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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是至今都困扰全世界的大难题，也就是李约瑟难题。
人们给出的思路五花八门。面对这样一道世纪难题，随便从哪个角度切入，都可以写一篇至少几十页的论文。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数学的不足，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形式逻辑体系的缺失，有人认为这是受小农经济的制约，有人认为这是受实用主义的干扰，有人认为这是受科举制度的压制，有人认为这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有人认为中国本土没有出现真正的宗教，有人认为自耕农受压迫太甚导致资本、技术、人才无法从农业向工商业外溢……
都对，也都不对，因为都还没有触及本质。所有这些都不是东西方的本质差异。那些表面上古代中国所特有的因素，实际上在西方也并不少见。“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嘛。
其实东方人西方人都是地球人，基因几近相同，智商、天性等“出厂设置”原本也不应该存在差异。如果真的存在差异，那么就应该分成好多个人类，比如A人类、B人类、C人类，但这样显然反人类。后世人们所感受到的东西方差异，实际上是由当时的一些突发、偶然的因素所引发的，这些因素在往后的社会演变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巩固，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稳定，固化到了文化中，从而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种种现象。
脑洞不够？平行宇宙！假如存在平行宇宙，我们穿越虫洞，进入另一个平行宇宙，说不定能遇到那边的李约瑟博士，他也提出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问题：“尽管欧洲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欧洲发生？”这回该轮到西方人纳闷了。
看来要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关键还是在于交流沟通。两个平行宇宙之间要是能够顺畅地交流沟通，那么很多难题就不是什么事儿了。
在科学家们找到平行宇宙之前，咱们还是先回到现实，用土法来试着抽丝剥茧，看看能不能揪出那个“罪魁祸首”。
肯定有不少朋友看了我这个题目会嗤之以鼻，觉得我是在吹牛。没错，我就是在吹牛，可为什么我今天敢吹这个大牛皮？因为前段时间吹了好几张不小的牛皮，反响还不错，虽然也有人嘲笑我，但嘲讽挺正常，你不嘲讽，我还难受呢。自从前几天写了那篇关于厚黑学（成功学）的文章后，我感觉浑身都脸皮厚起来了。今天把那几张大牛皮拼凑起来，就是一张更大的牛皮了，只要拼得好，就有可能不破。我都吹了些什么牛皮呢？我把东西方宗教的一些差异挖了出来，我把诸子百家学说梳理了一遍，我把理学心学琢磨了一番，我把“德”的本质搞清楚了，我把商业逻辑也理顺了。当然，最关键的临门一脚，还是老办法——洗澡。骗你小狗，我昨晚洗澡前还在想着，我现在的知识储备量还远远不够，还是等我继续看几年书再来思考这个问题吧，可就在洗澡的时候，我豁然开朗，觉得把上面那些牛皮都拼起来，不就可以破解这道李约瑟难题了？管他呢，择日不如撞日。由此可见，洗澡真的非常重要。比尔·盖茨是个技术和商业天才，原本到今天为止都可以一直稳坐世界首富的宝座，只要他稳持微软40%多的股份，那些卖火箭的啊、卖包包的啊、网上卖货的啊根本就不是他对手，在他面前简直就是幼儿园水平。就是因为他不爱洗澡，好几天洗一次，所以才犯了迷糊，丢了首富宝座。
综上，要勤洗澡。
在吹上述那些牛皮的时候，我给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商业化是工业化和科技进步的前提条件（参见《商业与商业模式》）。因为从古至今，人类一切活动的本质都是价值交换，哪种社会模式越能促进公平合理的价值交换，就越符合人类的天性，社会的创造性积极性就越高，社会就进步得越快。商业的本质就是价值交换，所以商业化程度越高，社会就能够越快地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进发，工业化和科技的突飞猛进，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所以，关键是要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了商业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忙于厮杀，一边厮杀一边种地畜牧，以便养更多的人，杀更多的人，抢夺更大的地盘。所以最早的人类文明基本上都出现在各个“美索布达米亚”（即两河之间），华夏文明（长江、黄河之间）、古印度文明（印度河、恒河之间）、苏美尔文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之间）、古埃及文明（虽然只有一条尼罗河，但别忘了旁边还有一条红海，而尼罗河流入的是神奇的地中海）都发源于各自的“美索布达米亚”，因为这样的地域最适合发展农耕经济。那时候的人们，最重视的就是农业和战争。农业需要靠天吃饭，所以需要祭祀，世界各地的最高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全都是祭司阶层。也于是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至于商业，那都是相当被边缘化的。
也许上帝觉得太无聊了——我造出来的人类，怎么都一个德性，只知道打打杀杀，种田养猪，还能不能干点别的？片刻，神说：要有两朵奇葩！于是就有了两朵奇葩，东西各一。西方那朵叫（古）希腊，东方那朵叫殷商。为什么称其为奇葩？因为这两位仁兄，跟当时世界上其他的部落、城邦或民族都不太一样——特别爱好经商，有事没事就搞搞价值交换啥的，所以商贸特别发达。这在当时绝对属于不务正业，所以再发达，别人也不会向他们学习。
古希腊人的商业贸易是专业化、跨氏族、跨地域甚至跨国界的。商业活动的前提是平等，古希腊人在商贸过程中形成了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并取得了经济独立。马克思把古希腊的这段历史称为人类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但也正因为如此，古希腊人对于战争显得相对没那么热衷，同时还有一个非常犯二致命的地方——净琢磨那些不实用的科学理论，还乐此不疲，也就是说只仰望星空而不脚踏实地，虽然搞出了《几何原本》、浮力定律这么些牛哄哄的理论，但还是被相对野蛮而强大的罗马人给消灭了。虽然民族消亡了，但是古希腊文明的火种却被保留了下来，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黑暗而未曾熄灭，隐忍到文艺复兴，终于重新燃烧，并形成燎原之势，一发不可收。从那时开始，西方的科技和工业才正式发力，一骑绝尘，把东方远远甩在身后。雅典虽然在躯体上被摧毁了，但灵魂一直飘荡在欧洲上空，后来随一帮落魄农民和工人、清教徒、流浪汉以及囚犯远渡重洋，去了另一个地方，转世投胎，并取了个新名字——费城。
虽然古希腊确实挺牛的，但其实上帝更照顾的还是我们华夏，因为具有同样浓烈商业气息的殷商，比古希腊要早几百年的历史。我们用“商”来指代“买卖”，足见商代商业之繁荣。商族是来自东夷的游牧商贸民族，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探索精神、开拓精神甚至叛逆精神，我想这很可能跟他们原先在大海边生活有很大关系。上帝选择的这两朵奇葩，都是在海边长大的（不妨把地中海也看成海吧，毕竟这么大），也许是因为大海比陆地的大河更能孕育出开阔的眼界和闯荡的精神。大河孕育的是农业文明，大海孕育的是商业文明。
如果没有那个泾水渭水之间的中小微“美索不达米亚”——姬周——的异军突起，殷商还真有可能会发展成罗马。然而，牧野之战粉碎了殷商的罗马梦。其实武王伐纣能成功，可以说是三分靠打拼，七分靠运气。为什么？因为实力太悬殊了。据不可靠统计，当时殷军号称七十万，而周军则不到五万。武王伐纣前，占卜结果是——不吉，几乎所有人都吓得惊慌失色，只有姜太公坚持。姜老先生是反商同盟军中的羌族领袖，羌族跟殷商是死敌，因为商人俘虏了羌人，就用来做献祭的牺牲品，这不能不让羌族恨之入骨。所以，占卜结果如果是吉，那就打！如果是不吉，那就是不准，接着占，直至占到吉为止！结果呢？居然真的打赢了，而且当天殷纣王就战败自焚了，以至于姬发开心地唱起了周杰伦的那首——呜，胜利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我不，哦不哦不，我不能不想……（姬发不能不想什么？稍安勿躁，后头会说）
这是一次典型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也是改变华夏民族文明轨迹的战役。可以这么说，牧野之战的结局，奠定了华夏后面三千年的总基调。往后所有战争加起来的影响力，都不及此战。如同古希腊被罗马消灭导致西方商业的衰退一样，商业的尝试在华夏文明的初期同样被扼杀了。也许东方跟西方一样，时机都还未成熟。不过，也如同古希腊，殷商的商业精神在三千年后终于又复燃了，而且商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重新成了社会的主角——十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我们身边不是充满了商人吗，我们不是都崇拜商界领袖吗，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商业活动的一份子吗？商魂不死，商业永在！
古希腊和商代的结局是相似的，然而文明的延续却迥然不同。古希腊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文明并未消亡，罗马在相当大程度上继承了古希腊文明，为后面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然而，虽然商人融入了华夏，可商代文明却基本上没有得以传承，华夏文明的真正奠基者是姬周。我们印象中的殷商，除了甲骨文、司母戊大方鼎以及跟姬周联袂出演的《封神演义》，还剩什么呢？恐怕已所剩无几。
所以，我们得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
在分析之前，还是先替殷商说几句公道话吧。我们大部分人对殷商的印象来源于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仿佛纣王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大混蛋。殷商确实有点野蛮，但也没有小说中那么不堪。毕竟，神话故事是编的，历史也都是由成功者书写的。比如，我们用“酒池肉林”来指责纣王无道，其实是不太厚道的。如果真的能达到酒池肉林的程度，那恰恰证明商代商业高度发达，就像现在美帝人民用牛奶泡澡一样。面对酒池肉林，真实情况很可能最多只能想想而已，即便心有余也是力不足，我们总不能仅凭作案动机来给人定罪吧？要不然全天下男人都应该被抓起来了，不但个个都是花心大萝卜，“糟老头子坏得很”，还时刻携带作案工具。
但想必殷商也确实好不到哪儿去，那就姑且认为，殷商是个调皮捣蛋的坏青年，姬周是个老实本分的好青年吧。我们把古希腊和殷商的灭亡进行对比，会发现，前者是强大的劣币驱逐弱小的良币，而后者是弱小的良币驱逐强大的劣币。此处说的优良是相对而言的。罗马比古希腊野蛮却也更强大，而姬周比殷商文明却也更弱小（而且不是一般的弱小）。在靠拳头说话的丛林社会，古希腊被罗马消灭是顺理成章的，而殷商被姬周消灭却有点不可思议。弱小的姬周居然能以小鱼吃大鱼的方式打败强大的殷商，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殷商确实比较野蛮残暴，不得民心，然而这是我们现代人的看法，在杀人如割草的那个时代，充其量也就是有点过分但还没到达不可思议的地步。第二个原因才是最主要的，那就是殷商因为强大而四面出击，导致都城兵力空虚，加上军队中很多人是由俘虏组成的，别说战斗力不强，关键时刻还可能倒戈反击，即便“血流漂杵”都不足为奇了。所以武王灭纣的真正原因是趁虚而入，钻了空子。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姬周在夺取了殷商的江山后，不但没有洋洋得意，反而忧心忡忡。他们在总结自己取胜经验的同时，更是反思殷商的失败教训。这是“弱小的好人大败强大的坏人”之后的特有现象。弱小、好人、大败，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倘若强大，就会认为胜利理所当然；倘若是坏人，就没有那么大的格局去思考别人的缺点；倘若不是大败而只是小胜，对整个社会格局也不会带来多大影响。正因为姬周过多地关注了殷商的缺点而导致忽略了其优点，加上姬周本身一直从事农耕劳作，没有多少商业意识，所以殷商的商业优点就被他们直接无视了。而因为以弱胜强是多么地来之不易，所以姬周十分珍惜这份战斗成果，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打败殷商的根本原因是殷商缺德，而周人有德，所以失德是亡国的根源，想要基业永固，就一定要以德治国，而且要把这个德运用到极致。这就是华夏文明一直强调以德治国的由来。此后虽然频繁改朝换代，但这个主旋律从未变过。我们可以承认，武王周公他们是真心实意的，但是往后的朝代，恐怕没几个帝王会像他们这么想。虽说如此，但是在外人看来都差不多。所以庄子才会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在获胜一方中，“小鱼”的概率很小，“有德”的概率就更小了，“大败”（吃掉！）的概率也很小，三个极小概率事件居然同时出现，学过概率论的同学都知道，几乎不可能。所以，周灭商这种小鱼吃大鱼而且吃得如此彻底干净的案例，可以说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就导致了，只有华夏族才会对“德”如此重视。西方的战争不比我们少，然而武王灭纣的故事从来没有在他们那边上演，所以西方人从来没有多少“德”的概念。
事实上西方只有哲人，从来就没有圣人。哲人是智慧极高的人，对道德却没什么要求；圣人则不然，非但要智慧极高，而且道德上也必须没有瑕疵。所以，我们把“sage”翻译“鼠尾草、智者、哲人”都没问题，但不能翻译成“圣人”——人家根本就没有“圣”的概念啊！同样，我们把“Christmas”翻译成“圣诞节”也是不准确的。Christmas是基督的节日。基督是谁？是弥赛亚，是救世主，是上帝之子，也是上帝本人，是全宇宙的造物主、至高神，岂止于圣人级别？！把Christmas翻译为“圣诞节”那是对神的不敬与矮化，应该翻译成“主诞节”才对。差点忘了，“圣经”的翻译也不对，应该叫《主经》或者《神经》。好在耶和华同志宽宏大量，不跟我们计较。也好在老外汉语不精，不知“圣”为何方神圣——可能就是“主”的意思吧，那没事儿了。
所以，不要用我们“有德”的华夏文化去套“缺德”的西方文化。人家没有这个概念，也没有这个意识。在人家的意识里，契约比所谓的道德重要多了。
是否提倡“德”，是否以“德”为中心，才是中西方文明的根本差异。其他一切差异，都发轫于此。
只有看过我之前文章的朋友，才会明白，历史上所说的“德”，跟道德是有差别的。德是严格符合某一套规则体系的规则体系。是不是有点拗口？这就对了，我故意的。想要听不拗口的解释，那就去看我以前的文章。总之，在我们的现实语境下，有德的表现就是守规矩，而且不是一般的守规矩，是要毫厘不爽、完美无缺地遵守规矩。这套规矩还超然于法律，法律也要基于这套规矩。守法，是“七八分”遵守这套规矩；而有德，则是“十分”遵守这套规矩。（以上参见《“德”之终极解释》《德、法、术的三角恋》。）
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德的最重要特性，那就是——完美。对一个人提出“德”方面的要求，本质上是在吹毛求疵。
武王周公确立德治的施政理念，也就意味着抛弃了商业。事实上，如果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商业与道德是天生相矛盾的。无商不奸，无奸不商，这话会让不少人很愤怒，但其实说得一点都没错。我已经专门作过证明，基于商业的社会发展，都是由罪恶来推动的。水至清则无鱼，如果强调严格遵守道德，那么这个社会就不能够有任何商业活动，不会有任何发展。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无法步入正常的商业轨道，商业一旦萌芽就被扼杀，再萌芽再被扼杀，就是因为一直强调德治，强调完美，强调不能有道德瑕疵，强调不能犯错，强调不能有罪恶。中国的皇权固然让人窒息，可西方的中世纪也不遑多让，有过之而无不及。把中西方的历史一项项进行对比，我觉得很难找出中西方的真正差异，除了对“德”的认识与要求。
对“德”的无比“重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圣人崇拜，真的是我们全球独享的专利。也就仅此一项专利而已，除此以外，人有我有，我有人有。
德不能悬空，需要参照系（但这个参照系不会有人跟你直说，除了我）。道德是德的理想状态，在现实中两者是不可能绝对等同的。我们历史上的德，本质上都不是道德，而是礼德——以礼制作为参照系的德。要是每个人都平等，就不需要那么多繁文缛节、规行矩步了，所以礼制的本质是不平等。越生分、越不对等，越需要礼，因为礼来源于祭祀，是蝼蚁般的人类向天神地祇跪拜，祈求怜悯保佑的仪式。我对你行礼，是因为你身份地位比我高，我求你帮帮我，或者我求你别害我；也或者是因为我吃不准你到底是什么来头，到底是能帮我还是想害我，稳妥起见，还是行个礼吧。我有求于你，我才会给你送礼请你吃饭，就像在祭台放上冷猪肉请神吃饭。我们的送礼文化、餐桌文化，本质上都来源于从周代开始的这套礼制。所以，即便再怎么退化，礼的本质还是祭祀（即请神吃饭），还是体现了尊卑。以礼为制，是跟天道相违背的，所以礼徳要想朝着道德靠拢，就需要对礼进行弱化。而历朝历代非但没有对礼进行弱化，反而不断强化，不但整出一套套严密的理论体系，还将其跟道德画上等号，把道德也拖下水，搞得老百姓越来越迷糊，连道德也不相信了。
以不平等为基石的“礼德”，跟作为商业之基础的平等、独立精神背道而驰，商业在这样的土壤里，怎么可能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即使能长出来，那也是歪瓜裂枣，或者挂羊头卖狗肉。
而即便是符合天道之德——道德，都是发展商业的拦路虎，更不用说把人牢牢束缚于礼制而动弹不得的礼德了。只有放松束缚，允许不道德的行为，才能激发商人的动力，让他们有闯劲有干劲。当然，这些不道德的行为一定要有度，不能逾越法律。所以，发展商业，不要提道德，但一定要加强法治，而法律的制定则必须严格基于道德。绕来绕去，商业的运作最终还是离不开道德，只是通过法律这种形式，给人们一个台阶：“看，我没有把道德强加给你，这回你开心了吧？你用什么手段我不管，快点赚钱去！”于是商人们就吭哧吭哧屁颠屁颠合法“作恶”去了，心想：终于没人跟我扯什么道德了，好开心啊，只要我小心点别触碰法律那张网就好了。殊不知，对于作恶者来说，法律只是道德养的一条看门狗，最终还是得看道德的脸色（不过恶狗除外，会咬主人）。但这样已足够了，商人的积极性就能被极大地调动起来。
德会阻碍商业，根本原因是它（表面上）太强调正直了，对人们提出了过度且过分完美的要求，希望人们没有瑕疵，没有污点，不许出错，就像用捆仙绳把人捆得死死的。国人普遍缺乏冒险精神，贪图安稳，不敢尝试，害怕犯错，就是为了不辜负德对我们的殷切希望。我们总嘲笑外国人太鲁莽冒失，嘲笑那些“外国人少系列”，但可曾想过，我们自己也有可能遭遇另外版本的“人少系列”？想要人不犯错、人无瑕疵、人无缺点，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事都别干。所以在德治的指挥棒之下，人们会变得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试问，每个人都这么想，如何发展商业？而商业裹足不前，如何发展科技，发展工业？
一切都循规蹈矩，没有正常的商业运作，社会怎么可能积累足够的财富，人们又如何获得想要的财富？而人是从野兽进化过来的，骨子里透着贪婪与野性，在没有获得足够多的利益的情况下，想让人老老实实地遵守规矩，是绝无可能的。所以，用道德去要求每个人，只会让每个人都变得越来越没有道德。内心已经失控抓狂，表面上却还得维持道貌岸然，于是只剩下勾心斗角这么一条路可走了。
武王周公还是把人性想得太美好了，典型的“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其实从他们推行礼制的第一天起，礼乐就开始崩坏了。套用腐国毒舌王尔德的那句名言：“离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结婚。”所以，周代逐渐礼崩乐坏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礼乐制度。不是所有的规则都是用来打破的，但礼乐除外。礼乐制度，就是用来崩坏的。当然，它还可以用来催生诸子百家，这里面有人维护礼乐制度，也有人反对礼乐制度。
德还有一个作用范围的问题。武王周公设计的“德”，是希望所有人都遵守的，包括天子、公侯、家臣、百姓，因为他们自己能够做到，或者他们相信他们自己能够做到。我们也可以相信他们能够做到。然而，要达到德的要求，对普通人来说是不大可能的。那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逃离德的作用范围。哪里最安全？加入制定德的“参照系”的那个人群。这跟“刑不上大夫”是一个道理。“参照系”也是人定的，制定参照系的人，肯定会想方设法让作用范围避开自己，最大程度地减少对自己的伤害。于是每个人都削尖脑袋往那个人群里钻。而商人的地位在历代都是最低下的，但凡有点门路、有点本事的，都不会考虑去从商。所谓“利出一孔”，这个孔绝对不会朝普通商人开。在人人都逐利的情况下，有了更好的选择，自然没有几个人选择去做“利润”最低的商人，营商环境进一步恶化。
对“德”的态度也深深影响着宗教。西方人没有道德概念，西方宗教的教义里，也没有多少涉及道德的内容。当然，西方宗教也强调爱，但这种爱本质上是为契约服务的。上帝跟人类签订了契约（1.0版基本条约+2.0版代理条约），会在未来某一天回来解救人类。因为上帝爱人类，所以祂一定会回来，我们也一定要相信祂会回来。上帝如此爱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也要相亲相爱，也要像上帝那样遵守约定，这样才不会让上帝失望。所以，一切的一切，包括爱，都是为“守约”服务的。西方宗教的核心只有两个字——契约。时刻遵守契约，终有一天，上帝会接引我们去往天堂，所以西方人才这么看重契约。
其实所有宗教都是契约精神的体现，只不过西方的契约比较直接外露，而东方的契约比较间接含蓄。西方宗教由于没有道德的干扰，所以契约没有被遮挡，人们看得比较清楚。而东方宗教则被道德挡住了视线，使人们难以看清宗教的契约本质，久而久之就让人们淡忘了契约。而商业的本质是合作，合作需要契约，契约意识淡薄，势必会减弱合作，这也是东方商业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宗教是文化的根源。每个人脑中根深蒂固的概念，本质上都来源于宗教。宗教的本质都是道德，然而，对“德”的认识与态度，决定了各个宗教之间的根本分歧，也由此决定了人们对契约的态度，进而导致的结果是，对于“德”，有的存而不论，有的论而不存。
由此看来，东西方的根本差异确实在于“德”，一切差异都是由“德”衍化出来的。这也是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不遗余力地在很多文章里谈论德及道德的原因。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道德都代表着一种完美境界，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也是时刻指导我们言行与社会发展的“第一性原理”。然而，对完美的追求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在追求完美的途中，必须接纳不完美，这就是道德的悖论。
华夏文明，正是因为多了“武王伐纣”，才导致了同西方文明的根本分歧。周灭殷商的最重要结果，是让“德”成为华夏最重要的意志。所以，欧洲那个德意志国家是假冒的，我们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真正的“德意志”。
德要求完美，而商业并不要求人们完美。我们也没有必要把商业捧上天，不必羞羞答答地遮掩、否认：商业来到人间，天生就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所以，我们从周代开始，就一直抵触商业。然而，没有商业，社会就会停滞不前，因此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原地踏步。我们有着傲视世界的璀璨文化，我们在科学、数学方面的起步并不晚于西方，我们原本有着无数可能，在科学和工业上将西方远远甩在身后，然而，以道德为标杆的社会模式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洁癖，使人们唾弃罪恶，害怕污点，不敢试错，这些观念逐渐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文化，深入人心骨髓，代代相传，加上统治阶层别有用心的包装美化，使得这些观念的破除难于登天，也使得商业化的进程充满了超乎想象的崎岖。而商业精神的缺失，又造成了独立人格的丧失、自由意志的淡漠，既阻碍了科技和工业的进步，也使人们在文化上难以突破传统的束缚。周代经过一番挣扎之后被秦所灭，之后，从秦朝开始，一直到清朝结束，华夏文明都没有取得根本性和实质性的突破。
不过，并不能说完全没有机会。最大的机会，就是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这个“知行合一”，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肤浅的“知行合一”，那种鸡汤水平的大路货，撬动不了华夏文明的车轮。“知行合一”的真正含义，需要到我那篇《知行的困惑》里面去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本质上是对传统观念中的完美主义进行“掺杂”，以便适当接纳不完美，接纳肮脏与罪恶，这才是阳明心学最大的社会意义。倘若当时的人们明白了王阳明的良苦用心，华夏文明就会出现重大转机，换上崭新的发动机，加速前进，说不定西方都赶超不上我们。可惜人们还是没能理解王阳明，就连王阳明自己也不是特别清楚，他正在进行一个改天换地的探索。就这样，我们失去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好了，一口气说了那么多，还是做个简单的总结吧。造成东西方近代文明差异的根源，是华夏几千年以来以“德”为指导的社会治理模式。是武王伐纣消灭了殷商继而导致了这种局面。“德”治模式，过于强调遵规守矩，过于强调追求完美，极大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与手脚，使人们不愿、不敢、不能开展正常的商业活动，科学和工业的革命当然也就无从谈起。其实，对商业、科学、工业的束缚还是其次，最关键、最致命的在于对思想、观念的束缚。
阳明心学意义重大，原因在于它不光指明了心——也即精神意志——的重要性，同时对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观念提出了质疑，允许和接纳不完美，甚至对罪恶给予一定的宽容，可以对华夏传统文化这块对商业“不导电”的“本征半导体”进行“掺杂”，使之成为一块“良导体”，为商业的繁荣和工业革命奠定基础。只是……可惜！
可惜的还在于，王阳明没有把上面这番话挑明，需要大家自己去悟。我也不知道我说的这番话对不对，是不是王阳明的本意。但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我的逻辑是自洽的，而且阳明心学在别国真真切切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这就足够了。
本文的分析，仅基于一条原罪假设：以商业化为主导的发展，天生带有罪恶。如果你承认这一点，那么对于困扰人们已久的李约瑟难题，我们就可以通过一套逻辑分析，给出非常简单的答案——以“德”为中心，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源。
其实西方近代科学和工业之所以能甩开东方，根本的诀窍就是承认了我上面这条假设。因为他们承认自己带有原罪，所以死猪不怕开水烫，什么事都敢干。没干好，债多不愁，虱子多了不痒，本来罪孽已深，再多来一条又何妨？而要是干好了，那就是戴罪立功，将功补过。那还怕什么？干就完了！而我们洁身自好，不敢承认上面这条假设。我们本来一身清白，没有罪孽，一旦做事，要是干好了，跟原来一样是个好人，而要是没干好，则变成了有罪的罪人。那到底干还是不干？……算了，还是别干了。
德是一个标签，一道封印。《西游记》里，把孙悟空镇压在五行山下的，是如来佛祖的那道封印。五行山代表世俗，如来佛祖代表圣人（如来即佛，是梵语“圣人”的意思），孙悟空是心猿，当然代表心了。所以，吴承恩的用意非常明显：圣人按照自己的标准，借助世俗的力量，可以把所有人心镇压住，再有本事的人也无法逃脱。要想脱离压迫，施展拳脚，方法非常简单——摘掉封印即可。吴承恩没有告诉我们封印的咒语是什么，我来揭晓这个谜底吧，这个咒语只有一个字——德！
现在明白西方人为什么不提道德，不提圣人了吧？招惹过来，就是给自己贴上那道封印，从“齐天大圣”变成那只被压在山下动弹不得的“死猴子”！
在我们这儿，贴上“好人”标签的，往往一辈子碌碌无为，或者尽干那些“正确”的错事，反倒是那些捣蛋鬼、皮大王更容易出成绩。原因也就在这儿。
所以，解决办法也非常简单，不妨称之为“三德原则”吧——心中有德，口中无德，容忍缺德。
德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是，把它放在心里，不要说出来。也不要过度追求完美，这个世界正因为有着那么多的不完美才变得更加完美。所以，我们要一定程度地容忍缺德。正是那些有道德瑕疵的缺德之人，在自私利己的同时，为社会创造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对不道德的宽容，激励着一颗颗聪明的脑袋发挥想象力创造力，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创造了海量的社会价值，推动科技与人类文明的车轮。
把道德捏在手心，看似精心呵护，实则掐死幼苗，到头来只留下一片道德的荒漠。只有适当松手，才能让道德的幼苗茁壮成长，在收获社会繁荣的同时，也收获丰硕的道德。
另外，也必须提醒一下，并不是说商业化、工业化、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既然商业基于一定程度的罪恶，那么商业繁荣、工业发达、科技进步的同时，也一定会给这个世界带来种种负面影响，甚至是灾难与毁灭。濒危动物的哀嚎，下岗工人的哭泣，堆积如山的垃圾，百年难消的污染，日益增多的病毒，整装待发的核弹……不能说强大就一定意味着正确，落后就一无是处。也许武王周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也许他们当时就通过水晶球看到了几千年后那个由于过度发展而满目疮痍濒临毁灭的世界。
又或许，武王灭纣是上天的故意安排。让商代的商业大幅超前于古希腊却昙花一现，只是为了让后人明白，东西方并无实质性的差异，西方拥有的东西，东方也一样不差，甚至还会超前。西方负责“器”，东方负责“道”，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器易而道难，上天希望我们华夏子孙，在更为曲折崎岖的道路上，摸索出道德的真谛，以便用真正的道德，为科技和工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如此，则善莫大焉。
要不然，科技日进千里，毁灭也近在眼前。
这么一想，也就释怀了。
延伸阅读：
“德”之终极解释
德、法、术的三角恋
商业与商业模式
罪恶——发展的第一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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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律
宗教漫谈·欲望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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