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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史料集成中关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的书信内容,记载着那个充满变数的年代里的很多细节点滴:货币贬值、交通中断、税负加重、社会动荡……这些信,不是冷冰冰的商业汇报,而是一位位分号掌柜在时代漩涡中的真实心声。他们不仅是商人,更是儿子、丈夫、父亲,是一个个在乱世中竭力维持“号事”、养家糊口、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深深忧思的普通人。
广州:“迟延三次,大战发生则无期矣。”
在广州的石茂林,敏锐地感知到时局的紧绷。他在2月5日的信中急切地催促总号:“咱号以早日派人来广接班,乃盼君再,迟延三次,大战发生则无期矣。”一句话,道出了对局势恶化的深切忧虑。他一边汇报着牛黄价格飞涨至二十四万五千元的行情,一边冷静地观察着港币汇率和船运的艰难,清醒地认识到“此等生意我帮等不能做到,只可闻听而矣”。
西安:“年月如斯?徒叹何益,只可谨慎行事。”
在西安的王玉堂,则面临着不同的困境。他精心筹划,将存货运往禹州销售,却时刻担心交通梗阻。他在信中叹道:“年月如斯?徒叹何益,只可谨慎行事。”这声叹息,是无数在动荡时局中努力维持生计的商人的共同心声。他还要处理伙计的欠款,结算利息,在微薄的利润中艰难维系着分号的运转。
禹州:“国势不振前途转移颇值过虑”
坐镇禹州的裴自然和张銮,感受着市场的剧烈波动和生意的无比清淡。他们目睹南洋新货到港导致药材价格暴跌,在写给总号的信中,他们不仅汇报行情,更流露出对未来的迷茫:“国势不振前途转移颇值过虑”。他们甚至建议,在如此环境下,若想发展,“财力、物力必须大量补充,人位亦得好好调整”,否则难有作为。
济南:“对国尽责任,然花费日繁实堪可虑”
济南的史廷玉,则直接承受着来自民国政府的压力。他在信中汇报,直接税局开始催缴所得税,“这也是我们商家应尽的责任”,言语中透着一份顾全大局的担当。但随后又写到“商团”“青年军训”接连不断,“花费日繁实堪可虑”。在国家要求与商业生存之间,他努力寻找着平衡。
这些信件里,还有更多温情的细节:他们会随信“统去家信一封”,会附上“同仁等家丸散售价单”,会为同事垫付家用,会因“情面攸关”帮同乡转账家用。他们是掌柜,也是离家的游子,是家庭的顶梁柱。
通过这些泛黄的信纸,我们看到的广升远先辈,并非只是商人,更是一群在历史的洪流中,背负着家庭、同仁与商号责任,于艰难时世中勉力前行、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的坚韧、谨慎、担当以及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怀,正是广誉远品牌近五百年来质朴、动人的精神力量。这份在乱世中恪守本分、坚持不弃的精神,穿越时光,依然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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