公平。那么，由谁来维持公平的秩序呢？
理论上讲，圣人洞悉人性洞悉社会，不偏不倚富有智慧，是维持秩序的最佳人选。然而，依靠圣人来维持秩序，在现实中存在着诸多弊端。
第一，圣人通常选择隐匿状态，与世无争。嗜欲深者天机浅，若是跟普通人那样执着于名利，那么凭此天机，绝难称圣。并且圣人也定知制道之精髓在于隐匿，贸然现世绝非好事。
第二，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告诫，圣人的存在往往教化不了普通人，反倒为大盗提供了极大便利。圣人在世以及圣人理论广泛流传之时，往往也是大盗猖獗之时。
第三，圣人在处世方面也有可能显得圆滑。因为圣人太有智慧了，虽然圣人不想被世俗羁绊，但如果实在迫不得已需要纠缠于世俗，那么圣人很有可能使出庖丁解牛的招术，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不偏不倚的原则。正因为圣人明白自己的能力与智慧，不想把自己的能力与智慧用于世俗中作恶，所以会主动选择隐匿。但如果世俗逼着圣人出山，那么就很难保证圣人能够每时每刻都做到公正了。
第四，圣人实在少得可怜。倘若几百年能出一位圣人，那绝对是一个社会的大幸（也可以说是大不幸）。而一个社会需要大量维持秩序的人，如此少得可怜的圣人，纵然有天大的能力，也不够塞牙缝的。
所以，需要放弃圣人思维，另觅他径。
最理想的情况下，由人工智能来维持秩序，也许最能体现公平公正。从利益/价值的角度来看，公平公正就是等价交换。只可惜现如今的人工智能在价值判断方面是个白痴，连什么是价值都理解不了，又何谈等价交换？由人工智能来维持等价交换岂非痴人说梦？所以秩序的维持还是得靠人类自己，至少在可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如此。
维护秩序时，极易受利益干扰而影响公平。任何人在与自己利益不相干的情况下，基本上都能做到公平公正。然而一旦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时，就很难做到公正了。所以，在由人类自己来维持秩序的情况下，要寻求公平公正，就必须考虑如何防范抵御利益对公平的侵蚀。这体现在“外求”与“内求”两方面。
“外求”方面，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制衡机制，以达到暴力的平衡，让恶人来办好事，这是维持秩序最根本的途径。请注意，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某些人是恶人，我指的是所有人都是恶人。有关这一点，我已在《理性的恶人》中做过分析。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过“外求”的途径不是本文重点，在此不展开讨论。
如果有可能，当然还是希望能找到相对合适的人选来维持秩序，这便是“内求”方面的体现。
若是把利益比作电流，那么大多数人是导体，有的人甚至是超导体，但也有少数人是绝缘体。维持秩序的最佳人选便是这些利益的绝缘体。倘若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类人，那便是“迂腐”。
这些迂腐的人，要么对利益不敏感，要么在他们心中有比世俗的利益更高的东西。总之，能够使普通人趋之若鹜的利益，并不能动摇他们心中对于公平公正的恪守。如果没有给他们提供合适的位置，那么这类人在生活当中肯定是被嘲讽的对象，然而当给予他们合适的位置之后，世人会感怀他们。
这也就是正所谓“君子在下位则多谤，在上位则多誉；小人在下位则多誉，在上位则多谤”。穷则独善其身，一个人纵然有着青云之志想为所有人谋幸福，却没有这个条件，所能影响到的最多只是他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此时他的迂腐、他对原则的恪守，非但不能为其周围的人们争取更多利益，反而很可能令他们倒贴，所以周围的人嘲讽他，辱骂他，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相反，那些没有原则和底线的人，会尽最大程度为自己谋利，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在为自己谋利的同时，必然也会给自己所处的小圈子带来好处，所以会得到周围人们的称赞。而达则兼济天下，迂腐的人处在高位，面对越多的人，其刚正不阿的性格将展现越大的威力，为整个人群谋得越大的利益。此时他接受的是人群中所有人对他的评价，而不仅仅只是他周围的那么一小部分人，因此周围那一小部分人对他的嘲讽辱骂会被其他人对他的赞誉所淹没。相反那些没有原则和底线的人若处于高位，那么除了他们自己以及其所处的小圈子获利之外，大多数人的利益将会被侵犯与损害，所以其周围的人对他们的赞誉也会被其他人对他们的反对与批判所淹没。
一个社会对于迂腐的容忍度，以及迂腐之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可以反映这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
可以说，对迂腐的嘲讽，就是对道德的嘲讽。
迂腐，才是撑起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脊梁。除非拥有特别健全的制衡机制，否则若是失去了“迂腐”，社会就会散架。所以，在健全社会秩序的过程中，“迂腐”尤为重要。
像珍惜珍宝那样珍惜“迂腐”之人，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撑起一片公正的天地，真正带给我们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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