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财经 | 城投业务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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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引进外资是时代的主旋律，也是各地政府解决当地经济发展困局的重要手段。
1992年，为支持浦东新区建设，中央决定给予上海五方面的配套资金筹措方式，其中之一是1992年—1995年每年发行5亿元浦东新区建设债券。
2006年9月，安徽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该省首家发债成功，效法者遍布全省。但安徽省的发行数量，则还在浙江、江苏之后。
在地方政府的大量举债需求之下，2009年“城投债”规模迅速膨胀——2005年至2008年底的4年间，“城投债”的发行总量只有1585亿元，而在2009年的前8个月，“城投债”共计发放了64只，融资845.5亿元。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税体制建立，省级以下政府层层向上集中资金，基本事权却有所下移，特别是下移到县、乡两级政府。
于此同时，地方政府却承担着基础建设的重大任务，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
这一时期，BOT、TOT等融资模式也逐渐开始被政府尝试。
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大力推进扩张的财政政策，各地基础建设步伐加快。
由于中央在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转移支付的同时，要求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地方政府因此承担较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支出压力。
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借助政府信用背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间接融资，融资平台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下加速发展。
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将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而地方政府投资总计约“三十万”亿。
12月，国务院发布126号文，扩大债券发行规模，积极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
2008年，地方融资平台数量4000台左右，贷款余额1.7万亿。而到了2009年末，地方融资平台数量已达8800家。
这一时期，由国开行推动， 融资平台跨出了省、地级市两级，开始走往区、县，以前一级政府只拥有一两家平台公司，后来一级政府成立好几个平台公司。
融资平台的爆发式发展和层出不穷的融资手段，急剧爆发的市场规模，也带来了政府债务风险。
与此同时，监管文件频发，以银监会为主导融资平台清理规范工作开始，市场迎来了两年的政策收紧周期。
43号文明确了地方政府融资只能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或采用PPP模式，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同时也给出了融资平台债务化解思路，地方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
2019年，政府投资条例问世，明确界定了政府投资范围，确保政府投资聚焦重点、精准发力。社会公益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社会管理、国家安全等公共领域的项目， 成为政府投资的重点。
这一切的一切，背后是中国从未停下来的轰隆隆的城镇化脚步。
政信业务的每一次华丽转身，都是政策性引导下配合国家城镇化的总体战略。
因城镇化而产生政府债务，放大到20年，30年历史长河去看，亦会化解于无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