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工作富有成效的第一步——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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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冠以工作研究、科学管理、工业工程等名号的工作分析，至今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工作分析始于泰勒在19世纪80年代对单项手工操作的研究，例如著名的钢铁厂铲沙实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泰勒去世，工作分析就以当前的形式在本质上完成了。在战争年代和随后一段时间，泰勒最有成就的两位追随者弗兰克·吉尔布雷思和亨利·甘特为科学管理丰富了从事工作分析的“词汇和语法”。

弗兰克·吉尔布雷思对体力工作的所有基本动作，如“举起”“移动”“放下”等进行了研究、识别和分类。他提出的“塞布里格”（即把自己的姓氏 Gilbreth 倒过来写成 Therblig )，列出了手动操作的全部基本动作，并详细说明如何能够最好地完成一个塞布里格，需要什么动作、多长时间等。塞布里格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字母表，它具有更多汉语书面语的特征，也就是说，“塞布里格”是一种基本动作符号，其本身包含了它们所代表的活动所需的全部信息。

同时期，亨利·甘特专注研究工作中的操作规程，他发明的甘特图从期望的最终产品起步，继而概述所需的每一步骤，以及该步骤在整体序列中的位置及所需的时间，实际上是对工作步骤进行系统安排。

不只是工作分析的原理已经伴随我们很长时间，而且工作分析实践也已经非常普遍。在生产、物流甚至越来越多的文书工作领域，工业工程是所有生产性工作的共同特征。工业工程学已经是一门公认的学科，有大量相关文献，并且一直拥有极为重大的影响力。

因此，经理往往误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所需的全部工业工程学知识。他们会告诉询问者工作分析基本包括以下步骤：

（1）识别生产已知最终产品和完成已知任务的全部必要操作。

（2）合理组织操作次序，使之成为最简单、最流畅、最经济的工作流程。

（3）分析每项单独的操作，并重新设计，尽可能提高其效率——包括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提供合适的工具、信息和原材料。

（4）将上述所有操作整合为一项工作。

简而言之，上述内容即为工业工程学著作包含的内容，也是这门专业课程传授的知识。然而，工作分析要有效果，仅有上述四个步骤远远不够。

首先，上述标准答案忽略了工作分析的第一个关键步骤。工作分析不是始于识别操作，而是始于界定所需的最终产品。正如亨利·甘特在60年前已经指出的（在那之后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工作分析必须始于问题：“我们想要生产什么？工作本身是什么？如何设计最终产品才能使工作最简单、最富有成效、最有效果？”

如果工作分析始于任务而不是最终产品，那么可能会造就一些完美的工作设计，但这些工作压根儿就不应该做。我们不能像泰勒那样假定最终产品一定是合理的、系统的、符合要求的。在多数生产过程中，最终产品往往只体现了极少数未经检验的假设、大量历史、传统、习俗甚至人类的错误。

那些始于分析最终产品和工作本身的人，很快将发现自己会思考“我们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那么做”。通常除了“我们向来如此”没有别的答案。没人知道效率低下（也就是生产率的损失）有多大比例可以归因于毫无异议地接受最终产品，但我听说，经验丰富的工业工程师通常认为损失高达总成本和全部努力的30%。

因此，管理者应该认识到，工作分析人员必须参与产品和流程的设计。显然，最终产品的设计不能主要着眼于使制作过程更简便，其基本要求取决于使用者而不是生产者的需求和价值。但在基本要求的范围内，通常有相当大的空间来设计一种产品和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生产是高效率的还是低效率的，是简单易操作还是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性，是经济的还是浪费的。

第二个更加广为人知的缺点是，上述标准答案包含了若干不属于工作分析的内容。多数管理者，起码是西方国家的多数工业工程师对工业工程的定义包含了第四步，但该步骤并不是工作分析的一部分。岗位安排不再是工作分析。更确切地讲，该步骤需要的分析不再是工作分析，而是做工分析。尽管工业工程师在该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但这与其在工作分析中的作用完全不同。

工作分析中包含岗位安排，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工人向来抗拒工业工程的原因，知识分子对现代技术、现代组织、现代产业的敌意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咎于此，同样，后来装配线的不良设计、致命的无聊以及许多工作岗位的非人性化都被错误地归咎于工作分析。

管理者需要知道，工作分析的逻辑和岗位安排的逻辑不同，其中一个是工作的逻辑，另一个是做工的逻辑。

对工业工程的最后也是最重要误解是认为工作分析就是全部工作。事实上，工作分析仅仅是使工作富有成效的第一步。工作分析识别单独的具体操作及其顺序、相互关系，处理的是局部的零碎问题，不关注生产过程的整体问题，包括生产过程的结构、经济性、绩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