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誉远史料集成 | 《话说国医·山西卷》中的广誉远 晋商网络中的国药传奇

由周益新、张芙蓉主编的《话说国医·山西卷》，梳理了山西中医药发展脉络的专著，以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广誉远在晋商文化背景下的发展历程，揭示了这家百年老店与晋商文化之间的联系。

与其他史料记载不同，本书从山西太谷的历史中，展开了对广誉远历史进程的讲述。文章提到，明代开中制实施后，山西商人借助九边重镇的军事需求崛起，作者认为，广盛号药铺正是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在商贾云集的太谷“旱码头”应运而生。书中详细记载了创始人石立生从游走于官宦富户之间的郎中，到创立广盛号药铺的创业历程，以及龟龄集处方如何从宫廷传入民间的传奇故事。

文献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广誉远在发展过程中与晋商网络的深度融合：从借助票号汇兑拓展业务，到利用晋商建立的商业通道设立分号；从借鉴晋商的身股制度，到学习晋商的经营理念。这些记载让我们看到，广誉远的成功不仅源于其独特的制药技艺，更得益于其深深扎根的晋商文化土壤。

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位于晋商发源地之一的山西太谷县，始创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从最早晋商经营的广盛号药店为起源，经历了广升誉、广升远、延龄堂、广源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山西广誉远制药厂、山西中药厂、山西广誉远中药有限公司，历经了470余年岁月沧桑与历史变迁，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药号。

曾与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堂、广州的陈李济并誉为“清代四大药店”。现已成为山西省中药企业典范，商务部首批确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其主导产品龟龄集和定坤丹是我国中医药宝库中的瑰宝，也是根植于传统养生方的中医药文化的智慧结晶，现为“国家基本用药目录”“国家中药保护品种”。2009年和2011年分别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广誉远国药的前身是始创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的广盛号药铺，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药店之一。广盛号药铺的创立要从明朝初年晋商的崛起说起。

当时，明王朝为了防御蒙古各部南下骚扰，特在长城沿线设置了九边重镇，驻扎着百万军队。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驻军和马匹，只有大量的军饷和粮草才能维持。当时，明王朝推行开中制作为解决军饷的重要手段，即由商人承办边镇需求的粮食等军需物资，这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九边重镇中，大同、偏关和宣府都在山西境内，山西商人抓住了历史机遇，踏上了漫漫商路。因为晋中物产丰富，当时的太谷、祁县、平遥成为晋商的三大发源地。随着商业的兴旺，太谷日益成为富庶之地。史书记载，当时的太谷，在外为官宦者甚众，且大都在家乡置产经商，于是，太谷成了当时商业繁盛之区，成了晋东南、晋中、张家口、河南等地商业集散中心，时有“小北京”“旱码头”之称。据有关史料记载，太谷“商贾辐辏，甲于晋阳”，仅乾隆年间太谷就有170多个商号。而在当时，游走于富商官宦之间的家庭药铺也适时兴起，如北洸村的曹氏三隆堂、豫生堂和允升堂，城内孙氏的保元堂和吴氏的延龄堂，广盛号药铺更是当时最早涉足富户生活的药铺之一。

明代嘉靖年间，山西襄垣县的一位名老中医石立生，行医到了太谷县城，他经常出入于官宦富户之间。久而久之，就医的人越来越多，没过几年，石立生便积累了白银数百两。

1541年，为了适应太谷当地对医药的需求，石立生在太谷城的钱市巷开设了一家民间的家庭药铺——广盛号药铺，悬壶济世的同时，兼售自行配制的各种药物。由于医术高明，又有配药的方便，广盛号药铺盛名日益远播。

广盛号药铺创立之前，由道家方士邵元节、陶仲文根据《云笈七笺》中的“老君益寿散”，加减化裁，为嘉靖皇帝量身定做的御用圣药龟龄集，一直是在皇宫里秘密升炼。后来，为嘉靖皇帝监制龟龄集的医药总管（陶仲文的义子，原籍在山西太谷），在告老回乡时，将龟龄集的处方悄悄带回了太谷，在自家升炼享用，也偷偷馈赠亲友。在后来的历史变迁中，龟龄集的处方便辗转传入了石立生创立的广盛号药铺。

拿到龟龄集的升炼处方时，石立生已年近八旬，且无儿无女，自感后继无人。当时，为了炼制龟龄集，并在广盛号药铺销售，他也需要筹集更多的资金，以准备原料和升炼用的一些设备。当时太谷县有名望的官僚绅士及太谷县阳邑镇望族杜振海，与老医生由于医药需求常往来，形成深厚的友谊，关系甚密，石立生便将经营了数十年的药铺以300两白银转让给了阳邑杜氏。

接手广盛号药铺的杜氏扩充资本，改进经营，扩大规模，广誉远400余年的历史也由此拉开。

龟龄集一直在杜氏独资经营的广盛号药铺里生产，在太谷的达官贵人中销售，是镇店之宝。

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为了便于反清复明的活动，在山西创办了金融票号，太谷有协成乾、老成信两号。山西票号业开始兴起和发展，为太谷商业走出去，扩展经营范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太谷家庭药铺局限于一城一地的经营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广盛号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业务的扩大，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行了首次大的内部变革，改组为“广升聚”，又称“广升药店聚记”。改组后的广升聚，由原先的杜氏独资经营，发展为杜氏、姚聚上、武棣秀、程克明等五家资本的合资经营，资金总额也因此扩充为6000两白银。

合资以后，虽然杜氏资金仍为最多，出银3000两，占全部资本的50%。但聚上为当时官僚出身，是权势较大的乡绅之一，于是姚聚上被推选为当家（即资方代表）。广升药店之所以称为聚记，便是由姚聚上的名字而来。百年国药的薪火传承，从此便进入了姚聚上的广升聚时代。

广升聚在广盛号的原址业务范围逐渐扩大，从汤剂饮片、销售成药，迅速向零整批发药材和制造丸散膏丹方面发展。广升聚率先在汉口（为川、广药材集散中心）、怀庆（今河南沁阳为中药材的著名产地）两地设立分号，自行采购各种药材。据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广升聚的账面记载，两分号的存货额已达到白银5500余两。占其资金总额的61.6%。

广升聚在重点经营批发药材商业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手工业制药的拓展，丸散膏丹业务，与日俱增。当时已经有了麝雄丸、玉枢丹、千金散等十余种成药，特别是龟龄集、定坤丹在当时，随着广升聚的发展而享誉全国。

广升聚以龟龄集、定坤丹作为金字招牌，面向国内各大药材城市进行采购与推销，当时主要营利的业务还是药材商业，太谷城虽然商业繁荣，资力雄厚，但限于水、陆交通之不便，阻碍着商业的更大发展。于是清道光七年（1827年），广升聚在广州设立分号，自办由广州进口的南药，如红花、豆蔻、砂仁、木香、牛黄、犀角等。北运禹州（今河南禹县）、祁州（今河北安国县）批发出售。1810—1827年，又陆续增设了禹州、祁州、彰德（今河南安阳）三个分号。据清光绪四年（1878年）账目记载，各分号的存货额已达24525两白银。相当于资本银的四倍还多，其发展势头可见一斑。

（资料来源：周益新，张芙蓉主编；温长路总主编. 话说国医 山西卷[M]. 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01，323-330；347-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