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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县V

2020-05-19

导读：《中国美术报》第184期美术聚焦本期主题营造·中华——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九十周年回望□ 本报记者赵墨 /

《中国美术报》第184期美术聚焦

本期主题

营造·中华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九十周年回望

□ 本报记者赵墨 / 策划执行

【编者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营造学社这个私人性质的学术团体在短短十几年间，于政局动荡的中国先后考察了上千处历史遗构，而经他们调查被重新发现的珍贵建筑遗存更是横跨了汉唐至明清各历史时期。学社中前辈先贤对中国古建筑发展体系所进行的孜孜不倦的研究与梳理，及一系列珍贵的考察报告、建筑测绘、摄影图片，不仅为早期中国古建筑研究积累了极为重要的基础资料，也强有力地对“中国古代建筑有价值吗”这一疑问做出了回答，并就此开创了文献发掘与遗迹考察相结合的中国建筑史学建构和理论体系研究的学术事业。与此同时，在中国建筑史学的外延层面，如历史建筑保护、旧城改造、中国乡土建筑考察与研究等诸多方面他们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九十年后的今天，“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与矛盾，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所不可避免之痛。我们期冀对中国营造学社简史及其学术成果的回顾与梳理，不仅能让读者藉此领略到传统建筑和时间浑然不可分之绵延与厚重，也能让我们认识到建筑不仅仅是一处处“房子”，它还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与审美需求，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人与环境、人与世界、人与信仰的思考和想象。想必，这都将敦促我们去思考如何在当代保存与发扬传统建筑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而这，就是对中国营造学社，对学社先辈最好的告慰。

相关链接：

《中国营造学社之路》

营造学社的眼与手

□ 杨兆凯

九十年前朱启钤先生在北平创建“中国营造学社”的时候，应该很难想象在当下中国传统物质文化复兴的浪潮中，传统建筑的拥趸之众和播布之广，而这些之所以可能，端赖学社一力奠下的基础——在人的方面实践了社会精英对建筑领域的深度渗透，在物的方面则厘清了唐宋法式以及初步搭建了全国重要建筑遗产的谱系；因着梁思成、林徽因两先生极高的社会和文化知名度，营造学社几乎成为民国时期学术社团实践科学精神、谋求国家利益和展示文化信念的标杆，古典化的中国建筑演进史框架，正是与世界对话、与世界接轨的一部分，藉此中国建筑师有了自己可以利用的形式语言和形式逻辑；与此同时，学社因研究需要而进行的学术旅行、学术调查与其精彩的发现一道，被镀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以一种特殊的“壮游”（theGrandTour）体验树立楷式，重走营造学社之路成为一种认同实践；解散后的学社更开枝散叶，其学术遗产分别为今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故宫博物院等研究机构所继承，影响日渐张大，持续为后辈学者提供着思想和资源，这也使得营造学社几乎成为一座庙堂，成为用以校验学科发展的量度，也成为还在关心人类营造的那些学术孤独者们不欹不离的倚靠。

必也先正名，理解营造学社，就要先理解“营造”，现在我们都知道营造是建筑的意思，是用来对应西文Architecture的，“建筑”则是清末引进的日语外来词，暂按下不表，“营造”两字则有地道中国味。20世纪初经历从帝制到共和变迁的中国新“士大夫”们，尤其是先觉的朱启钤先生等，认为宋代刊行的《营造法式》是理解中国传统建筑的关键钥匙。

在被当时殖民主义全球化驱赶着走的中国，“天下大同”带给知识精英们的是全方位的刺激，包括建筑带来的视觉和体验冲击。西洋建筑从在乾隆皇帝的圆明园里昙花一现到庚子事变后在全国的遍地涌现，无不与租界地道洋房之坚固、精洁和极具古典纪念性的示范意义与清末传媒的崛起有关。随之，中国人开始卷入这一崭新业态，清末民初第一批海归或本土的中国建筑师多有在洋行从事设计的经历，宣告与帝制时期的样子匠和各作匠人把持的传统营造业断裂；吊诡的是，一战以来，西人主动追捧、拥抱东方文化也作为全球化的最新成果被国人吸收——事实上更容易接纳。此时在中国国内新的建筑实践中，中国元素开始占据一席之地，这些项目往往由西人主持，彼对中国建筑只有浮光掠影式的了解，建成作品不免有隔靴搔痒、画虎类犬之病，国人纳罕之余，对地道中国营造的呼唤也在精英群体中形成气候。因他者而唤醒自身文化自觉，创立中国传统建筑典范成为一桩可以由中国人积极参与的全球化实践并藉此确立身份认同的美事。

朱启钤先生是梁任公的同辈人，历仕于清、北洋时期，日据时引退，建国后为政协委员，是帝制与共和之交的一位锐意改革、博雅淹通的重要新派官僚。他开启了清末民国北京的诸多市政、交通和建筑改造事业，直接站在了“近代化”事业的前沿，其在工作之余愈发留意考工，并意识到营造遗产蕴含的文明价值，延续发现《营造法式》的传奇，成为他重要的人生安排。

其实当时中国人对于自身的认知是全方位的，在历史、考古、博物到美术中都投入了极大热情，诸多新事物涌现，用来凝视自身。营造学社的组建也是众源归流，一时俊杰云集，留美的梁思成、林徽因，留日的刘敦桢，与原来已经聚拢的传统或新派的士大夫学人，攒聚成掌握国际化科学方法的研究团体，形成了局部技术优势。这些人旧学淹通，语文优势明显，清代鼎革未久，很多营造匠人尚健，通过“沟通儒匠”可将其经验之谈、匠家谣谚与清代则例、做法一一印证，又可实地科学记录匠人技艺，发微补阙。中国是文献之邦，可以广泛搜求图籍载记，加以诠释解读，甚至古为今用。因交通梗阻，国内的田野调查尚未系统展开，等待营造学社的可以说是一片希望之地，蕴含着各种可能。不过，对中国文化浸淫已久，并早一步通过全盘西化更早纳入世界学术网络的日本学者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奔走多年——他们才是最具实力的“对手”——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并最终走向战争，对学社形成了直接的压力。日籍会员淡出学社、交流中止。须知清末以来，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等就反复踏上中国国土进行古迹考察，成果丰硕，日本学者也颇以此自负。在他们看来，中国学者未必具备独立田野调查的能力，应仰重日本学者的力量。彼时，在他们的努力下，日本建筑当时业已在世界上享有更大的影响力，俨然是东亚木构建筑的代表。中日一衣带水，文化包括建筑文化播迁是应有之义，日本学者和国民也以其拥有唐乃至唐以前的东亚木构建筑而自豪，但一种自唐帝国以来东亚文明重心东移的史观也令日本侧重在中国探究唐以前建筑的源流，有意无意间对宋及以后的大陆建筑遗迹有所轻忽。这种压力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让学社背负了更多历史和民族使命。

事实上，宋代建筑和《营造法式》均承上启下，赓续着汉唐建筑正韵，构成了中华营造正统中枢纽性的一环。正如梁思成在营造学社李庄时期完成的中国建筑史叙述中所讲的：唐、辽、宋初建筑被统归为豪劲时期，光辉、灿烂、有力；《营造法式》及后《营造法式》时代的宋、金、元建筑称中国建筑的醇和时期——大国样式此时靡不毕备，呈现出文质彬彬的态度，艺术已臻于烂熟；明清建筑则进入所谓羁直时期——在艺术上开始走下坡路了。如果说朱启钤先生甚至刘敦桢先生更注重文献的整理和传承，近于营造学之太史，那么梁思成先生的历史记录和历史研究则更为其中国古典建筑理论的搭建做储备。梁先生最终在李庄写下的这些判断，乃是基于学社系列的全新踏勘发现而作，但又从历史的系年中跳脱出来，直接上升到了艺术理论的境界，这是梁先生的创举，好的“品味”被选择进而“致用”成为可能。这不是梁思成的突发奇想，早在1935年国立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的设计过程中，在他的积极干预下，这座代表国家形象的大屋顶建筑最终以辽代建筑风格呈现，这是梁思成眼中当时最接近唐风的古典建筑面貌——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夜，梁思成、林徽因才在山西考察中发现了真正的唐代建筑佛光寺东大殿——其原型乃是他1932年重新发现的蓟县（今天津市蓟州区）独乐寺辽代山门及观音阁，这是他通过建筑实践对世界建筑的回应。

学社抓住中国木构建筑演进这一大命题，以《营造法式》的解读为发力点，阐发了“以材为祖”的材分制中国传统建筑模数式设计理念，建立了可与西方古典建筑抗礼的东方古典建筑理论体系。自此，斗拱得以成为中国建筑立于世界建筑之林的标志性符号，以媲美西方柱式，材分制与比例说终于东西辉映。后人观之，也不得不感慨，兹事体大。

自其初创，学社就是一个理想的开放型国际同仁网络。值得一提的“我们太太的客厅”，作为北平一个颇具国际化色彩的文人沙龙，放大了学社的学术影响力，事实上也促进了多学科的启发、交融，实践了“浚发智巧”。

学社的关注点是全方位的，经典木构殿堂之外，园林、石窟寺、佛塔、陵墓、桥梁等都在其网罗之中，木作做法之外，瓦石彩画等亦悉数归整。针对中国幅员辽阔、文化多元，学社还特重民居的研究，其力所及，可以说涵盖了今天建筑研究的方方面面。

九十年来，营造学社开启的一系列新范式，至今仍为各相关学科、行业所奉行，其眼、手所及，直臻高峰，离不开先进诸公的身体力行，今天的我们，又能做多少呢？

当下略感无力的是，消费主义兴起，在城市乡村、在名山胜境，以及古装影视剧和新旧媒介中，中国传统建筑假“营造”之名，被大量复制、建造以及作为文化符号冲破嘈杂，指涉一种看似坚定的文化属性。与此同时，许多真正的建筑遗产被废弃、被摧毁、被变卖——此与学社力求遗产保护、传承的初衷背道而驰，不能不让人唏嘘。■

（作者系尚邑学院联合发起人）

附录小贴士

应县木塔：佛宫寺释迦塔，位于山西省应县，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营造学社关于应县木塔的测绘资料迟至本世纪才重新发现并出版，但当年梁思成通过与地方照相馆联系获得木塔照片的佳话早经传颂。木塔是佛塔中国化的典型产物，融合了印度窣堵波和汉地楼阁建筑，据信在汉代已经创造出这一建筑形态。所憾者，传世木塔极少，而如应县木塔这样明五暗四共计九层的巨构更是绝无仅有，能够流传至今堪称奇迹。

应县木塔渲染图

应县木塔繁复而多样的斗拱朱岩 / 摄

独乐寺：位于天津市蓟州区，辽统和二年（984）重建，其山门和观音阁均为辽代建筑。1932年，梁思成在踏勘测绘后，发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藉辽代建筑实例阐释宋《营造法式》名物，并探讨材分比例等设计原则，将其作为能够代表唐代建筑风采的典型，极力推崇其美学价值。山门单檐庑殿，比例得体优美。观音阁为现存最早的木构楼阁，阁外观两层，藏平坐暗层一层。独乐寺山门和观音阁完整保留了辽代重建时的规制，是了解古代建筑组群空间关系的重要实例。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平剖图中国营造学社 / 绘制

1932 年，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

佛光寺：世界文化遗产，位于山西省五台山豆村，其东大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单檐庑殿顶、七间八椽，斗拱雄大、出檐深远，有侧脚、生起，是我国现存的三座唐代建筑之一，也是规模最为宏大的一座（另两座南禅寺大殿和广仁王庙大殿均为乡间小庙，仅阔三间），殿内雕塑为唐塑精品。1937年东大殿为梁林考察重新发现，适逢卢沟桥事变，发现唐代建筑消息传来，一时海内振奋。佛光寺内的北魏祖师塔、金代文殊殿均为建筑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