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誉远史料集成 | 从广誉远发展看“广帮”历史与晋药转型

在晋商研究中，“广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商业群体，它们以“广”字为号，纵横天下，共同织就了一张庞大的药材商业网络。收录于商业史权威辑刊《货殖》中的这篇文章，由学者谷崎执笔，以其宏阔的视野，为我们系统勾勒了山西中药厂从明代民间药房到现代国营药厂的完整历程，并将其兴衰置于“广帮”群体与整个晋商生态的宏大背景之下，意义非凡。

本文将带领我们超越单一药号的叙事，俯瞰整个“广帮”的商业发展。您将看到，“广帮”如何通过划分七条路线，建立起对全省药材业的垄断地位；又如何以广州为枢纽，构建南药北运的贸易通道。文章也生动描绘了“广升远”与“广升蔚（誉）”在竞争与依附中共同浮沉的商业生态。

这不仅仅是一部厂史，更是一部中国传统商业组织演进与转型的典型案例。从私人药房到合资商号，从垄断性的商业批发集团，最终在1955年通过“广誉远”这一新生品牌实现公私合营，转变为现代化的“山西中药厂”。其五百年的“沧桑之变”，凝聚了晋商的经营智慧、时代变迁的阵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业化改造的历程。通过这篇建立在丰富地方史料基础上的文章，我们不仅能读懂一个老字号的坚韧，更能洞见中国传统商业资本在历史大潮中寻找出路、实现新生的完整轨迹。

原文摘录：

《“广帮”中药话沧桑

——山西中药厂今昔》

作者：谷崎

山西中药厂是一家历史悠久的知名老字号药厂，是以独特的名中药“龟龄集”、“定坤丹”等享誉海内外的山西中药企业。抚今追昔，其制药历史之悠久，中药产品之独特，技术力量之雄厚，以及改革创新力度之大，在行业具有重要地位。从私人药房到拥有总厂、分厂、企业公司、6个生产车间、17个科室、1240名职工的国营药厂；从小规模自制十多种丸散到生产纯中药制剂6大类119种，总生产能力1500吨：从1915年“巴拿马赛会”的奖誉到1984年以后的国家金奖、北京长城国际金奖和“国际博览会”金奖，这种沧桑之变，使人们感受到500年间奋斗者的历程。

山西中药厂的前身，可以追溯到500年前。明代中叶，嘉靖二十年（1541年）前后，山西太谷已成商业繁盛之区，城区孟家、孙家，阳邑杜家，上庄王家等绅商大户已经形成。当时有一石姓山西襄垣籍先生，常出入于官宦绅商之家，行医诊病，颇有名声。不久，为适应绅商大户对医药保健日益迫切的需求，他便在城内开了药房，起名“广盛药房”。石先生坐堂行医，亦制作一些中成药出售。至御用圣药“龟龄集”秘方由宫中传出，石先生欲配方炼制，奈何资金不足，遂将“广盛药房”归于过往甚密的阳邑杜家名下，此后，“广盛药房”便成了杜氏的“家庭药房”，于是底垫资金，购置设备，采买药材，开始外炼“龟龄集”。其时，家庭药房尚有城内孙家的保元堂，北洸村曹家的豫生堂、允升堂等。这些药铺，最初都是服务于主人家庭，随着社会的需要，渐次扩大营业，对外开放，走上发展的道路。

清代乾、嘉两朝，社会相对安定，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晋商各行都争向全国拓展市场。在这种情势之下，阳邑杜家为了开拓药材市场，毅然决定增厚资本，合资经营，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联合太谷姚、武、程等五家富户，集资6000两白银，将广盛药房改组为“广升聚”（亦称广升药店聚记），加强管理，发挥优势，扩大业务，开辟市场，率先在湖北的汉口和河南的怀庆设立分庄，实现了由家庭药房到面向市场的药材业批发商的变革。

从嘉庆十三年（1808年），到光绪四年（1878年），广升聚经历清代五朝，时间达70年之久，分庄扩展到广东的广州、河南的禹州和彰德、河北的祁州等地，完善前店后场的格局，实行批发药材和手工制药相结合，扩大汤剂饮片和丸散膏丹的炼制。药品销售，除久负盛名的龟龄集、定坤丹之外，自制的麝雄丸、玉枢丹、千金散等十余种中成药，也因选料上乘、工艺精湛而名声鹊起。

药材销售方面，他们采取南药北运的办法，由广州进口牛黄、犀角、砂仁、豆蔻、木香、红花……，一部分留作制作成药的原料，大部分则批发出售，利用南北差价，获取高额利润。据光绪四年广升聚的账面记载，总合各分号的存货额已达24525两（白银），相当于原资本的4倍。70年间，开红利达257261两相当于原资本的42.9倍。然而，可观的利润却未能使广升聚继续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忽视了资本的积累，经营利润几乎全部分红，暴露了按股金分红制的一大弊端。另外，股东之间因争权夺利，矛盾日深，更有部分股东抽股，终于导致了广升聚的危机，不得不进行改组以再图发展。

清代中叶，太谷的商业发展到一个繁荣的高峰期。《太谷县志》（民国版）记载：“自有明迄于清之中叶，商贾之迹几遍行省，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当时，南货北上，北货南下，太谷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集散之地，“百货所极，列为肆廛，行者不得顾，御者不得旋”，素有“小北京”、“金太谷”之称。药材业作为太谷商业的一支劲旅，也呈市场活跃、发展迅速之势。数十家药店，以广字号药店的业务最具有声有色，如广茂兴、广益仪、广庆和、广源兴等等，时人称之为“广帮”。而广升聚于光绪四年重新组合，新联股东7家，加上原有杜氏、段氏两家，共作银股10份，以两万资金开创新业，改商号为“广升药店蔚记”亦称广升蔚。但时隔不久，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股东申守常带头，分裂出7家股东，联络新股，成立“广升药店远记”，亦称“广升远药店”，开始形成两家广升药店相互竞争的局面。

广升远成立后，即确立以香港为目标的经营思路，并以2.6万两资本的实力在广州、禹州、祁州、彰德、营口、济南、重庆、烟台等地设立分庄，拓展业务。到1912年以后，每年由香港的进出口总额达20余万元（港币），加上国内各商埠分庄的生意，从成立之日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46年中，广升远盈利白银750090两，为原资金2.6万两的28.9倍。“远”字号以“龙头”般的实力在市场竞争中占了极大的优势，而广升蔚则举步维艰，每况愈下，导致股东纷纷抽股。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城内巨族孟广誉以9000两白银作股金取代了段氏的当家，并将广升蔚更名为广升誉。但牌号的更改也未能使药店摆脱困境。于是，民国七年，又拉入白燕张家以及城内大商号锦全昌经理张某等富商大贾入股，资本达到了3万两之巨。而后，孟广誉抽股，民国二十年（1931年），又改组牌号为广升裕，并请广升远股东王志杰入股任当家，请吴华亭任经理。这二人深谋远虑，才智过人。一方面，严格内部规章，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缩小批发业务，加大了手工制药力度，集中力量制售中成药，再加上王志杰以广升远的力量保护其发展，一时“誉”字成药名驰三晋，广升裕始小有起色。

太谷的药店，人们称为“广帮”，这倒不单是因为数十家字号的第一个字以“广”字居多，如广升远、广升誉、广源兴等等，还因为这些药店都在广州设庄，从广州办理大宗药材业务。他们之间，既有竞争，又有依附。除在广州驻庄外，北京、天津，河南的禹州、郑州，四川的成都、重庆，河北的祁州，山东的济南，东北的营口等地，都设有分庄，委派驻庄老板和店员专门从事购销业务。

太谷药材行在整个清代至民国初，成为全省药材业的批发站，对全省的药材业具有一定的垄断作用，他们把全省划分成7条推销路线，即：省城路（包括太原市）；北路（包括忻州、五台、娄烦等地）；西北路（包括清徐、太原县、交城、文水等地）；南路（包括运城等地）；东南路（包括长治等地）；西南路（包括祁县、平遥、介休、汾阳等地）；东四处（包括榆次、阳泉、寿阳、宗艾等地）。每逢春节过后，各药店的推销大军携带大批药材，在专派老板的带领下，分赴各路。成交后，限期一年交款。第二年春上，再携带药材前往时，还清欠款，再发生新的债务。这种办法，使货殖双方建立了长期的信任关系。从而也就巩固了太谷药材行业在全省的垄断地位，

“七七事变”之后，太谷的药材业日渐萧条，每有停业倒闭者。广帮亦走向衰落，所剩几家，如广升远、广升誉等，也无多生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太谷的药材业在国家政策的感召下，出现了由商业到工业，由私营到公私合营的划时代的转变。1955年，广升远、广升誉、广源兴、延令堂等4家私营药店，清产定股，以178170元（人民币）的资金实行公私合营，初定名为：榆次专区公私合营太谷广誉远制药厂；不久，改名为：山西省公私合营太谷广誉远制药厂。

1963年，新厂在太谷城西南落成投产；随即，开展技术革新，改革古老的制炼工具和操作工艺，不断提高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到1966年，生产总值达到498.5万元，为1955年合营初的八倍半。

药厂更名为红卫制药厂后，1967年，总产值达到586.5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此后，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到60年代末，生产下降到合营以后的低谷，产值仅为182.7万元。

1973年，红卫厂更名为山西中药厂。整个70年代，是该厂全面发展、向科技攀登，研制新产品、拓展销路的十年。1978年，改革装配成功电力数控升炼龟龄集工艺，实现了升炼过程自动化。先进设备的应用，使中成药的制作提高到科学的新水平。

参阅资料:

①《太谷查访笔录》。

②《太谷史志资料选》，第2辑，“广盛号的创立及其演变”

③《太谷史志资料选》，第5辑，史直生：《太谷药材行概况》

④《山西中药》，上册。

⑤孙泰雁：《山西中药厂传统产品技术改造步入快车道》，载《中药事业报》；《人才·策略·效益》，载《山西医药报》。

（资料来源：中国商业史学会编. 货殖 商业与市场研究 第3辑[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03，484-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