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以前仅发布于朋友圈的文章，将结合国内外形势，挑选一些陆续发布到本公众号。本文写于2020.6.27。
（下午看了一篇分析苏联工业体系为何走向衰败的文章，促使我提前写下此文）
软件开发领域有两个意思等同的术语——控制反转（IoC）与依赖注入（DI）。我一般更喜欢使用前者，因为听起来更有排面。
狭义的控制反转就是依赖注入：原本需要自己创建的对象，改为由外部创建，引用（即依赖）的时候，由外部“注入”进来就可以了。至于如何注入，那不关我事，你们看着办。在服务器端，Spring的一半作用就是干这事；安卓端则可以用Dagger等工具。
广义的控制反转，那就海了去了。
在计算机领域，“控制”可以理解为对象/规则/代码。原本由你来负责对象的创建、规则的执行，出于某些原因（或嫌麻烦，或为了分工，或为了延迟实现等等），这事你不干了，交给别人，也就是控制权反转给其他人了，这就是“控制反转”。这里的“其他人”，通常是当前模块的使用者。本来我是主人，你是仆人，我是来使唤你的，结果你反客为主，没点眼力架儿，反而把一些活还给我干了。您还别说，只有这么设计的软件才是好软件！现在你该明白，我为什么说开发岗位不招学生会干部背景的人了吧（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当然，“其他人”还可以是任何人。
面向对象、设计模式其实都是控制反转的体现。把“规则”封装成对象，才能方便地“击鼓传花”。对象的极简形态就是接口，接口的极简形态就是闭包。控制反转体现在数据层面就是基类对象，体现在执行层面就是动态绑定。而设计模式，说白了就是各式各样的控制反转手段。
控制反转不仅在程序内部广泛运用，也可以应用到程序员同产品设计师甚至用户之间的关系中。但这一点却被绝大多数开发人员所忽略。高明的程序员会运用巧妙（但并不复杂）的方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选择权抛给最终用户，而不是固化在程序中。其本质是将产品与需求解耦，是产品迭代的秘诀。我一般都会在机试题目中，考验应聘者这方面的能力。不过很遗憾，绝大多数人连这方面的意识都没有。据此推测，国内的大部分互联网公司，其产品代码并没有有效施行控制反转。
刚才讨论的是算力方面的反转。回到开头的话题，苏联工业体系如何从辉煌走向衰败？二战期间，受经济危机影响，苏联的工业体系从无到有，后来甚至达到超越美国的巅峰，然而却又在短短二十年之后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虽然苏联领导人一直处于没头发→有头发的循环更迭，但其“科技强国，重视基础”的基调一直未变，这一观念甚至在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超越美国领导人。苏联工业体系的衰败并非国家不重视，也不是民众不努力，上述两点到现在都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甚至都是超过美国的。其衰败根源就在于控制未反转，经济学的术语就是计划经济。苏联的工业经济是国家计划安排下的经济，所有发展规划与步调都严格由国家安排；而美国则是由国家以投资援助的形式对民营企业进行扶持输血。两者的根本区别是苏联的所有控制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没有任何形式的反转，所以非常僵硬死板，就像“套中人”别里科夫那样，天天盼望着“千万别出什么乱子”；而美国则是把大量的控制权反转到企业手里，企业就能动态地适应市场，并对市场变化做出快速反应。所以，苏联的工业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萧何就是计划经济。
由此，不难看出，对于是否需要控制反转，并不能简单地下结论。在落后、前期、基础的阶段，集中控制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可以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刀口上，有利于以最高效率办大事。然而，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具备一定规模之后，这种模式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根本原因是：大家都是凡人，而不是神！如果是由上帝来掌控，那控制还反转个毛线？你干的活会比上帝还好？然而，每个凡人的能力与效率是有限的，当系统具备一定规模之后，控制必须反转，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每个个体的优势。
企业经营权需要控制反转，公共事务的权力同样需要控制反转。治理国家跟管理企业，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也跟烹小鲜相仿。放眼世界各国，公共权力与经营权力基本上都是同时反转或不反转的。国家的权力分散些，企业经营权就会灵活些；国家的权力集中，企业经营权也会集中，当然，最后的归口肯定是权力，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
让民众参与决策，让民众发声，都是权力上的控制反转。话语权本身就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家庭，在饭桌，还是参加活动，谁是老大？当然是能叫你“闭嘴”的那个人。所以，允许别人发声，就是默许了权力的渡让。这不但是修养的体现，更是高明的治理技巧。
甚至暴力也需要控制反转。马克思说过，国家的本质是暴力机器。权力本质上是暴力的体面外衣。如果说出让话语权是男的给女的送花说“我爱你”，那么出让暴力就相当于男方在房产证上写上女方的名字。谁是真爱？哪个更容易变心？
控制反转的观念非常重要，重要到我必须要唱一首周杰伦的歌，才能表明我的态度：观念不及格，其他全部是乐色（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