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秋天，看马蒂斯的画，让我想到王维的诗。

很多人爱王维，也有很多人不爱王维，各自的理由很多。不爱的，说他隐得不彻底，语言过于精致，只是美而无他，不够真挚、豪放、光明和自然，颇为无情。

而我呢，是爱着王维的。我爱王维的理由，和我爱其他中意着的诗人的理由一样：读他的诗能看见生命。秋天，读王维是好的。王维的诗，以写秋意为上佳。秋天，暖得纯净，又冷得温润，王维的诗也是如此，可以说是盛唐的两面，人生的两境。读王维，要看见他清冷的青绿山水下那一滴温热的泪。

王维出身高贵，官居高位，从小到大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都比别人高，一直都是“别人家的孩子”。但王维和其他公子哥不一样，见惯了富贵荣华的他，懂得世故却不失性情，世故是活着，性情是诗一般的活着，这种刚柔相济是很难得的，可以说正是这两种气质的混合，让王维能出入于庙堂与山林之间，过着半隐半显的生活。

半隐半显不好吗？多好，多难得，一般人想这样还做不到。而且王维并不像孟郊那样，一“上岸”就立马大喊大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王维并没有为自己及第和得官写过诗。十七岁时，初到长安的王维立马获得了唐玄宗的兄弟们的友善，其中岐王特别赏识他，让王维跟在他身边写诗。但恣肆享乐的王维并没有对自己的生活大吹大擂，而是写了一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他还记得自己是来自山东的孩子。这就是王维的性情。

到了二十岁，王维即进士擢第，开始做官。说仕途坎坷不对，说顺遂也不准，到最后，王维达到了尚书右丞，正四品下，这官不大不小，他做了约莫一年就死了。做官期间，出于对大唐的信任和喜爱，他恣肆地享乐，恣肆地歌唱。有一天，信任破了，盛世之危，危在信任，王维不再愿意为唐玄宗做事，他沉默了，以下策为上，遇难而退，决定就此回归自然，做个隐士。所谓“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是赠朋友，也是写自己。

王维是半个隐士，他隐居周遭离不开人，他喜欢和牛羊、牧童、野老在田埂上碰头，“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陶渊明也是半个隐士，只在人境结庐：“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生活得有滋有味，热热闹闹，要饮酒，也与村邻共享；锅里没米，就去村邻家借——因为技术不行，“草盛豆苗稀”，没种出多少粮食。

很多年前，美国人比尔·波特到中国终南山探访隐者，还写了一本书，那些隐者隐居在山高林密处，分不清是高人还是乞丐，苦修度日，只等最后一死，得道成仙。难道我们也要以这样的隐居标准要求陶渊明和王维，粗衣恶食，吹西北风？没必要，完全没必要，大隐于市，不必终南，何况，陶渊明归隐田园避的是乱世，王维半隐半显避的是盛世，两人避的不是人世，隐的不是人情，好的隐居应该是一种清静而闲逸的享受，是为了好活，也为了好死，人没必要折磨自己。

半隐半显是王维的生活经历，也是他诗歌的一个特点——淡而静，不极端，不激烈。王维思进，但下坠时也能稳住神，这种面对生命的从容，体现在诗中就是，喜乐却不狂喜，忧伤但不悲愤，淡然处之。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种状态是一种不彻底。王维的确不彻底，他自小随母亲信佛，却没有出家为僧；一生都在避世，却屡隐屡出。他的平和，被优柔寡断拉扯。但这种不彻底并非错误，甚至算不得缺点，我之所以着迷于王维，正是看见了他因这种不彻底而造就的人生纠结：对自己不满意，但无所苛求；有点孤芳自赏，却不顾影自怜。这就是王维的性情。我喜欢这样的性情。

王维几岁时没了父亲，三十岁没了妻子，五十岁没了母亲，晚年似乎还一直在为陷贼“变节”而忏悔，他仿佛一棵落叶的银杏，只剩下一片叶子还挂在枝上，但他的笔下的诗还是那么的淡和静：

这首诗描绘的场景让我十分感动，王维独自在雨后的庭院里散步，停下来时，看见庭院里有一丛可怜的青苔，他坐下来欣赏它，坐了许久，在雨中分享着苍苔的冷，苍苔的寂寞。苍苔欲“上”人衣的前提是什么？是静。只有万籁俱寂，才能物我相生，人苔一体。这个场景很像马蒂斯晚年的一张照片：八十多岁的他，光着脚坐在画室里的轮椅上，专心地剪纸。他的周边，是一片纷乱的碎纸，他的脸上是专注和安详。

我喜欢这首诗和这张照片，从它们展现的场景里，我看到了两位艺术家追求的宁静、平衡与纯粹。两位都经历了战乱，却很少把战乱纳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我们需要这样的不接纳，需要这样的幽静和平和，毕竟如果没有杜甫，大唐照样充满灾难；但如果没有王维，大唐就只是充满灾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