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知与行之间的关系，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知行合一”。这是心学大师王阳明的核心思想。
何谓“知行合一”？很多人一定会说：这还不简单？不就是知识、认知要跟行为、实践相一致？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这话说得当然没错。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可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不至于一千多年来，连孔孟程朱都搞不明白，非得再来一个王阳明才能搞定吧？下级要是不拿点业绩出来，能糊弄得了上级？随便放个嘴炮，就真的能把古人都忽悠住？古人也没那么傻吧，傻乎乎的古人怎么能够生出这么机灵的现代人？别说高智商的大人了，就连三岁小孩，你要是跟他说糖不好吃，不给他糖吃，他都一定会跟你说：“你让我先尝尝呀，要是不好吃，那我才不吃。”这不就是知行合一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实践出真知，那是凡人的认知。高人们则会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看，这才够深奥，这才叫哲理。
所以，王阳明穷尽一生，难道就悟出那么点妇孺皆知的“知行合一”？这是完全不拿圣贤当高人啊。这是以俗人之心，度圣人之腹。事实上，关于知行，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要不然我也犯不着费好几个小时来长篇大论，那是对大家智商的侮辱，更是对圣贤的不敬。
这就好比牛顿三大定律，用来做初中物理题目是绰绰有余了，但若是研究半导体或者量子计算，那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大多数人所理解的“知行合一”，用来解决日常生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甚至科学探索，都是适用的，但还是没有考虑更难更复杂的情况。
什么情况？关于道德的困惑。道德是困扰人类整个历史进程的核心问题，道德问题是一切矛盾、一切祸乱的根源。人类科技一直在进步，到了近代当代更是呈指数级增长。然而人类的道德却并没有多大长进，甚至在很多地方严重倒退。
我们所了解到的很多传统文化甚至现代文化，本质上都属于宗教的范畴，我们都是在学习某些宗教的教义。宗教的核心就是道德。在真正的法治社会出现之前，任何一个社会都拿道德来充当法律，本质上都是政教合一。道德本身是美好的，但是跟法律混为一谈的道德会把社会拖入地狱。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努力，说白了就两件事：一是寻找真正的道德，二是如何将法律与道德分离。在近代之前，无论哪个国家，圣贤们基本上都只是在做着第一件事，而根本没有意识到第二件事的重要性。直至近代，世界各国才陆陆续续意识到第二件事的重要性并着手改变现状，做得好的步入了文明社会。而对于第一件事，古人没有完成，今人依然没有成功。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追逐可以清晰表述的道德，也许无异于水中捞月。
以上是关于道德的历史背景。
王阳明所提出的“知行合一”中的“知”，并不是“知识”“认知”的意思，那不需要由他那种级别的大家来阐述，随便拉个小喽啰就可以了。王阳明所说的“知”，意思是良知，也就是道德。知行合一，是有关道德与行为之间关系的论述。
王阳明之所以能跻身圣贤行列，是因为直到今天，大多数人对于道德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仍旧含混不清，而他却能在几百年前把这个关系基本理顺，并且身体力行，功绩卓著，成为世人的楷模。
为了便于理解，我先提一个小问题：“请问，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我们应该如何遵守道德，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我等待5秒钟。好，各位有没有陷入沉思？聪明伶俐的你是不是很快想出了答案？恭喜你……回答错误！哦，不好意思，技术失误，大家回答得都没错，是我的问题提错了，因为我并没有明确地告诉大家道德是什么，要遵守什么样的道德。事实上，没有人能回答何为道德，所以何谈遵守？
你可能会反驳：“可笑，道德还需要解释？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我们天天都在像吃饭一样谈论道德，难道吃饭这种事情还需要解释？脑子瓦塔拉伐？”没错，两千多年前的人们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慢慢地他们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因为那些把耳朵磨得起茧的“道德”，似乎并不是百分百正确。那些悟性高一点、脑子灵光一点的人于是在心底产生疑问：你跟我说的这些“道德”，是从哪里听来的？又是谁告诉你的？那个人可靠吗？凭什么由你们来制定道德，而我就不能参与制订？我有修改道德的权利吗？
所以说，管人跟养猪还是有区别的，人比猪聪明多了。上面这一系列问题导致了社会越来越不安定。想想也是，把人逼急了，连“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大逆不道的话都喊出来了，那么“道德良知，宁有定规乎？”这种质问也就不足为奇了。
于是专家们站了出来：“大家稍安勿躁，有事好商量。关于这个道德呢，大家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么说吧，你们如果非要问我这道德是谁定的，我也说不上来。如果你们一定要刨根问底，那就是老天定的！”众人似乎还是不服：“那究竟谁能代表老天？万一传达错了怎么办？万一我们觉得有些地方不合理又该怎么办？”专家们就说：“那我们就去找这个‘理’！”于是就诞生了理学。这个事情发生在宋代，以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所以称之为“程朱理学”。
当然，我刚才说的肯定有些片面。如果想要更加全面地回答理学诞生的原因，可参阅我之前写的那篇《诸子百家新解·儒学脉络》。如果不想细究，那么拿我刚才那段话打发一下也就可以了。
理学专家们开始忙活了。应当承认，古代的专家还是挺敬业的，也是诚心为老百姓着想的。于是，气头上的老百姓也就暂时平息了怨气，等着专家们帮他们找“理”。然而，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十年、廿年过去了，专家们还是没有个音讯。老百姓焦急地问：“专家同志，‘理’找着了没？”专家满头大汗：“还……还没……没呢，还在找，再等等。”老百姓眼巴巴地等呀等，眼瞅着花儿都快要谢了，可还是未见天理的踪影。慢慢地，人群又开始躁动不安起来了。
另一方面，那些本来就不太想遵守道德的人咧着嘴说：“既然这个‘理’还没找着，那我们就先随便玩点吃喝嫖赌啊、打家劫舍啊啥的打发一下无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等你们找着‘理’了，我们再来遵守哈。”理学家们气得直吹胡子：“你们这群天杀的，真是不知好歹！我还不是为你们好。罢了罢了，既然你们不领情，那就存天理，灭人欲！”
就这样，理学陷入了泥沼，走向了歧途。当时的理学家们忽略了几个重要问题：一、天理一定能找着吗？二、找到天理后能用语言文字表述吗？三、寻找天理的过程会不会很漫长？正因为忽略了这三个问题，所以他们想当然地使用了“先知后行”的方法，也就是先摸索道德，再遵照执行。用现代的说法，那就是，先做好需求调查，编写详细的计划，制定完善的标准，然后按照计划和标准去实施。完美！大家遇到一个新的项目，是不是也走这个流程？谁敢不这么干，领导肯定会打断他的腿。所以说，我们按照事后诸葛亮的眼光，觉得那些理学家们迂腐不开窍，但事实上他们的想法和做法，不会比我们这些现代的聪明人逊色。要知道，像程朱这些能够名留青史的理学大家，放在今天绝对起码都是院士级别的大人物，其智商和学识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还是陷入了困境，因为他们还是没能逃脱人们的思维窠臼——瀑布思维。简单说，这些理学大家们还是沿袭了“自上而下”的传统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面对明确的任务时，是非常正确而高效的，然而在面对“探寻天理”这个宇宙级难题的时候，却跌入了万丈深渊。
天理迟迟找不着，而为了维系道德，人欲一步步地被压抑，导致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应运而生。
其实王阳明的想法也非常简单：既然“先知后行”这个方法难以奏效，那就不如“边知边行”吧——这就是“知行合一”。所以“知行合一”的正解是知和行同时进行，也就是在追寻天理（道德）的同时，人们的日常行为依然不能脱离现有道德的约束。那有人不禁要问了：“道德都还没有找到，你却说要遵守道德，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睿智的网友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是的，一定要大胆一点！“道德”不是还没找到吗？没事儿，先凑合着用，我们一边用着，一边再去寻找更好的道德，找到之后就用新版的道德替换原来的道德，然后不断重复这一过程，道德就会越来越完善了，不是吗？
这就是阳明心学的精髓——用迭代思维去解决道德的难题。阳明心学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心即理，天理不存在于外物而存在于心中，这是对陆九渊心学的继承，其产生原因我已写到了前面提到的介绍儒学脉络的那一篇；二是知行合一，刚才已作了解释；三是致良知，良知就是道德，致良知就是依靠前面两点，最后到达真正的道德境界。此三者，分别为前提、手段和结果，构成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所以，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知行合一”，比起王阳明的格局，是不是稍微low了一点？
还是那句话，古代圣贤都是站在治世的高度来考虑问题的，哪怕下降一个台阶，恐怕都不会落入他们的考虑范围。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会站到王阳明的高度来理解“知行合一”，那就各取所需吧，毕竟，无论处于哪个认知层次，“知行合一”都是正确而有裨益的。
其实关于道德的迭代，在我的很多篇文章里都曾反复提及，有摘录为证：“只有找到一条遵循自然之路，让良心（道德）和秩序在相互依存相互制衡中螺旋式迭代上升，不断收敛，最后才能趋向统一，从而制定出真正由良心决定的秩序，同时用强有力的秩序为良心保驾护航。”（参见《道法自然》）我甚至还给出了数学上的粗浅证明（如《道德的引擎》。因为迭代实际上是一个数学或者算法的问题）。这个“迭代”太重要了，以至于当我在更加深入地了解王阳明之后，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而当聚焦这个道德的迭代之后，我觉得关于“知行合一”的其他思考都显得肤浅而没有必要了，我能想到的大家也都能想到，所以不再展开。
对于道德的追求而言，别的圣贤，如果是“文圣”，那么基本上都是先知后行、自上而下、顶层设计的瀑布思维，一定要让自己达到尽善尽美才有资格为人表率，一定要拿出尽善尽美的道德理论才有资格教化众人；如果是“武圣”，那么就只提兵法，注重“用奇”而对“守正”基本避而不谈，最多说一两句诸如“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守护正义维持和平”之类非常“顶层”的话语，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得已而为之的诡道诈术，更是离道德相去甚远，在他们心底其实还是先知后行的理念。
只有王阳明，大大方方地提倡道德可以在不那么完美的情况下大胆使用，真正体现了我说过的迭代思维的精髓——差不多就行了。你想等到一个绝对的完美的道德，恐怕即便等到宇宙重启依然会让你失望。王阳明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不像别的圣贤那样躲在书房皓首穷经钻研道德，或者拿出自认为完美的道德来教化众人，而是一边探索天理，一边积极地投入政治、军事，讨匪平乱，治世安邦。打仗可不是请客吃饭，需要用计、使诈、骗人、杀人，所谓慈不带兵，对罪恶零容忍的道德完美主义者是不可能做这些事情的。在所有圣贤中，只有王阳明敢于容忍罪恶，承担罪恶，本着知行合一的大无畏迭代精神，在罪恶中探索道德，在缺陷中寻找完美。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阳明精神。
无论处世还是治世，对不完美的道德的接纳和运用，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发展是有罪的，商品经济是有罪的，生产是有罪的，消费也是有罪的，一切都是有罪的，这些都是原罪。如果按照绝对的先知后行的原则，那么在摸索出毫无瑕疵的发展模式之前，人类就应该什么都别干。想想看，如果这样，那么人类社会还会存在吗？所以，追求无罪，追求完美的道德，最后反而会带来反人类的滔天大罪。
我们用电学知识来做一个类比。完全不含杂质的本征半导体接近绝缘体，而一旦掺上某些杂质，则可以变成良导体。如果把发展比喻为导电，那么西方宗教由于对原罪的承认，相当于出厂就掺了大量杂质，所以天生支持发展，是一块良导体；而东方宗教由于对原罪的拒绝，相当于纯净的本征半导体，所以天生对抗发展，是一块绝缘体。而知行合一的本质，就是用“不完美”的杂质，对追求道德完美的传统东方宗教进行掺杂，从而改变其“导电”特性。一个小小的“掺杂”举动，可以给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带来深刻的影响。
王阳明的思想不但在中国的文化史哲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海外也广为传播，影响深远。近代日本正是以阳明心学为发端，国民思想接受了改造，才有了后面的明治维新和小小岛国的崛起。窃以为，倘若中国明清时代能将阳明思想发扬光大，那么也就没有后来的小日本甚至八国联军什么事儿了。正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固步自封，拒绝“掺杂”，掩藏了阳明思想的光辉，导致了落后挨打。
思想观念不转变，再多的忙碌也是无用功。学习王阳明，最重要的是学习他那种“跳出来”的精神。跳出来，到更高的地方审视缺陷，也许，就那么几秒钟的顿悟，便可以改变命运。
当然，人无完人，王阳明也有其缺陷。跟其他理学家一样，王阳明同样强调要依靠教化、依靠每个人自身的觉悟来提升社会道德，强调了道德的个体性而忽视了道德的社会性。我曾多次说过，道德本质上是社会的属性，道德问题的本质是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人们不遵守道德，不是因为人们真的不明白道德，而是因为社会不给他们遵守道德的机会，社会也没有对人们的道德行为给予应有的奖赏。别人不遵守道德，却赚得盆满钵满，而我遵守道德，却得不到任何好处，那我为什么凭什么要遵守道德？你给我个理由先！
古代的圣贤们一直强调道德应该怎么样，人们应该怎么做，却并没有回答“为什么要遵守道德”这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包括王阳明。也许他们心里是明白的，但有苦衷不能说，懂的都不能说。一旦他们说了之后，老百姓追着他们的屁股，再问别的七个“为什么”八个“为什么”，那真的就不好收场了，上下都得罪，两面不讨好，还是少说为妙。
当然，时至今日，已不存在那些问题。所以我们要继承往圣的绝学，知行合一，早日实现他们心中的梦想。
其实，明白知行合一，一点都不难，难在如何把握不完美的度、行和知的偏离度。这是一门玄学。王阳明一生真正摸索的，是这个“度”。正因为对这个度的把握极其考验人的智慧，所以阳明心学散发了无穷的魅力，吸引了后世无数的优秀人才去学习、继承和发扬。
知不易，行亦难。因为两者皆难，所以唯有知行合一，才能化难为易，日臻完善，到达彼岸。
延伸阅读：
道德与法律
诸子百家新解·儒学脉络
道法自然
道德的引擎
宗教漫谈·欲望的困扰
罪恶——发展的第一驱动力
原罪
道德的赏与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