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眼里，他是国学大师，令人高山仰止。
但谁能想到私下的日记里竟然是这些👇
关键多年后出版时，出版社考虑这些话有损形象，问季羡林要不要适当删减。
季羡林回：“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也没有删。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
最妙的是最后一句话，“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所谓“大英雄能本色，真名士自风流”，但季羡林的“真”，还不止于此。
咋啥话都往外说
莫非这就是大师的底气
和不删日记的逻辑一样，季羡林说自己的说话原则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但看向他的那些过往，哪里是“不说全”，简直是啥话都往外说。
一次研讨会上，季羡林当场怒斥两个公众人物，“**说的话是屁话，**说的话是鬼话”。
记者整理发言时问他要不要删掉，他反问说：“你怕他们做什么？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杨澜采访问他：“当年是什么驱使您回国的呢？
季羡林就两个字，“钱多”。
“那时一个留学生到北大，很快就可以评上正教授。正教授当时的工资是多少呢？是80块大洋…待遇这么高，而在国外很难找到工作，你能不回国吗？”
其实在这儿稍微扯点民族大义，不就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吗，但季老偏不。
而到了晚年，因为学术成就显著，季羡林又被贴上了三大标签：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可他很不喜欢，还说：“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古往今来，多少人毕生追求功名利禄不得，甚至装腔作势、王婆卖瓜，但即便人们主动将这些捧到季羡林面前，他也坚决不收。
这同样是他的真，他想做自己，而一旦沾染到外界赋予的浮名虚利，就会被注视、裹挟，他不愿，所以避之不及。
但他的做自己又不是刻薄尖利的，相反，与人相处中他又显得极其真诚，不拘小节。
北大一直流传着一个故事，一名新生在报到时手忙脚忙，就顺手把行李托付给一个老校公看管，许久才回，老头也没有怨言。
结果次日开学典礼，新生突然发现台上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问才知道，那个老校公竟然是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季羡林。
还有一次，一名学生想借孤本古籍，季羡林害怕古籍被弄坏，又不想拂了学生意愿。
于是花了一周时间，日夜伏案，亲手抄录了十几万字送给学生，可见忠厚。
除了对人好，季羡林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猫奴。
在散文《老猫》中，季羡林就写尽了他与猫相处时的欢喜和获得。
比如这段每个猫奴都懂的细节，小猫在腿上睡着了，即便双腿已经又酸又痛，但季羡林还是忍着原本的姿势，怕把小猫吵醒。
再比如小猫咪咪病重，季羡林明明不信神佛，到这时只能寄托于迷信，“我期望会有奇迹出现，让咪咪的病情好转。”
因为太过纵容，导致猫在家里乱抓乱尿，甚至尿到了他的稿纸之上，季羡林还是谨遵自己设定的戒律：决不打小猫一掌。
而之所以这么喜欢小猫，他解释道：
“我从小就喜爱小动物。同小动物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它们天真无邪，率性而行；有吃抢吃，有喝抢喝；不会说谎，不会推诿；受到惩罚，忍痛挨打；一转眼间，照偷不误。
同它们在一起，我心里感到怡然，坦然，安然，欣然；不像同人在一起那样，应对进退、谨小慎微，斟酌词句、保持距离，感到异常地别扭。”
这段话，大概也是所有铲屎官的心声，也只有动物，才最能察觉到人的真诚和灵气。
寄人篱下
读书成了唯一的出口
做人直言不讳，行事坦荡随意，看起来季羡林像在一个家人娇惯、备受宠爱的环境中长大。
但现实并非如此。
1911年，季羡林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康庄镇官庄一个农民家庭。
同年，辛亥革命爆发。季羡林六岁前都是靠红高粱面饼子果腹，没钱买盐，就用盐碱地的土煮水，腌点咸菜。
季羡林的父亲虽然一共有11个兄弟，但整个家族只有季羡林这一个男丁。
因此，为了家族繁盛，他6岁就被安排跟随叔父去济南读书。
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叔婶虽然对他还不错，但毕竟隔着一层，季羡林有时连两个铜板的早点钱都不敢讨要。
无数的晚上，他都于梦中惊醒，想着母亲在被窝里偷哭到天亮。
这段经历养成了季羡林敏感的性格，也让他对真诚和善意有更极致的渴望。
看书读书，成了生活唯一的出口。
虽然爱玩，但凭借天赋，季羡林还是以优异得成绩进入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而后又作为交换研究生前往德国留学。
这一去，就是10年。
可这次远走并没有让季羡林解脱，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成家。
作为季家独苗，刚满18岁时他就被叔父以传宗接代的名义，逼着娶了邻居的女儿彭德华。
这是一段典型的包办婚姻，妻子彭德华比季羡林大4岁，仅有的小学文化水平使二人没有太多共同语言可交流。
这也导致季羡林后期一直对妻儿十分冷淡，甚至一度绝交。
到德国后，季羡林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有段时间他因为要打印毕业论文，经常求助邻居迈耶家的大女儿伊姆加德小姐，一来二去，情愫开始在这对年轻男女间滋生。
但当这份爱意明确出现后，季羡林却想到了家人的感受，最终选择放弃。
据说一香港女导演为了拍摄季羡林的传记片，在2000年专程前往哥廷根寻找伊姆加德。
伊姆加德竟终生未嫁，还守着那台曾帮季羡林打印毕业论文的老式打字机。
德国给予季羡林的不仅有爱情，还有战乱和知识。
彼时正值二战期间，炮弹的威胁、生活的饥荒、思乡的念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季羡林。
学术又成了他唯一的出口。跟大多数留学生都在混日子不同，他给自己定了三条学习准则：
第一，要学古代曾经给人类带来过荣光的语言；
第二，要学中国很少或者没有人掌握的语言；
第三，不投机取巧，关于中文的题目，一概不做。
在那期间，除了主修印度学，季羡林还学会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以及世界只有极少数人掌握的吐火罗文。
这段绝对孤独的留学生活，也让他在与古人的对话中抛却了世俗的虚荣矫饰，淬炼了忘我的学者本真。
因此到了人生后半程，被斗被打、还一度置身牛棚，做着看门、扫厕、打铃的琐事，他却仍旧没有怨恨。
不仅在那期间翻译出了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还在那之后写出了《牛棚杂记》这本对人性复杂有着悲悯理解的回忆录。
所谓大师的光环，不仅是学术上的成就，更是历经世事，穿透悲欢后拥有的豁达与慈悲。
最宏大的愿景
却也是最朴素的表达
痛苦的经历不仅没让季羡林活在怨恨和颓废中，反而更加真诚恳善。
回国后，他经恩师陈寅恪推荐，成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但直到成为校长，季羡林的生活也始终朴素。由于藏书甚多，加上珍惜时间，家里从来没有装修过，为了节约，连拖地用水也是从未名湖打取。
但与此对应的，是不变的勤勉。甚至到了80多岁，已经患有白内障，依旧坚持学术研究。
这才有了那本著名的《糖史》。
在写书那两年，季羡林每天天未亮，就身穿标配的蓝色卡其布中山装前往北大图书馆，然后于浩如烟海的史料摸索着有关“糖”的资料。
他说自己估计翻了几十万页书，而《糖史》最终共计七十三万字。这期间的搜寻、整理、分析、论证、成文，是可以想见的艰难。
可当这些成就被转变成荣誉反照到他身上时，他又坚决拒绝。
1999年，季羡林八十八岁的寿宴上，席间宾客云集，接连不断赞美的祝词。
等到寿星回应时，季羡林却说：
“我刚才坐在这里，很不自在。我的耳朵在发烧，脸发红，心在跳。我听见大家说的话，你们不是在说我，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
他不想要虚名，至于他想要的，或许在《糖史》的自序中可以看出：
“我为什么对文化交流情有独钟呢？我有一个别人会认为是颇为渺茫的信念。不管当前世界，甚至人类过去的历史显得多么混乱，战火纷飞得多么厉害，古今圣贤们怎样高呼“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对人类的前途仍然是充满了信心。
我一直相信，人类总会是越来越变得聪明，不会越来越蠢。人类历史发展总会是向前的，决不会倒退。人类在将来的某一天，不管要走过多么长的道路，不管要用多么长的时间，也不管用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总会共同进入大同之域的。
我们这些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决不应煽动人民与人民、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仇恨，而应宣扬友谊与理解，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认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大事如此，小事也不例外。”
他此生夙愿，不外乎把学问做好，让世界变好，最宏大，但也最朴素。
他在临终前将自己毕生积蓄，包括珍藏的462幅古字画全部捐给北大的做法，就十分合理了。
童年的经历让季老对真诚相处有了很深的渴望，在与人相处时，他从来不来掩饰自己的好恶。
而在学术研究中，他也足够求真，“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更不愿招惹浮名。
一个真正的大家，魅力不仅在于学识的渊博，更在于人格的完整与真实。
而这份真诚的底色，也是季羡林留给我们，能比肩学术著作的宝贵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