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氧挑战人体极限？因个人名誉牺牲弟弟性命？纪录片中撕逼？堪比年度大戏啊！

无氧登顶珠峰的两个人备受质疑

丹增诺盖（Tenzing Norgay）并不买莱因他们的账。其他五个曾经在1953年与丹增诺盖和埃德蒙·希拉里首登顶珠峰的夏尔巴人也一样，他们这两个欧洲人爬得太快了——他们连氧气都没有用，这不可能是真的。

1978年5月8日，33岁的意大利人梅斯纳尔和35岁的奥地利人彼得声称无氧登顶了珠峰，他们表示自己是从25938英尺（合约7905米）的南坳5号营地出发，冲击海拔29035英尺（合约8848米）的顶峰——这意味着，他们通过珠峰和洛子峰之间艰险的南鞍地段只用了8个小时。接着，他们在顶峰只待了15分钟，然后分别下撤。下撤时间彼得用了1小时，而梅斯纳尔则用了1小时45分钟。

当这对搭档返回4号营地时，遇到了在这里等待的随行英国摄影师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他们通过无线电向在珠峰大本营的纪录片导演利奥·迪克森（Leo Dickinson）通话。迪克森正在筹备一部关于此次探险的纪录片《Everest Unmasked》， 这部影片预计将在第二年上映。“我也觉得有些不对劲，”琼斯说，“他们居然这么快就回来了。”在6月17日的路透社报道中，丹增和其他人告诉记者，他们对梅斯纳尔和彼得的登顶相当质疑。

两位当事人早就料到会有人质疑——在珠峰峰顶时，梅斯纳尔为他们自己留下了照片，这个登顶证据似乎确凿了。但另一项他们需要证明的似乎就显得证据不足：那就是他们到底是否使用了氧气。彼得在他1978年的书里《孤独的胜利》 《The Lonely Victory》 中写道：“某些专家声称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对于丹增诺盖和其他怀疑者的声音，梅斯纳尔在返回意大利后也进行了猛烈的反击：“他们这纯粹就是羡慕嫉妒恨。”他告诉路透社：“他们不能理解有人能够做到他们无法做到的事情。”

但当时许多人并不知晓的是，尽管梅斯纳尔和彼得取得了史诗性的成就，但两人的关系却在渐渐地疏远，珠峰的“公平登顶”正是他们之间的障碍所在。梅斯纳尔和彼得共用一条绳子，但他们只一起使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其他的时候，他们都在自顾自地以无保护攀登和无氧的方式向上爬。尽管两人之间的沟通甚少，在1978年春天的那个瞬间，他们还是一起站在了珠峰峰顶，见证了这个人类攀登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刻。

梅斯纳尔（左）和彼得在新德里，从尼泊尔返程的路上

梅斯纳尔和彼得登顶一座座高峰，下一步就是“无氧攀珠峰”

在上世纪70年代，登山者们开始渐渐地将注意力从“追求所攀高峰数量”转移到“追求攀爬路线和方式”上来。1963年，霍恩宾和安索尔德完成了珠峰西脊新路线的首登。虽然他们使用了氧气，但他们快速而轻便的攀登方式不仅提升了登山的水平，也为整个业界带来了爆炸式的影响。在随后的十余年中，这种攀登方式迅速演变成为引领潮流的登山模式，之前盛行的大规模的围攻型喜马拉雅式登山模式逐渐消失。但氧气的辅助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攀登珠峰上。

在1975、1976年间，如果你问起任何一个曾经尝试过喜马拉雅式攀登的人，“什么会成为登山的新潮流时”，他们会说：“无氧攀登珠峰。”

“无氧登珠峰”，显然，梅斯纳尔和彼得就是最佳人选。梅斯纳尔的外表狂野，他常常绑着头带，毛茸茸的大胡子和棕色的蓬松卷发让他看起来像一只野兽，当时他已经有了丰富的阿尔卑斯山的攀登经验，在欧洲也已经声名鹊起。而彼得则看起来干脆利落，高高的颧骨和闪闪发光的白牙让他看起来像一个精英人物。彼得攀登的时候常常会揣着妻子和年幼儿子的照片，梅斯纳尔则刚离了婚。

2017年7月，彼得度过了他的75岁生日，与梅斯纳尔相比，彼得是一个内向的人。而梅斯纳尔以性格急躁并且直言不讳著称。“他是处女座，喜欢招摇，而我的性格则不喜形于色，喜欢一个人独处”。彼得在《孤独的胜利》中写道：“我们不是那种通常意义上的朋友，我们也不是那种患难与共的兄弟，我们很少向对方谈及自己的私人生活。”

从1965年开始，在意大利的多洛米蒂地区，22岁的彼得和20岁的梅斯纳尔相遇，开始了搭档攀登，这一攀就是13年。刚开始，他们只是关注于高难度的攀岩而并未涉足登山。1969年年初，他们两人加入了一个安第斯山的远征队并且完成了秘鲁的第二高峰耶鲁巴哈峰东坳的首登，这也是他们初次登上高海拔。

这次登山激发了梅斯纳尔对于高海拔登山的兴趣，他渴望爬更多的山。1970年，他加入了一支德国登山队，他们的目标是攀登海拔26660英尺（约为8125米）的巴基斯坦南迦帕尔巴特南壁的“鲁泊尔岩壁”。由于当时彼得因故不能加入，梅斯纳尔推荐了自己的弟弟冈瑟（ Günther ）作为登山队的候补队员。精疲力竭和患有严重高反的冈瑟在那次登山中莫名失踪，梅斯纳尔认为他的弟弟应该是在下撤途中死于一场雪崩（他的遗体直到2005年才被在冰川中发现）。直至今天，梅斯纳尔仍认为那次极度艰难的攀登是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次，但冈瑟的死把他困在“因个人名声而牺牲了弟弟”的谴责中至少几十年，在发现冈瑟遗体前，他一直在试图自证清白。梅斯纳尔在山上努力寻找了弟弟一夜，从南加帕尔巴特峰下来以后，梅斯纳尔曾跌跌撞撞地走到附近的一个村庄求助。就是这次攀登，使他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并失去了七个脚趾。1974年，梅森纳尔和彼得在不到十小时的时间内就征服了瑞士艾格峰北壁路线，时间仅用了前人记录的一半。次年，两人又攀登了海拔26509英尺（约为8080米）的加舒布鲁木峰Ⅰ峰，这次他们不仅是无氧，也没有用任何背夫或建立传统式的用于储备物资和前进营地。

1975年，加舒布鲁木Ⅰ峰的攀登结束后，梅斯纳尔和彼得在回家的飞机上用加了汤力水的杜松子酒庆祝成功，在他的书中，两人有一段这样的对话：“下一步咱们去珠峰”，彼得补充了一句：“无氧。”“嗯，无氧，”梅斯纳尔点头同意。

20世纪50年代后，珠峰已经被视为一个拥挤不堪的高峰。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无氧登珠峰被视为从生理上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正如梅斯纳尔在2006年告诉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那样：“这就像是你去登月而不带氧气，这怎么可能呢？”在德国，至少有五位医生在电视上循循诱导观众，告诉大家他们能够证明无氧去高海拔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这个说法最有趣的地方是：急着做出否定结论的正是登山者自己。事实上，很少有医生或科学家就专业角度提出反对，1978年的高海拔研究似乎也与这个不可能的见解自相矛盾。

在1960年至1961年的冬天，为了研究高海拔人体生理的反应，埃德蒙·希拉里率领一支科学团队在尼泊尔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远征考察，十名科学家花了六个多星期在海拔19000英尺（合5791米）的一个管状胶合板的实验室内对人体在极限环境下的细微变化进行各种研究。研究发现，喜马拉雅山区的气压比预想的要高，这意味着珠峰峰顶的气压或许与海拔27500英尺（约为8382米）的类似。

1977年春，迪克森和梅斯纳尔曾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租了一架单引擎螺旋桨飞机围着珠峰峰顶飞了一圈，当时迪克森和飞行员都戴着氧气面罩，而梅斯纳尔则坐在后排啥也没有戴。“他的嘴巴发乌，眼睛也眯起来了，但好笑的是，就算是这样，你也没办法阻止他叽里呱啦地说个不停。”“当然，在3万英尺（约为9144米）的高空不用氧气并不能证明我们可以无氧登珠峰，”迪克森在他的纪录片中说，“这只能证明我们可以待在那里不会被憋死。”

1978年，当彼得和梅斯纳尔到达喜马拉雅山时，珠峰已经被登顶了59次，从那个年代看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到2017年，已有超过600人登上顶峰）。20世纪50年代后，自从纯洁的珠峰被人类征服后，各种品牌商、大量的媒体和自命不凡的登山者纷至沓来，珠峰甚至进入了特技表演时代：1971年，日本人三浦雄一郎（Yuichiro Miura）穿着一对雪板，用降落伞控制速度从珠峰的洛子峰一侧滑下。他不仅幸存了下来并且至今保持着最年长者登顶珠峰的纪录（他于2013年在80岁高龄登顶了珠峰）。

从那时起，珠峰已经被视为一个拥挤不堪的高峰。它的拥挤使得尼泊尔政府决定大本营每次只能待一支探险队：前提是位置必须提前预订，你必须要获得登峰许可证。1978年，梅斯纳尔和彼得参加了由因斯布鲁克向导和企业家沃尔夫冈·纳尔茨（Wolfgang Nairz）率领的探险队，沃尔夫冈希望能把第一个奥地利人送上珠峰。作为一个无动力滑翔翼爱好者，沃尔夫冈甚至把两架滑翔伞拖到了珠峰大本营，他计划着让夏尔巴人把滑翔翼拖上珠峰，后来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梅斯纳尔和彼得毫无疑问是探险队的中心人物，两人从德国杂志《GEO》那里得到了额外的资金，并且带来了纪录片导演迪克森和摄像师埃里克·琼斯。这次攀登在登山圈和奥地利广为人知，但因为梅斯纳尔和彼得在世界上还相对寂寂无闻，因而世界媒体鲜有报道。在英国，导演迪克森正在拼命征得制作人的同意，而在美国，他们则几乎无人知晓。

攀登过程中的撕逼 精彩程度不亚于天使之路

1978年3月，两人抵达了尼泊尔，在到达大本营时，他们首先的任务是找到一条路线通过昆布冰川。他们两人都一致同意在这个极端危险的地区放弃用攀登的方法通过，而改用奥地利传统的方法。梅斯纳尔和彼得为进入冰川开路，而夏尔巴人则将铝梯架在冰川上。

4月20日，雨雪交加的天气终于停止，梅斯纳尔和彼得意识到，如果他们想要登顶就要马上出发，他们离开了大本营。4月23日，饥肠辘辘的两人到达了3号营地，彼得吃了一罐沙丁鱼，他立马觉得说不出的恶心，“我直冒冷汗，唾液在我的舌头下聚集，”彼得回忆，“我想呕，喉咙像火烧一样难受。”他被腹泻和呕吐缠了差不多整整一晚上。“情况不太妙啊，”彼得告诉他的同伴，“我没有办法再往前了，你也应该就此返回。”同伴的情况不妙，顺带着天公也开始不作美，一场暴雪眼看着即将来临，情况变得很糟糕。

到了第二天早上，彼得恢复了一些，他可以下撤了，他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才恢复过来，（但他仍然不得不吃沙丁鱼，迪克森也讨厌吃它们：“我说，伙计们，我们为什么要在珠峰上吃他妈的沙丁鱼呢？我们没有蔬菜汤喝？”）由于同伴的下撤，梅斯纳只能带着两个夏尔巴人——明玛（Mingma）和安· 多杰（Ang Doje）继续在暴雪中前行，尝试无保护登顶。但当一行三人尝试在南坳搭建4号营地时，遭遇了一场更加猛烈的暴风雪。他们不得不缩进帐篷里，任由狂风以80英里（约为128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掠过帐篷。

梅斯纳尔将此时他与大本营的无线电通信对话写进了1979年出版的书里。“我们的帐篷都快要被吹走了，现在的风速应该在150至200公里每小时之间，温度零下50摄氏度。由于外面的风声太大，我们几乎听不见对方说话。”在同一时刻，帐篷里的明玛似乎正在陷入崩溃。“如果夏尔巴人发疯了怎么办？”梅斯纳尔询问纳尔茨，“你能问问大本营的布尔（奥地利人奥斯瓦尔德· 奥雷茨（Oswald Oelz），绰号‘布尔’）吗?如果他们有人发疯了我要怎么办？”

无线电中传来这样的回复：“布尔说你给他吃药也没有什么用，最好的办法是朝着他吼或者猛揍一拳。一般来说吓一吓能让他冷静下来。”第二天下午，暴风最终停息了，明玛从他的茧里爬出来，回到2号营地，梅斯纳尔和安多吉跟在后面。回到大本营后，彼得依然在康复当中，他以为梅斯纳尔那伙人一定无法幸免——因为就连他自己也差点死在那场暴雪里。

梅斯纳尔对彼得灰了心。在随后的纪录片采访里，迪克森问梅斯纳尔：“你依旧认为还有成功的机会吗？”“是的，但我必须找一个新搭档。”梅斯纳尔一边说一边恼怒地看着镜头，他暗示彼得在吃坏肚子以前就一直在发牢骚：“也许彼得会跟上来的，毕竟他是我认识的最有实力的攀登者。但他的问题在于总是优柔寡断，只要走上100米，他就会叽叽歪歪地说云上来了，我们要下撤。”

“这些分歧和冲突让电影显得更加真实，”迪克森说，“梅斯纳尔能帮搭档发挥出他最好的一面，但他也喜欢羞辱他们。我觉得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邪教领袖，我不知道他信啥教，但我希望他是一个无神论者——除了相信他自己。”

极具画面感的登顶过程 还原几十年前的壮举

“我当时只是说说，我害怕嘛，”彼得说，“我真的是被吓坏了，所以当梅斯纳尔对着我屁股踢了一脚然后说：‘你看彼得，我们都一起干过这么多票了，我们会成功的’时，我马上找到了原来的感觉。”

梅斯纳尔和彼得又重新站在了一块儿，而纳尔茨和两个奥地利人及夏尔巴人领队安· 浦（Ang Phu）将使用剩下的大部分资源：12个夏尔巴人和16个氧气瓶，用于纳尔茨自己在5月3日的登顶。他们最终有四人成功登顶，梅斯纳尔和彼得在2号营地收到了他们成功登顶的消息。在纳尔茨和罗伯特· 舒勒（Robert Schauer）下撤后，舒勒告诉彼得他曾几次在途中试图摘下自己的氧气面罩，却发现除去面罩后自己根本没法呼吸。这句话让彼得又陷入了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怪圈，他告诉摄像组，他本来差不多已经决定“要带着氧气爬上去，享受一下拍拍照就下来。”

两个奥地利人之所以这么说是认为彼得无法胜任无氧攀登，舒勒甚至还轻蔑地加了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想要使用我们的氧气，那你必须排在其他攀登者登顶之后。”彼得对这个蔑视充满了愤怒，接着，梅斯纳尔走过来给了他一个坚持的完美理由：“伙计，你要学会相信自己，如果我可以无氧攀登，那么你也能行。”虽然很心灵鸡汤，但彼得却十分受用，他一直都自认为自己十分完美，甚至他在大本营给岳父的一封信中提到：“我的体型比梅斯纳尔更优美。”但是他缺乏像梅斯纳尔那样坚忍不拔的意志力。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彼得·哈伯勒，那就是：平凡，”迪克森说，“而梅斯纳尔是我在地球上看到的最有决心和毅力的人。”“如果我无法在无氧的状况下登顶，那我就会放弃登顶，”梅斯纳尔在他的书中写道，“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知道自己忍受的极限，我才能知道我是否能够提高自己的目标，我才能在与大自然和宇宙的关系中学到新的东西。”

迪克森用他的八毫米胶片摄像机给梅斯纳尔拍摄了电影。两位登山者也一直有摄影师埃里克陪同。在三个夏尔巴人下撤之前，他们说服了夏尔巴人帮助他们将装备和两个备用氧气瓶抬至南坳的4号营地。5月6日，一众登山者到达了3号营地。彼得还记得他们在那里服用镇静剂休息了一会儿——彼得服用了安定片而梅斯纳尔服用了硝基安定。5月7日，他们登上了4号营地，埃里克因为拖着笨重的摄像机不得不落在后面。所有人都在各自的帐篷里打瞌睡，梅斯纳尔则用一台小型录音机说着对即将到来的登顶的各种猜想。

穿过洛子峰一侧向着珠峰4号营地攀登

“如果我们使用氧气，事情会变得简单得多，”彼得说，“但我们已经同意无氧攀登，除非情况不妙。”梅斯纳尔回复：“好吧， 我来跟你交个底吧，我打算在失去神志之前就下去。”

与两位登山者将要创造的炫目的成就相比，他们所有的自我、装腔造势和马后炮都不值一提。“我们没有一起登过很多山，但我们登过的那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梅斯纳尔说。“是的，我们一起做过一些非常值得的事情，很值得，”彼得回答。

凌晨3点，他们解开袋子开始融化雪水，梅斯纳尔把他那冻得硬邦邦的脚塞进靴子里。5点半，他们起了床，而埃里克仍在帐篷里睡觉。两人依旧是轻装：除了冰爪、一些保暖衣服、绳子和录音装备——每人总共不超过8磅（约为3.6公斤）。他们把备用氧气留给了埃里克。彼得很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能够无氧下撤：“我感觉自己昏昏欲睡，我的脚重得像灌了铅，我根本就不想挪窝。”这时，天空开始变得阴暗并且下起雪，梅斯纳尔有些惊恐，这好像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但他们还是决定继续攀登，并且尽量少说话以节省体力。

“我们当时非常亲密，好像两人之间有一种精神上的纽带，虽然大家都没有说话，但却能彼此洞察对方心思，”彼得说。9点半，他们到达了奥地利队在海拔27900英尺（约为8503米）建立的最后一个营地，两人在雪盲的状态下攀登，每走上10到20步就要停下来弯腰喘上几口气。

即便是在这个连气都快要喘不上来的节骨眼上，梅斯纳尔还是有闲情雅致：他特地停下来花了半小时煮茶喝——这与他们当时希望快速完攀的愿望简直背道而驰。他们利用这次休息讨论了一下恶劣的天气，彼得认为这会儿他们之间的交流更像是心灵感应，不需要实际的语言。

中午的时候，他们抬头看着距离他们330英尺（约为100米）远的峰顶，厚厚的云层包围着珠峰，“峰顶看起来就像是一座被海洋包围的孤岛，西藏完全被浓雾所掩盖，马卡鲁峰、洛子峰乃至干城章嘉几乎都看不见了。”

在南面的峰顶上，他们把一根长15米的绳索系在腰上结组往上爬。为了给彼得摄影，梅斯纳尔为彼得做保护，好从上面拍摄彼得攀爬希拉里台阶。彼得说他感觉自己已经灵魂出窍，他认为自己正独自与他的一个分身在一起。最后，中午1点15分，在距离台阶100英尺（约为30米）处，当梅斯纳尔在他前面结绳领攀时，彼得用胳膊肘匍匐着爬向了顶峰。这时的时间是下午1点15分，两人攀登均速已经达到每小时400英尺（约为120米）。

“我向他走去，我只记得我当时哭得像个孩子，”彼得在纪录片中说道。而梅斯纳尔的反映则更具体：“我的精神开始变得飘忽模糊，我和我的视力仿佛都不再属于自己，我仿佛只是一个喘着粗气，漂浮在这个充满雾气的山顶上的东西。”

1978年5月8日，梅斯纳尔在珠峰峰顶

没有动用的氧气瓶证实了他们的清白无辜

“在海拔8848米处，这两个疲惫的登山者肩并肩地躺在雪上，听着自己沉重的呼吸声，那些以前在意大利搭档的感觉好像又回来了。15分钟后，彼得开始对他有些发麻的手和迟钝的知觉有些担心，他告诉梅斯纳尔他要准备开始下撤。这是梅斯纳尔在下撤抵达4号营地时最后一次看见彼得。

当彼得从台阶上下来之后，他看见眼前是一个稍微平坦的山坳，为了节省体力和时间，彼得决定坐着滑下去，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举动，如果他无法控制速度，很可能无法停下来。彼得在雪地上滑行，在他接近山坳时，一大片冰雪在他的体重压迫下四处崩散开并且追着他跑。“我捂住嘴巴等雪停下来”，他有五分钟失去了踪迹。埃里克从4号营地里看见被雪崩冲开的彼得，他想着彼得一定玩完了，但没想到，几分钟以后，彼得却额头流血一瘸一拐地走进了营地，并且宣布他们已经成功登顶。此时是下午2:30。

梅斯纳尔跟着彼得滑下去的轨迹下了山，他对于彼得的冒险行为表示惊讶无比。当他们在4号营地会合时，他们用无线电通知了大本营登顶的消息。大本营的队伍打开了酒瓶为他们举杯庆祝。

但梅斯纳尔在攀登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了拍摄彼得，他曾经多次取下他的护目镜，高海拔炽烈的太阳和强风损害了他的眼角膜，随着夜晚的来临，他的眼睛开始发炎，他的视力开始变弱并且疼痛难忍，这使得他一度认为是因为大脑缺氧所造成的，“我脑子里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我可能永远都看不见了,”梅斯纳尔告诉纳尔茨，“如果是这样，那我宁愿立即死在这里。”他相信彼得会像照顾小孩一样照顾好他这个瞎了眼的伙伴。

“我感觉我们的关系前所未有的更加紧密了，”彼得认为。在煮了一晚上的茶后，彼得将埃里克和梅斯纳尔留在了营地，他独自穿过山坳修复通往洛子峰一侧的路绳，埃里克被冻伤所困扰，而梅斯纳尔则或多或少地陷入类似梦游的状态，在用路绳下撤时，梅斯纳尔疲惫不堪而且啥也看不见，他们迅速地下撤到3号营地，几个人埋头大睡，直到第二天的太阳高照在帐篷上。

早上9点，就在同一时间，绰号“布尔（Bulle）”奥地利人奥斯瓦尔德· 奥雷茨（Oswald Oelz）和莱茵哈德· 卡尔（Reinhard Karl ）带着氧气从3号营地出发向顶峰进军，当他们路过四号营地时，他们发现存在那的两个备用氧气瓶仍是满满的。

在大本营，来自德国和英国的记者已经被5月3日第一支队伍登顶的消息所吸引而来。在欧洲，媒体已经开始头条刊载梅斯纳尔和彼得的消息，但在美国，他们的消息只占了很小的一个版面，这不仅是因为美国人对于两人知之甚少，也是因为美国媒体并不了解有氧攀登与无氧攀登的区别。对于大多数媒体来说，珠峰在1953年就被埃德蒙· 希拉里搞定了，但当他们的纪录片于1979年在英国的ITV电视网上播出时，英国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大约1600万人观看了这部纪录片。那时候，关于他们是否真的使用氧气的争论已经平息——在顶峰发现的两个没有动用的氧气瓶证实了他们的清白无辜。

当然，其他队员也证实了他们的清白，在携带氧气的问题上撒谎需要所有远征队员的共谋，这显然违背了登山运动的原则。梅斯纳尔在1978年把无氧攀登的概念带进了登山圈，自此之后他的许多攀爬都是以无氧状态进行的。毫无疑问，他是一个登山家，他和以前的任何一个人都截然不同。

一个登山家真正要攀的，是那些廖无人烟之处

梅斯纳尔后来的许多次探险都没有彼得的身影，这对搭档陷入了冷战，而冷战的根源就是《孤独的胜利》一书的出版。梅斯纳尔很愤怒，彼得这个帅气、善良的搭档不仅写了一本书，还在他之前将故事公之于众。

但梅斯纳尔说他从来没有因为彼得出版书而生气，他生气的是彼得聘请的那个写手，他对攀登一无所知，写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话。1979年，彼得出版了他的书《Expedition to the Ultimate》，梅斯纳尔写了一段非同寻常的引言:“关于珠峰的探险纪实不是一本小说，所以你无法真切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更不用说这本书是由一个不在现场的人写的。”

1982年，《OUTSIDE》杂志刊登了关于两人结怨的文章，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引用了《孤独的胜利》一书中的关键章节。彼得注意到一张他先于梅斯纳尔攀登上加舒布鲁木峰顶的照片被广泛刊载并且标上了这样的图注：梅斯纳尔征服了隐藏的山峰。彼得写道：“我的朋友们经常问我：为什么你要忍受这些？你看，你们所做的共同冒险最后变成了他一个人出风头！”

不和谐的关系导致了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攀登合作伙伴关系的完结。二十多来，他们几乎再也没有对话过。梅斯纳尔1980年再一次无氧攀登了珠峰，这一次他无保护攀登的完成了北坳的一条艰难的新路线。接着，他逐步以无氧的方式完成了所有剩下的十个8000米高峰。彼得回到了他在迈尔霍芬的家中，建立了以他名字所命名的滑雪登山学校并且仍在那里授课。在他指导的新生代登山者中，来自奥地利的大卫·拉玛（David lama）是最有天赋的登山者之一。去年7月，他们登顶了艾格峰北壁。但彼得从来没有试图超越梅斯纳尔的那些14座登顶成就，他也同样无氧攀登过许多8000米的高峰，其中包括卓奥友、南迦巴尔马特和干城章嘉。

两人的分歧已经消散，虽然他们已经再也不可能一起攀登但至少友谊仍在。当我六月份再次跟他们谈起这段结怨的故事时，两人都笑了。“我们想说的是，我和梅斯纳尔之间的曾经的那些不愉快，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彼得说，“虽然最开始的时候我不太开心，但现在我们的关系很完美，”梅斯纳尔补充道。

1984年，梅斯纳尔在米兰的新闻发布会上

现在，对于梅斯纳尔而言，珠峰已经变成一个旅游级别的山峰。为了继续发扬攀登传统，他建立了登山博物馆并拍摄了一系列电影，梅斯纳尔说：“我认为，现在珠峰的两条常规攀登路线都已成了旅游路线，一个真正的登山家应该对此不屑一顾，他们要攀的，应该是那些真正了无人烟之处。”

对于珠峰的现状，彼得也持有同样的观点：“现在的人啊，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上Facebook或者其他社交媒体上，让大家知道你在哪里，吃了什么，每天拉了多少屎。”梅斯纳尔希望下一代能至少有一次机会接触到传统的登山，“像西班牙那个超跑选手基利恩·约内尔（Kilian Jornet），从大本营无氧攀到顶峰只用26个小时，接着第二次又只用了17个小时。大家对这种例子不用太激动。如果他能在两个月内在珠峰开一条新线，那我会对他有十倍于现在的尊重。换句话说，这事儿都已经有人做过了——汉斯·卡门兰德（Hans Kammerlander）在90年代就已经在珠峰北坳无氧登顶，速度比他还快呢，所以他算得上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