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正义，常被人们放在一起讨论。关于道德，我已经作了很多分析与阐述，指明了道德的本质及外延。但对于正义，迄今为止，我好像还没怎么进行过深入的思考。
我想，在很多人的脑子里，正义与道德是差不多的概念，但似乎又有区别。然而区别到底在哪里，却又说不上来。
是什么勾起我对正义的兴趣？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最近我正在看。这本西方的《论语》，在西方思想界有着无比崇高的地位。洋洋洒洒50多万字（按翻译成中文来算）的大部头著作，相信很多人看不懂。其实这本书的主线非常简单，那就是——究竟什么是正义？一个正义的社会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的社会究竟如何实现？这三个“究竟”就是《理想国》的全部。
柏拉图采用“托师言志”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上述三大问题的见解，即借老师苏格拉底之口，来表述自己的思想。
对于第一个问题，柏拉图采用苏格拉底式的反诘法，否定了当时四种流行的正义观，但他还是没有给出正义的确切定义，只是回答了社会正义或者说政治正义的表现形式。对于第二个问题，柏拉图从各个角度描述了自己心中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其实跟我国古代圣贤描绘的乌托邦没有太大区别。柏拉图之所以成为柏拉图，是因为他并没有沉浸在自己描绘的这个乌托邦里，而是针对第三个问题，前无古人（也许）后无来者地老老实实承认并加以论证——这样的乌托邦根本不可能实现！
我们可以给柏拉图的《理想国》换一个标题——论正义及其不可能实现之原因。
柏拉图为西方后续政治奠定了“正义”的主基调，一如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为我们东方这边的后续政治奠定了“道德”的主基调。差别在于，西方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而东方则是在希望中传承希望。
也可以这么说，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拉开了西方“正义政治”的帷幕，而以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周代拉开了东方“道德政治”的帷幕。当然，西方也有道德的概念，但个人认为，在西方，“道德”偏重于宗教的语境，“正义”则偏重于社会/政治的语境，而在东方，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对理想的描绘都统一使用“道德”来表述。
道德是“道之德”，理解道德的关键是理解“德”为何物。关于这方面的分析我已经写到了《“德”之终极解释》。
而正义则可以理解为“正之义”或“以正待义”。正就是不偏，没啥好解释的，关键是何为“义”。柏拉图没能给出正义的正确解释，主要是因为他不懂汉语。这世界的终极奥妙，都隐藏在我们老祖宗发明的汉字里。所以，老规矩——依然祭出我们的“咬文嚼字”大法。
从义（繁体写作“義”）字的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可以看出，义原本是一种锯齿状的长柄兵器，杀伤力不强，仪式感极强，因此主要用作祭祀用的礼器，引申为祭祀的礼仪秩序。所以，义最初的意思就是仪——礼仪的“礼”，哦不对，礼仪的“仪”。其实两个都对，因为礼和仪是同一个意思。
所谓正义，其最初的含义就是不偏离/符合（祭祀的）礼仪。这话我是不是好像以前在哪里讲过？没错，这就是周代的“礼德”——以礼制为参照系的“德”，也就是孔孟所提倡的“德”。
如果非要较真，那么“德”和“义”原本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沿用我在《“德”之终极解释》里的类比，“义”是参照系，“德”是对这个参照系的符合程度。倘若为两者分别加上一个修饰词，那么就可以变成一样的概念了，也就是：正义=礼德。
柏拉图提出的“正义”同武王周公提倡的“礼德”非常相似。柏拉图给出了政治正义的原则：每个人必须承担一种最适合其天赋的职责。换句话说，每个人以最好的方式各司其职，这便是社会正义的体现。再来回顾一下我之前说过的那段话：“礼制的本质就是把人们按等级与职责进行划分，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萝卜都规规矩矩地待在坑里，不能跑到坑外，也不能越俎代庖。这就是周公为‘德’所搭建的参照系。”看到了没，两者是不是异曲同工？不过也不能说完全一样。周代的“礼德”强调的是职位职责，但并没有考虑人与人之间天性天赋的差异；而柏拉图则以充分尊重人们在天性天赋方面的差异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再强调每个人都要各安其分，各司其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因为周代和古希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和古希腊最相似？是商代。殷商和古希腊都是商业发达的“文艺青年”，而姬周则是个排斥商业、重视农业、老实本分的“普通青年”。姬周消灭了殷商，也灭掉了商业，改变了整个社会重利的习气。因为轻视利益，所以周代的礼德不注重人的创造力，也就忽视了人们天赋的差异。但古希腊是一个极其重商、注重利益的社会，势必强调激发人们的创造力。柏拉图作为古希腊哲学家，必然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所以他强调每个人的职务一定要最适合其天赋。
两者后来发展的侧重点也各有不同。礼德的中心词是“德”，东方社会后来的发展重心是改进这个“德”，也就是如何让人们的行为更符合现有的秩序，使社会更加稳定。而正义的中心词是“义”（仪，秩序），所以西方社会后来的发展重心是改进这个“义”，也就是调整社会的秩序，以便更好地激发人们的创造力来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利益。
也正因如此，东方社会的稳定性要远大于西方。我们看西方社会的历史，总感觉四分五裂动荡不已。率先提出正义的古希腊，没过多久就被罗马彻底灭绝，（躯体）永远淡出了历史。现如今的人们提到“古希腊”，一股崇敬向往之情油然而生，而若是提到“希腊”——哦，好像是欧洲的一个国家吧，仅此而已。古希腊的灵魂，并没有附在现如今的希腊身上，而是早已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东方的华夏，任凭风吹雨打，依旧岿然不动，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无论是古希腊的“正义”，还是姬周的“礼徳”，都是道德的雏形，当然，也都不是真正的道德。真正的道德是符合天道之德，重点是“天道”。换句话说，要把“礼”或者“义”朝着天道的方向调整，才是正道。柏拉图所提出的“义”，只讨论自由民之间的关系，不谈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离天道还远着。古希腊被罗马消灭之后，罗马基本上落入了柏拉图所担心的治乱循环的怪圈。虽然罗马人几乎把所有制度都尝试遍了，最终还是盛极而衰，难逃覆灭。这说明，西方在追求正义、寻找天道的道路上，也是困难重重，曲折艰难。而在以礼为本的东方，也意识到了天道的重要性，开启了对天道的摸索，其高潮阶段就是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遗憾的是也以失败而告终。
崇拜暴力的人类，也在那些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自觉不自觉地把王道霸道当成天道，于是，拳头、枪炮、权力、金钱代表了正义。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迟早会觉醒，明白王道霸道终究无法僭越天道，暴力主宰不了正义。
而随着人们对道德的向往，正义在人们的脑海里，也由最初的本意逐渐变成了道德的代名词。在后来的语境里，正义一词基本上等同于道德。所以，我们现在不管说正义还是道德，都是一回事。一个大同社会，我们可以称之为正义社会，也可以称之为道德社会。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改名为《论正义》，是西方版的《道德经》。不过窃以为，老子的《道德经》，比起柏拉图的《理想国》，要更胜一筹，因为《道德经》更全面，更积极，更精炼，更深刻，更具前瞻性。看不懂《理想国》没有关系，读懂《道德经》就可以了。
应该说，迄今为止，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离真正的正义社会或者说道德社会都还相距甚远。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悬殊的财富，就不会有那么频繁的战争，就不会有那么揪心的内卷。
我们也不要像柏拉图那么悲观，认为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拙劣模仿和投影，理想国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梦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理想国也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道德，正义，也是要有的。就算理想国实现不了，道德或正义也能让我们的下一顿晚餐吃得更香，让我们明天的道路变得更宽敞，让我们的子女生活得比我们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