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史料集成·专题研究篇 | 民国药商广升裕的经营智慧：乱世中的传承与创新

本文系山西大学广誉远史料集成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以新发现的《民国二十一年广升裕屡年老账》为核心史料，深入探析广誉远前身之一——广升裕在民国时期的经营实态。研究表明，即使时局动荡，广升裕依然通过科学的账簿制度、灵活的经营策略和卓越的产品质量，在药业领域取得重要成就，为今日广誉远的百年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

广升裕作为太谷广誉远的重要前身，成立于1931年。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下，广升裕承接了广升蔚、广升誉等老字号的业务积淀，通过科学的经营管理和制度创新，延续了太谷广升字号的辉煌传承。新近发现的《民国二十一年广升裕屡年老账》（以下简称《老账》），为我们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

广升裕的成功，首先体现在其科学严密的账簿管理体系上。《老账》记载显示，广升裕建立了以太谷总号为中心，向外辐射的立体化账簿系统。这一系统包括“四乡账”“四路账”以及各分号账簿，分别管理太谷城乡、山西区域市场及外部分号市场的业务往来。

其中，“西南交行账”覆盖祁县、平遥、介休等晋西南地区；“东北交行账”涵盖榆次、寿阳、阳泉等晋东北地区；“四乡交行账”则专门记录与太谷各乡镇药商的交易。这种分区管理的账簿制度，体现了广升裕精细化、科学化的管理理念。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广升裕还设立了专门的“坏账”管理制度。《老账》中详细记录了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1948年间178笔债权信息，涉及172个债务人，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这种对历史账目的认真梳理和持续跟踪，展现了广升裕高度的责任感和诚信经营的理念。

1931年广升裕成立之初，面临着业务萎缩的困境。史料显示，当时的广升裕已从面向全国设置分号的经营模式，转向通过货栈、跑单帮或派人推销等方式开展业务。东北、山东等地的业务都由总号直接接管，登记在区域交行账上。

然而，广升裕并未因此沉寂。在广升远的帮扶下，广升裕很快调整经营策略，重点转向中成药生产。到1939年，广升裕已恢复并扩展了分号网络，在天津、郑州、禹州、广州等地设立分号，员工规模也从成立初期的21人增长至48人，实现逆势扩张。

这一时期，广升裕的“誉记”定坤丹迅速驰名三晋。据《老账》记载，广升裕与各地药商的中成药交易十分活跃，产品包括龟龄集、定坤丹、射雄丸、夺命丹等知名药品。其中，龟龄集按两出售，每两价格为大洋10元；定坤丹按盒销售，价格从每盒1.4元降至0.84元，展现了灵活的价格策略。

面对动荡的时局，广升裕展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和经营智慧。在货款结算方面，广升裕采用多种灵活方式，包括“卜移”（转移账目）、“卜价”（优惠减免）、“内移”（减少数量）等，既维持了业务运转，又照顾了客户的实际情况。

更值得称道的是，广升裕还建立了完善的退货退款机制。1948年裕润堂购买30瓶射雄丸后全额退货，广升裕如数退还法币82.09元，体现了其诚信经营的理念。

抗战时期，广升裕还展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应付日伪政府勒索，广升裕专门制造了一种外观与真品一致但成本不足三分之一的“定坤丹”次货，既保护了自身利益，又维护了消费者权益。同时，广升裕还秘密向敌后根据地及四川输送药材，为抗战事业做出贡献。

广升裕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了独特的伙友管理制度。通过“支使账”记录员工薪金和花费，广升裕不仅有效管理了人力资源，还将员工利益与企业发展的紧密联结。

1931年广升裕成立时，员工约21人；到1939年，员工总数已增长至48人，规模扩大一倍有余。其中，吴华亭（耀科）、刘信诚（信成）等核心管理人才，为广升裕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许多员工从广升誉时期就一直工作到广誉远时期，体现了企业强大的凝聚力和人才稳定性。

广升裕的经营历程，是一部在动荡时代中求生存、谋发展的奋斗史。通过科学的账簿制度、灵活的经营策略、优质的产品服务和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广升裕在民国时期的复杂环境中保持了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这种经营智慧和文化基因，经过近百年的传承与发展，已深深融入今日广誉远的血脉之中。广升裕所代表的诚信经营、精益求精、与时俱进的精神，至今仍为广誉远提供着宝贵的精神资源和历史借鉴。

在新时代背景下，广誉远继续秉承“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古训，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让百年老字号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继续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