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58年和1994年税改比较：1994真的是城投的起点吗？
1994年除了分税制改革之外，我国开始实行《中央银行法》，核心就是财政不能向央行透支；94年还有《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开始自负盈亏；同年还有汇率改革，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0%。
国际上的1994年同样热闹，GATT变成了WTO，欧盟1993年成立，NAFAT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都是1994年成立的。事实上，94年分税制的改革有一个重要的经济背景，大量亚洲产业资本在这个时期集中进入到国内，我们需要建立一整套的经济、财政体系去吸收接纳这一部分资本，不然容易出现各地各自为政的局面，造成很大的问题。
同样，新中国另外一次税制改革，因为种种原因并不为人讨论，那就是1958年的税收改革。而与94年大量资本进入中国恰恰相反，1958年的税收改革是因为苏联在波匈事件之后，撤出了对我们的援助，导致国内资本稀缺，而应对资本稀缺，我们采取的是财权下放，大量央企经营权和利润都给了地方政府，税收给地方，还把基建审批的权利给了地方。
什么结果？大家都知道，大跃进。
1958年的税改以及权限调整，是在没有触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进行的，本来就是在资本稀缺下，调动地方积极性建设经济的一种方法，本希望通过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信息的充分把握并作出科学决策，减少中央决策的失真和僵化，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由于地方政府不承担宏观上综合平衡责任，权力下放叠加缺少必要的制衡和约束，加上“其他因素”，使得地方政府一味追求当地经济扩张，结果宏观上的综合平衡被打破，经济出现空前混乱。那么回到我们2009年城投模式开始大面积推广的背景，实际上城投模式也是在次贷危机后，资本相对稀缺和发展资本变化等等的背景下的一次放权，所以现阶段的城投和1958年的发展轨迹有点像。
那么城投问题到底是财权上收还是下放导致的呢？
产投和城投：外部性性收益向转化的高级形态 回到现实问题啊。刚才说了，传统意义上城投的外部性收益转化，两个最基本的途径是土地和财政。那么现阶段，我们知道，传统的模式和经济要素都不在具有竞争力了，那么各个后发地区的大量债务对应的资产，要如何去实现外部性收益，如何去实现外部性收益转化。
其实，这就会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产投和城投。城投就是承担基建、承担创造外部性职能，而产投就是要去转化外部性收益变成内部性收益的。
而产投真正可以转化的内部性收益，实际上就是要把地方上尚未货币化的资源通过货币化的手段变成资产，形成收入。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旅游产业。比如说，一个小山沟里有个湖泊，这个湖里的水呢，用它洗头你能生发。如果突然发现有这么一处资源，简单理解，可能他就是一处温泉。如果你要把这个温泉变成一个旅游区，是不是就必须要搞大量的基础设施，五通一平，干五通一平的是城投，没有内部性收益；转化这一个景区收益的就是产业投资，具体政府自己干，通过招商还是怎么操作，这个是后话。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收益和债务承担，是不是产投和城投他的信用分歧应该要加大呢？
除了旅游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以转化的资源？当然还有，最简单的，西部地区日照充足，搞光伏发电；再比如一个荒山上，有负离子的空气，卖空气行不行？诸如此类的。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看，无非就是结合地方特有的资源禀赋，以产业的形势去将债务对应的固定资产形成的外部性收益内部化。
接下去，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基建的外部性被谁拿走了？大规模国家财政主导的基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早期就是国外产业资本，制造业，00-10年这段时间，大家普遍关注的是外资拿了劳动力剩余，但是忽略了一点，就是中国从97年开始的大基建所形成的基础设施的外部性收益同样被他们拿走了。
那么现阶段，我们的劳动力和土地这些要素，其实已经在全球没有那么强的竞争优势了，为什么还是有大量外资制造业继续在中国投资呢？恰恰也是因为仍然有大量基建外部性收益以及中国庞大高素质、成体系的劳动力资源。
除了制造业，还有谁？
就是大家忽略的，电商系以及背后的快递行业。淘宝的崛起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2006年之后开始的，特别是2009年之后，C2B模式的，早期的用户都是年轻的、城市的大学生，那这段时间配套的正是97年开始的这一轮大的以城市为基础的基础设施。拼多多是什么时候崛起的？是在2016年左右，而这段时间伴随的正是县城、乡村大规模以城投为载体的基础设施推进，拼多多早期客户都是四线及以下的， 快手也是这个道理。
如果没有大量的城投债务承担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类商业模式，他们对于运输、仓储物流等等需求，是不是只能靠建的方式去实现？那成本会有多高，拓展速度会多慢？
所以很大程度上啊，这些所谓的新经济，不管是早期的电商，中期的短视频，还是这两年的直播带货，实际上都是大量占用了基础设施的外部性收益，换言之都是城投债务的受益主体。
“美国在过去30年的战争中浪费了14万亿美元。
这些钱被用于战争,而非在美国进行基础设施投资。” 马云在博鳌论坛说过一次， 在2017年特朗普当面说过一次。潜台词是什么？中国进行了14万亿美元的基建，而“我”是这事比较大的收益者，为什么你美国电商搞不起来，因为没有这些基础设施啊。但是呢，阿里你把城投外部性收益给占用了，那你能让阿里去还城投债吗？不能吧，阿里无形当中占用了广西的基础设施外部性，你广西能找国家财政或者杭州财政去要钱，不能吧。谁能够最大程度上搭国家便车，占用国家外部性，谁才能成为时代的强者。
不光中国，美国也是，微软苹果的崛起，真的是几个人搞出来很牛逼的技术吗？不是吧，是因为里根总统时期，把星球大战大量军用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免费民用化，这个就是外部性。
所以说，中国的竞争力要素可能就在基建，美国的竞争力要素在于技术，两者背后都是国家的外部性。
02 总结：信仰到底是什么？
因为城投债务对应的资产，所形成的的是创造正外部性收益为主的模式，而所形成外部性收益最终以税收的形势转化为经济体内部的收益，而这一部分税收是国税，上缴国家，既然占用了资产形成收益，逻辑上就应该对债务负有责任。所以国家财政对于地方城投的债务是有责任的，而不是单纯的地方财政责任。
具体到城投资产本身所创造的外部性收益，具体有多少，投资回报期要多久，都是无法在现有经济模式下准确计量的，但是大部分的基础设施是有价值的，因此资产回收期限的不确定性所对应的负债，这部分的负债风险，到底是什么风险？更大层面上属于流动性风险的范畴。
而流动性又不是单纯意义上企业层面的流动性管理，而是宏观经济的投入产出之间的流动性差异。城投债大量的债务最终形成了有效资产，只是形成的这部分有效资产，大部分是集中在不产生经济效益，或者说不产生对于城投公司融资主体而言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债务本身的有息性和期限的固定性叠加宏观金融的周期性，就会导致这样的矛盾。
既然是流动性问题，那其实就还好了，但是怎么化解流动性问题呢？
只能靠借新还旧。具体到城投债务端，参考大家比较一致的观点，城投企业的总债务规模在20~25万亿之间。具体到城投的债务结构，目前城投债的总规模接近9万亿，非标的规模在3~4万亿，剩下的10万亿左右是信贷。而在这些城投最主要的融资手段里面，又因为2017年整个金融供给侧改革，宏观领域的融资和流动性收紧了，其中信贷受影响可能是最小的，再其次就是债券，债券可能在18年的时候受到流动性的影响，但是在19年和20年的时候，债券尤其是城投债券，它的净融资又恢复了以往的增速。
简单概括城投信仰到底是什么？就两点，第一中央要负责，第二借新还旧是合理的。
城投债务化解的逻辑，纯粹创造外部性的城投及其债务转化为地方政府债务，也就是政府层面的借新还旧；存续的类平台转化为以吸收外部收益为主的产业类平台（城市运营），依靠创造新的要素价值和企业层面的借新还旧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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