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烛夜游 怀良辰以孤往
中国的史书，向来是嫌贫爱富的。太史公定下了体例，一部二十四史，列传里进进出出的，多半是帝王将相、圣哲名臣。至于那些勾栏瓦舍里唱曲的、舞台上粉墨登场的，在正统读书人眼里，不过是“不关风化”的末技，是不配占纸墨的。
可是，天道忌满，人情有漏。千百年来，这浩如烟海的文词歌赋底下，偏偏生出一种奇特的“录鬼”风气。那些被排挤在庙堂之外的文人，那些命如草芥的戏班伶官，他们不望凌烟阁（封建王朝为表彰功臣而建筑的绘有功臣图像的高阁），也不求太史公，只在暗夜里点一盏如豆的孤灯，一笔一画，把同类的名字写进自家的阴曹地府，郑重地为彼此树碑立传。
元末的钟嗣成，字继先，号丑斋。他满腹文章，却在科场上屡次碰壁，换不来一领青衫。元代，科举没落，忽视文士，读书人的路窄，他看着四下里那些同病相怜的写剧本、填散曲的同行，心里生出极大的悲凉。世人都怕鬼，避之不及，他偏要把这帮才子叫作“鬼”。
他在《录鬼簿》的序里，把世人称为“已死、未死之鬼”。他赞美那些纵然肉身化泥，名字与才华却能“日月炳焕，山川流峙”，哪怕历经千万劫也磨灭不掉的“不死之鬼”。他讽刺那些尸位素餐、道貌岸然的“未死之鬼”，“酒罂饭囊，或醉或梦，块然泥土者，则其人虽生，与已死之鬼何异？”
钟嗣成编这本书，就是要让那些“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的好友乡党，借着词章，做个“不死之鬼”。他在序文的结尾，留下了一句既调皮又酸楚的宣言：“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噉蛤蜊，别与知味者道。”道学先生们讲究性理，满嘴仁义，自然是看不起这些写戏文的。钟嗣成脖子一梗：你们讲你们的大道理，我们吃我们的蛤蜊。
蛤蜊是什么？是海边穷苦人家下饭的俗物，个头小，壳子硬，可是掰开了，肉白汁鲜，自有一种清真天然的滋味。那里面没有庙堂的檀香，只有人间的烟火。元曲的魂魄，戏曲的性情，全在这蛤蜊的鲜味里。不是一路人，说不着。
钟嗣成手里毕竟还有支笔，戏台上的伶人有什么呢？
那些年，唱戏是个苦贱的营生。入了梨园，就像浮萍断了根。四海飘零，朝不保夕，多半终身未娶。生前在台上借别人的躯壳，流自己的眼泪；死后呢，连个摔盆打幡、烧纸扫墓的子嗣都没有。若无人记挂，便成了真正的孤魂野鬼。
好在，底层有底层的活法，江湖有江湖的义气。清代中叶，湖南的巴陵戏班里，艺人们硬是在绝境中结出了一张超越血缘的网。每逢中元鬼节，秋风乍起，戏班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就会带着众门生，摆上香烛，烧钱化纸。火光忽明忽暗中，他们拿出一本《巴湘艺人死亡录》。
那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历代前辈的生辰八字、从艺始末。这是巴陵戏艺人们在这个世上唯一存在过的证明，是生者对死者的托付，是底层伶人相互依傍的凄凉之暖。
沧海桑田，世事如棋。打仗，逃难，大乱小乱，巴陵戏的原册后来散失了。到了六十年代，老艺人胡永发、许升云他们凭着记忆，口口相传，把七十九位名伶、十三个科班的魂魄给背了回来。这也像极了当年钟嗣成写完《录鬼簿》后，明初的贾仲明又接着写《录鬼簿续编》。正是因为有一代代执拗的“守灵人”，关汉卿的泼辣、王实甫的缠绵，洪胜班的锣鼓、洪玉良的唱腔，才没有化作一缕青烟。
大凡一种民间艺术的流传，总得有人站出来，拿自己的命去垫底，拿自己的心去作注。苏东坡说：“长生不愿，请学长不朽。”这世上哪有肉身长生的人呢？有的，只是不忍让同伴湮没无闻的痴心。中国的文学史、戏曲史，其实不光是帝王将相的断代史，它底下，还伏着一条暗河，是由一个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鬼”串联起来的命脉。
中元节的火盆渐渐灭了，戏台上的锣鼓也已歇下。当年吃蛤蜊的钟丑斋，和那些不知名姓的老艺人们，也都成了薄薄纸页上的鬼。可是文字是有知觉的，墨迹是有体温的。当你翻开那些名录，分明能听见有人在荒烟蔓草间，趁着西风，低声招唤：
归来罢，已死之鬼。归来罢，不死之魂。庙堂无位，江湖有托。史笔虽吝，寸心长存。且酹一杯浊酒，尝一口海鲜，诸公卸了妆，且在字里行间安歇。这千年的戏，有后辈接着往下唱。
2026年2月
录音版本和图中版本有点不一样
孙艳华《何腾蛟》唱段 1959年录音
在
一
起
摄影治疗熟视无睹
读诗缓解生命局促
有山小猫是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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