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观察丨2020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和海报发布

    延伸阅读    

博物馆与社会不平等的争斗 ：

角色、责任、抗拒

Richard Sandell 原著
陈佳利、城菁汝

译转自：微信公众号  空白艺论KONGBAI

博物馆与各种艺廊都有潜力且有责任为对抗社会不平等贡献一份心力。虽然主张博物馆应该扮演影响社会的机构（agency），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这项主张依然可能导致博物馆内外许多的改变。

许多在博物馆与文化部门中的工作人员，对于赋予其机构具明显社会工作色彩的任务，仍感到相当的不自在，且视为强人所难、没有关连且不必要。对大多数在社会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而言，他们每天的工作都面临各种不平等的议题及弱势团体；博物馆在教育与休闲功能上所扮演的角色比促进社会公平更能获得他们的认可。社会工作者视博物馆为不大可能之工作伙伴，因为他们认为博物馆的目标及功能是偏向文化方面的而非社会工作的。

博物馆扮演一个有能力及潜力影响社会的机构，可能不是一个新的主张；但近几年来，这项主张却以新的形式及自信呈现。首先，宣称博物馆是社会机构的主张已经从较抽象、理论与模稜两可的情况，转变成较具体、与当代社会政策紧密结合，并且能清楚地对抗特定不平等的状况。例如，探讨政治如何影响文化生产及再现（representation）过程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加，然而这些文章多半着重讨论博物馆内部建构的过程，而较少着墨观众接收信息的过程及对观众实质性的影响。在此，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与其观众参观之心得与结果有紧密的关系。

例如，观众可能因此建立文化认同或产生对地方的归属感，但也可能产生少数族群涵化（subjugation）的负面结果（译注:subjugation原意为征服，在这里指少数民族被主流文化所同化）。这些难以衡量错综复杂的结果，多半是根据文化意义指涉力量的理论性假设。与文化再现这个越趋精致发展概念平行的是，越来越大胆而明确地探讨博物馆对个人生活、社群的影响，及文化机构在对抗社会不平等所扮演之角色，例如种族主义及以其他型式呈现之歧视、疾病、犯罪及失业。

其次，在各个文化部门中，博物馆和画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社会功能这两个基本问题，多年来一直被边缘化。但近年来，这些问题却越来越被突显，并且获得许多资源与注意，而令人难以忽视。甚至在博物馆与艺术团体中最传统的部门，也很难忽视这个议题存在。然而，这些与博物馆合作或在博物馆中工作的人员及其赞助支持者，不断问的是：博物馆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与社会呢？有何证据能支持博物馆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和社会这项主张？

本文引用近年来实证与理论研究的结果，来提出一个假设架构，以便更深入地探讨博物馆的社会功能。这个架构主张博物馆可从个人、特定社区及社会这三个层面来贡献力量，以对抗并改善社会不平等与不公义的现象。

本文的论点虽然是从英国的角度出发，并列举澳洲及美国博物馆的经验为例，但所讨论的内容与结论绝不只侷限于英国而已。其次，虽然并非所有的机构都有资源来涵盖及照顾上述三个层面，但是本文主张所有的博物馆与画廊都有其社会责任。

本文从社会不平等概念与文化权威（culturalauthority）这两个概念之相互作用为起点，来讨论博物馆的社会责任，并于结论中建议：所有的博物馆都有责任以自觉和反省的态度来进行典藏和展览，并了解其拥有的潜力，以建构更包容、公正与互敬的社会。

博物馆对抗社会不平等所扮演之角色及其结果

博物馆该如何参与改善社会上之不平等、不公益和歧视呢？以下所假设之架构（见图1）是结合近年来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成果，并列举各国与英国的例子，来阐明博物馆对抗社会不平等所扮演之角色。此架构建议博物馆能够扮演促进社会革新的催化剂，正面地影响弱势及边缘个体之生活，成为促进社区赋权（empowerment）的工具，并且为建立更公平的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本文的重点在讨论如何建立公平的社会，并主张所有博物馆，不论其馆藏性质、资源、宗旨或营运背景为何，皆能透过展示呈现各种不同、多元的文化，为促进更公平的社会，贡献一份力量。这个架构特别要挑战的是，以为博物馆只能透过对某些团体或社区进行教育推广活动，来对抗社会不平等的想法。

这个架构企图阐明的是，博物馆能透过更普通的方法或步骤，带来更为广泛的影响。虽然，在此有必要透过图解来说明这样的过程及关系，但是在实际运作上，如何细分并讨论这其间的过程和影响，仍然是不明显且难以区分的。

图1. 博物馆与其对抗社会不平等：影响与结果

    个人    

在讨论个人这个层次上，主要在探讨博物馆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博物馆对个人潜在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从个人的、心理的到情感方面的（如提高自我认同或加强对地方的归属感），到实际层次的（如获得技能以提高就业机会等）。在有些案例中，这些影响或结果是出于偶然的、次要的，或至少并不列举在博物馆的宗旨或活动目标里。例如，某些计划原本是出于想鼓励那些较少来博物馆的团体多加利用博物馆的资源，但最后却对个人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正面结果（Sandell,1998）。在这样的例子中，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可能只是透过轶事不经意的浮现，或一直隐密没有被发现而难以评价。  

近来针对地方博物馆如何促进社会参与平等的研究中，有一家画廊描述他们针对弱视者与盲人所举办的活动如下：

一些视障团体，现在对我们而言，就象是一群朋友，他们从馆员那儿得到充分的支持且与其相处融洽，他们在博物馆里就像在家里般地相当自在。其中一位盲人告诉馆方，她是如何透过来博物馆，以学习如何掌握使用公共空间，这使得她走出了自己的狭小天地。也只有从个别观众身上，我们才会得到如此的反应，如果只是从团体的领导人身上，得到的信息总是二手的。我希望我们画廊，也能对其他人有这样的影响和帮助。

····

在其他例子中，博物馆特地设计了一些活动，其目的不在于促进观众参观并使用博物馆，而是带给个人实质上的助益。虽然刚开始时，博物馆并不确定这些活动确切的性质与可能的结果，但关键是，在活动进行中，为个人带来助益与提高其生活质量，比博物馆自身的利益要来得重要多了。这样的活动反映出博物馆具备社会功能的理念。

····

最后，近来研究指出，小型博物馆在扮演促进社会参与平等的角色时，个人志愿服务工作的潜在重要性也被彰显出来。

研究指出个人可以藉由志愿服务工作获益。伦敦的诺杰学校博物馆（Ragged School Museum）的义工有着许多不同的背景，也因着不同的理由而成为义工。博物馆与义工双方同时获益。透过志愿服务工作，失业民众可以学得新技能、心理障碍者藉此建立了自信、年老者也能再建立与社会联系的网络，以对抗孤立和寂寞（Dodd&Sandell,2001）。

个人如何从博物馆中获益，其成果大都是透过馆员与社区代表或成员们，面对面的互动而达到。在较大型博物馆中，此类活动通常由教育或推广服务部门负责。在众多案例中，最成功的计划模式为：博物馆与一个和社区有密切联系且了解社区的机构，建立一起工作的伙伴关系。

    社区    

博物馆能为以地理区域划分的社区扮演何种角色？在这个范畴里，我们认为博物馆的贡献可能在于振兴区域及鼓舞人心，譬如说，那些生活在贫困的市中心或乡村社区的居民（译注：在英国城市中心如火车站附近，一般居住质量较差，而成为经济弱势团体所居住的区域）。较具体的成果包含了提高社区自我决断的能力、增进民众参与决策过程，及促成社区民主结构之成型。虽然实证研究的资料相当有限，但文化机构与其他性质的机构相比，扮演了一个相当特别的角色，那就是催化社区参与及培力（empowering）的角色。一个探讨文化机构在区域振兴方面的国际研讨会，为文化在社区中所扮演的角色下了以下结论：“文化活动是具有包容性的，且具有其他活动所无法超越的能力，来开启民众间的对话，引起民众的热情与执着，来共享社区重建过程。”此外，“文化及创意发展在协助社区培力及表达其需求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博物馆在促进社群活化与培力上所扮演的角色，虽然正式的评量研究资料相当的少，但从各项活动纪录的相关经验中，已指出博物馆具有潜力来影响并改善那些之前缺乏决策机会的社群。博物馆提供了一个激励的、有创造性的，而且或许较不具威胁性的场域，经由这个场域，社群民众可以获得所需要的技能与自信，扮演着主动、自我决策的角色来主导社区的未来。在斐勒（NancyFuller）对印度阿青社区的生态博物馆计划（Ak-ChinIndian community’s eco-museumproject）的描述中，提供博物馆在社区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社区培力方面所运用的方法与技巧，进一步的观察与洞见。

她认为生态博物馆的模型提供了以下功能：

社区博物馆的新角色是：成为帮助社区自我认识的工具，提供民众一个学习，与经常练习解决社区问题所需技能与态度的地方。在此模型里，博物馆扮演着一个中介的角色，将管理社区的权力从社区外的成员移转到社区居民手中（Fuller, 1992）。

本文到目前为止，简洁的描绘出博物馆对个人与社区这两个层次所产生的影响，如：博物馆与个人及社区面对面互动时所扮演的角色、博物馆与非博物馆机构的合作关系，博物馆所采用那些社会、医疗、社区发展工作者所喜欢并运用的方法及实作等，都于本文中指出。

上述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对博物馆对抗社会不平等的观念，仍侷限在馆外延伸服务与教育功能上。此外，这或许也能部分地解释某些博物馆员的保留或排斥态度，他们感到自己不具备相关能力来负责这类型的工作计划，并且缺乏技能与资源可以直接从事社区工作。

然而，博物馆如何透过其普遍性的、历史悠久的典藏展示功能，对抗社会不平等呢？有越来越多的文献探讨博物馆生产再现的潜能，且集中讨论其所产生的负面效果；例如，博物馆的排他性、造成陈见，或透过挑选、安排、公共地陈列物品，来对差异性进行消音。既然如此，博物馆如何反转其排他性的模式，来涵盖、鼓励差异性的存在，而非加深对其固有的成见呢？发生这些转变的博物馆中，对观众的观念、行为与对促进公平、容忍的社会有何影响呢？

    社会    

威尔（Stephen Weil）对抱持着博物馆能改变社会，这种不太适当且天真的主张表现出一种谨慎的怀疑。

博物馆应该对改善其所属社区问题的能力，保持谦虚的态度。我们所有的人都居住在这个不平等的令人惊讶的社会中，一个无法营造社区的社会，一个决心破坏唯一资源提供者——地球生态的社会。博物馆既不是造成这些病症的原因，也无法在其仅有的能力范围内做多少，来治愈这些病症，除了唤醒人们对这些议题的注意。（ Weil, 1995）

确实，在博物馆工作与当代社会议题间，如不平等及其改善间，如何建立两者直接而非正式的关系是颇富争议性的。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单纯地将博物馆及其他文化机构视为不是文化性的，就是社会性的，这样将两者完全区分开来；因为无法否认地，透过建构并传播社会的主流叙事型态，博物馆与文化机构是深嵌在各个不同族群间的不平等及权力动态关系中。既然如此，在市民社会中，博物馆与其他的机构能扮演何种政治角色，来促进社会机会平等与多元价值呢？

    构建平等    

物品如何被拣选、排列、记载和诠释都有其政治影响力。这影响力并非是指关于物品本身的，而是物品如何被使用及其诠释架构，能开启其历史、社会与文化上的各种可能性，或者相反地封闭这样的可能性。使边缘化的文化被呈现，差异性被认可，博物馆的教学法可以是批判性的教学法（ critical pedagogy）（Hooper-Greenhill,2000）。

身为大众传播媒体并具有文化权威力量的博物馆（Macdonald,1998），其所拥有改变社会的潜能可能被低估了。在图1所提出的解释架构中，博物馆在社会层面所扮演的角色是根据其文化生产力的概念。如同胡皤格林希尔（Hooper-Greenhill）的陈述：

文化经常被视为是反映（reflective）的，然而若与文化是建构（constitutive ）的概念相比较，反映的这种说法就显得不够精确。文化的象征意义具有型塑个人或社会的文化认同，促进情感、观念与价值的交流，并影响我们思考和感觉的方式。 因此，文化是生产、建构性的（Hooper-Greenhill,2000）。因此，基于上述对文化的了解，指出博物馆在描述、呈现具有包容性且公正的社会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尽管有许多案例显示博物馆用各种方式来执行“批判性教学法”，以改变以往错误的或排他的展示方式、认可差异性、赞扬社区的多元化，并挑战陈见。然而，检证这些计划如何影响人们对他人的态度与行为的观众调查研究仍然不足。

····

有时候，文化机构对其所宣称建构与描绘之包容性社会所具有的价值，表现出不确定的态度。但却在另一方面，当文化的政治意涵及其带给社会的效应是负面时，这些宣称却能较自信的被呈现。文化生产过程与种族歧视间的关系，清楚地在佩洛克报导（The ParekhReport）《多元种族英国的未来》中指出：

种族主义的行动、种族暴力、种族歧视与虐待，这些问题不会单独的存在。它们并不是从我们生活的文化结构中，脱离出来的孤立事件或个人行为。关于文化价值、归属感、与其重要性之观念，是在人们决定何谓自己的文化，与我们如何被（或者不被）文化机构所呈现时，所定义且固定下来的。（TheCommissionon the Future of Milti-EthnicBritain, 2000）

相同的，卡帕（Karp,I）宣称“艺术、历史、民族学的陈列，甚至包涵自然史展览在内，都涉及到为社区认同定义或否定其认同”。

型塑不可测的：观众的接收与反应

我们如果认为观众参观这些经过特意设计具包容性的展览，就能够吸收和接受所传达的讯息及价值观而没有产生任何的疑问或排斥，这样的幻想无疑是过度天真了。传统教条式的传播沟通模式，也就是说观众被动地吸收并解读策展人事先想好所要传达的讯息这样的方式，已被博物馆的传播方式所挑战（Hooper-Greenhill, 2000）。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强调观众及参观者经验的传播沟通模式：

用这种方式来了解传播沟通模式，注重人如何在其生活及社会环境中主动建构意义⋯ 讯息传播者的工作——在博物馆里指的就是策展人、教育人员和展览规划人员的工作，是提供经验，邀请观众运用其所有的诠释技巧、知识和其所习惯的学习模式来检测其他人，包括专家所提供的假设（Hooper-Greenhill,2000）。

以这种方式来了解沟通模式，到底对目前讨论博物馆的社会责任这个议题有什么启发 ? 既然观众原有的知识、经验和价值观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占有这么核心的地位，博物馆在型塑观众的态度和价值观方面还能扮演怎样的角色? 建构主义式的博物馆学习模式提醒我们认识到观众的反应是复杂而不可预测的（Hooper-Grennhill,2000）。博物馆员提供讯息，希望引起观众敬意、同情、了解和洞见，但也有可能同时引起一样强烈的负面反应。就如同胡皤格林希尔所指出的：

展览旨在传达有意义的文字或影像讯息，但是这样的目的并不保证一定会达到。观众到博物馆来有许多不同的反应方式。他们或许会、或许不会接收到博物馆所欲传达的讯息。即使是接收到这样的讯息，他们也许会或也许不会同意、注意或对这样的讯息感兴趣（Hooper-Greenhill,2000）。

···

然而胡皤格林希尔对学习理论的探讨，及加德玛（Gadamer）讨论作品与观赏者之间的相遇交流的讨论，有助于将这个问题的思考点更向前推进：加德玛建议，我们都是以原有的成见（prejudices ），或者说是以我们在既有的历史结构中所建构出来的知识，再加上某些开放性，来探讨了解经验、作品和其他许多的素材，如文本。这种对文物的接收过程，创造了很好的平衡，并使成见和开放得以进行对话。这样的对话可以使我们重新检视原有的成见，以达到更伟大的真理；但是这真理仍然是相对性的，受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所制约的。

这样的论点提出：仅仅一次参观博物馆的经验，也许不能推翻固有的成见，但是也可能因此开放一些未定型的价值和观点，使其面对挑战、质疑和修正。或者至少，博物馆可以和其他的大众传播媒体一起扮演宣传社会平等的价值观。

虽然我们无法百分之百预测观众对展览如何反应，但我们可以透过了解观众接收讯息的过程，更了解并且强化博物馆的角色和功能。如汉（Hilde Hein）所指出：“学习理论和环境心理学者获得以下结论，那就是人们有些共同认知及发展过程，如果能够了解这些共性，博物馆将更能够引导观众的经验，而且获得某些程度的一致性。”（Hein,  2000）

这些简要的案例某个程度地支持了以下的看法：博物馆可以有意的利用其文化的权威来扩展其社会功能及目的。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透过典藏及展览，博物馆复制并且加强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尽管如此，仍有许多馆员对于放弃他们原有的、追求客观的中立角色，而采取一个更具政治立场、主动积极创造社会平等的角色感到不舒服（译注：若思考博物馆如何再现主流意识型态而加强了社会不平等现象，作者在此质疑博物馆员自认为可以采取客观中立的角色，乃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象）。我们该赋予博物馆怎么样的责任去实践这样的任务呢？

博物馆及其社会责任

到目前为止，本文的论点锁定在两个议题上：第一、是探讨博物馆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第二、是讨论文化权威这个概念。从这两个议题来看，社会责任是其最强烈的共同点。如果我们从博物馆的脉络来看社会责任这个议题，博物馆所需要做的，不只是认可其有潜力影响社会不平等的现象，而是以其为责任，并且以符合当代社会价值观的方法，来运用其机构及文化的力量。

在英国，社会参与平等（Socia lInclusion）的观念已经深入中央政府的政策中，但是也有人批评，认为赋予文化机构社会责任，会使得它们与国家机构太靠拢而失去其自主性 。于是，他们辩称，艺术将沦为国家用来控制社会的工具。然而，我们所需要的是博物馆能更加思考、反应社会责任这个议题，这样的反应，并非只是一时配合政党政策所为，而是以长远的眼光、以改变既有的思考方式及典范，也就是汉（HildeHein）所说的一种普及于社会中的“道德精神”来实践（Hein,2000）。博物馆的政策及实行已不符合当今主流的价值与思考方式。如同胡皤格林希尔所指出地：

现代时期的博物馆，出现在十九世纪的现代博物馆，是依照那个年代的思潮及价值观发展其特色⋯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许多的思潮和价值观已经被挑战、修正或者放弃了。（Hooper-Greenhill,2000）

社会责任要求正视博物馆建构意义的潜能，并且认为运用这样的潜能，以达到正面的社会目标是十分重要的。汉（HildeHein）从一个哲学家的观点，形容这是一种“机构道德”（institutionalmorality）。她对于只注重个人的职业道德，而忽略博物馆作为机构所应有的道德责任的这种现象有所批评：

我建议机构可能成为发起、传达道德的机制，这样的概念似乎是把它们给人格化了，并且赋予它们超乎人的意识。我们似乎倾向于认为道德是含有意图的，因此需要意识。我主张道德指的不是一种意识，而是创造意义的能力。在某个程度里，机构在这方面所拥有的能力，是超过任何个人能力所及的（Hein,2000）。

与这些道德和伦理论述平行的是，有人主张就一个公家赞助经营的单位，博物馆有责任有益于社会。盖佘（Edmund Barry Gaither）论到：

身为教育及社会机构，博物馆有责任参与并致力于恢复我国各社群的完整性。他们应该增进那些交错生活在一起，各个不同文化族群间的相互了解。他们应该帮助我们对艺术和社会史的内涵及事实更加的了解，因为我们经常收到的讯息是不完全而且扭曲的。他们不应对于重新评鉴我们共同的过去，这样具争议性的问题闪躲。如果我们的博物馆无法拥有勇气，以符合它们成立的宗旨及适合其博物馆规模的方法，来面对处理上述这些议题，那么我们必须质疑为何它们可以用公众的资金来运作（Gaither, 1992）。

当然，将博物馆视为一种社会道德的机制，为那些在博物馆工作的人引来无数复杂的议题。很多博物馆已经在处理象是平衡、不公平及道德判断等议题。类似地，机构道德这个概念和其被误用，这两者之间也引起一些紧张关系。甚至，有些批评者对于博物馆是否能有效的挑战主流论述及其权力关系，感到十分的质疑，因为博物馆和它们是纠缠在一起的（Marcus,2000；Hallam& Street,2000）。这些议题再次引起一些问题，象是博物馆应如何操作实践及用什么方法来充分回应这个日益多元而快速变迁的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偏好展出多元的声音，并且让这些声音能用自己的话语及方式来呈现，而比较少展出一种单一的、威权的声音。莱范（StephenLevine ）解释这些议题及可能的方法：

习惯用威权的口吻来发言的博物馆员，必需了解到他们拥有选择要僱用谁及聆听什么人的声音之文化权，透过这样的权力，他们可以型塑人们及其历史。即使馆方咨询少数文化团体代表，或者将他们带来博物馆和馆员交流，也要考虑他们是如何并且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做这样的选择⋯好像只有通过充分的对话，经由这样的方式才能将博物馆所习惯依赖的权威性口吻，转化为多元社会的声音（Levine,1992）。

社会责任在博物馆界里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比如说，八○年代初兴盛的社会史的展览就和这个概念有关。社会史主要在于展现之前被边缘化团体的历史（Fleming,2001）。事实上，十二年前，却伯（Edward Chappell）就曾写到：

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参观历史博物馆。这群大量的观众已经准备好要深入地参与、面临各种议题的挑战、思考现在与过去⋯ 好的博物馆不应该是被动的或倒退不前的。博物馆除了必须为民众开放使用外，且同样重要的是，博物馆应该提出一些论点和说法，以增进观众对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及经济结构有近一步的讨论与了解（Chappell, 1989）。

类似地，博物馆也常被敦促采取某个政治立场，以探讨当代社会问题（Ellis,1995）而且在文化认同冲突的议题上，也不能只采取旁观者的角色（Karp, 1992）。然而，尽管有越来越多人认可博物馆的社会机制（含正面或负面的看法），但是很明显的，他们还不太愿意去承认其所伴随的责任，并且探索实践上的种种可能性与限制。在仍然维持着“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美学观点的美术馆里，我们可以发现某些人抱持着最顽固的立场，也有些人非常强烈的反对政治或社会对美术馆的影响。这样的反对立场，由瑞恩（MarkRyan）所下的批评可见一斑：

这个议题时，可以指很多不同的事情⋯那些不打算将自己的典藏改为儿童游乐场的博物馆或画廊被视为是排他的⋯尽管对这个新的术语真正的意涵还不太清楚，但我们对其企图却毫无疑问。一位只注重艺术品本身内涵之艺术型馆长，当他听到要处理社会区隔问题时，他知道他已经被警告了。也许他对艺术思考过多了，而对民众的思考不够。（Ryan,2000）

不论是个人的或机构的，专业的或共同的，责任这个概念已成为当代社会的特色。在各个不同的职业领域里，社会责任的概念日益受到重视（从商业界到建筑界，从大众传播到工程），而学术界的社会责任也被探讨，比如说科学的责任。很多博物馆以渴望独立自主为名，不愿意改变，而且与社会所关心的议题脱离，事实上是冒着与社会和时代越来越脱节的危险。

了解改变社会的潜能带来的不只是挑战，也是各种可能性。然而，社会责任这个概念并不是主张博物馆唯一的工作，只在于处理社会不平等，也不是说博物馆要单独的处理这些不公平或者歧视等问题。

同样地，社会责任这个概念也不是要博物馆成为政府御用管理的工具。事实的情况没有那些传统保守人士想象的那么激进或者具有威胁性。事实的情况只是根据一个理念，那就是博物馆可以和其他许多的机构和个人，一起思考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并透过以现今社会价值为基础和对促进社会平等的信念来实践，以发挥并型塑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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