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心革面，成为新人，阿姆斯特朗真的悔悟了吗？

坐在科罗拉多阿斯彭一家烤肉店的餐桌前，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正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身旁伴着未婚妻、几位好友、一名记者以及五个子女——最小的孩子年仅六岁，最大的17岁。餐馆坐落于一万英尺高的巴特米尔克山（Buttermilk Mountain）的脚下，虽然时间已经来到的春末，但这里却仍覆盖着积雪。阿姆斯特朗的讲话方式和过去一样，语句里依旧夹杂着一些脏话，这就使得八岁的儿子马克斯（Max）经常高声喊叫，中断他的讲话。因为每发现一句脏话，马克斯就能获得一美元，这是他们之间的约定。

阿姆斯特朗住在阿斯彭，这是全美最富裕的社区之一，也是阿姆斯特朗及其家人每年夏天的居住地。而这里活泼、友善、自由、适合居家的环境，彻底俘虏了阿姆斯特朗依旧躁动的身心。他在这里的大部分生活，都在围绕着自己的豪宅进行。这座带有蓝色屋顶的建筑距离镇中心不远，2009年被他以9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夏季的每个晚上，这里都会挤满了大人和孩子——因为这里总会举办儿童派对或露天鸡尾酒会。有时候会有名人光顾，比如就住在隔壁的赛车手吉米 · 约翰逊（Jimmie Johnson），但大部分参与者都是在阿斯彭的街头随意就能见到的普通人。

“你知道在方圆四周，有一间屋子是可以供人随意出入的吗？”当我们一行人离开烤肉店，驱车前往阿姆斯特朗的住所时，迪萨尔沃向记者问道，“就是他家。”按照阿姆斯特朗一家的标准，当晚安排的活动还算有点冷清，毕竟只有23人参与其中。包括4位来自得克萨斯奥斯汀的客人，他们得在这里过夜。此外，我们还看到了阿姆斯特朗的未婚妻安娜 · 汉森（Anna Hansen）和5个孩子——最小的2个是她跟阿姆斯特朗生的，其他3个由阿姆斯特朗的前妻克莉丝汀（Kristin）所生。这是一个快乐而亲近的家庭。如果不了解具体情况，你或许会觉得所谓的“理想世界”也不过如此吧。

这样的话，你就大错而特错了。事实上，这是一个因收入锐减而变得极为脆弱的世界，也是一个不久之后眼前的一切都有可能被彻底没收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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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6日，华盛顿特区联邦法庭将开庭审理一起民事诉讼案，将确认阿姆斯特朗在摘得环法及其他自行车大赛桂冠期间所采取的违禁行为，是否已对其前赞助商美国邮政公司构成了欺诈。如果输掉了这场官司，阿姆斯特朗最多有可能会被处以高达9700万美元的罚款，这个数字足以在经济上摧毁他——虽然在宣判结果做出之前，赔偿金的多少还都来自于外界的猜测。自从承认自己使用过禁药之后，阿姆斯特朗为与各方达成谅解已经支付了2100万美元，此外他还得支付高达1500万美元的各项法律费用。现在的他已经不可能再通过体育界来赚钱了。他创建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投资组合，通过多方位的投资来确保收益。他拥有两家Mellow Johnny's自行车店，还会四处讲演来赚点零花钱。按照媒体的报道，阿姆斯特朗目前依然是一名富翁，因为据说他曾在2012年告诉过一位朋友，自己的资产差不多“过亿了”。即便如此，哪怕是一项不利于他的法律判决都有可能夺走全部剩余存款，而且麻烦事还远不止这一件。

2012年，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缩写为：USADA）正式认定阿姆斯特朗在参加一系列自行车赛事时存在作弊行为，而当事人随后在接受奥普拉（Oprah）专访时当众承认了自己使用过禁药的事实。然而在这座占地5800平方英尺的幸福之家里，你看不到一家之主即将面对的天价诉讼案，也感受不到他正遭受着来自全世界的鄙视和网络世界里各种无底线的攻击。在网络上，有数不清的人称其为“作弊的杂种”，诅咒他“会因癌症复发而死去”。你看不见，也体会不到经历朋友和同学纷纷离他而去、由他创建的抗癌基金会却要跟他划清界限时给他造成的那种痛苦。

你不曾注意的最大变化或许是：整个故事的主线都改变了。兰斯 · 阿姆斯特朗始终都是一台创造各种故事素材的机器。你没听过关于他的任何事情？只有两种可能性，不是因为你生得太晚，就是因为在过去的20年里你一直都居住在格陵兰的某个冰岛上。他是一个会呼吸的故事，里面的内容都经过精心设计，环环相扣。他创造了这些故事，给予它们生命，并将其推至最高潮。阿姆斯特朗本人也生活在这些精彩的故事之中，最初的故事主线是：一个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的穷小子，一步步地成为自行车世界冠军和抗癌英雄，他不仅赢得了七次环法赛的冠军，还为其他癌症患者募集到了数以百万计的善款。但后来故事的主线却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公众形象遭遇最大反转的那个人，过去曾属于他的所有传奇经历全被一笔勾销了。

现在又有全新情节要被填进故事里了，为什么不呢？它没有叙述一个伤心无助的男人，就此沉沦于毒品、酒精、抑郁、愤怒和抱怨之中……而在讲述男主人公如何一步步地重建家庭与友情，他逐渐理解了为何有那么多车迷会感觉自己遭受到了背叛，他要为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和由此造成的伤害深表歉意。即便遭受到大部分体育组织的禁赛处罚，阿姆斯特朗还是转型成为一名田径选手。他已经重新融入这个世界。现在故事的主线又变成了：一个低调的男人，正在尽一切努力试图从全世界数百万计（前）支持者那里获得宽恕。

反对者会告诉你别去相信阿姆斯特朗所谓的“救赎之旅”，因为这就像他曾经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的骑行生涯是清白的一样虚伪。他们声称，这只是他再次玩弄世界的新招数，他把所有人都当成了（自行车比赛里的）“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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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兰斯现在的想法，你首先就得先了解刚从神坛上跌落时，他究竟有多么愤怒。他天生就是一个骄傲而富有攻击性的人——按照密友兼公司业务经理巴特 · 纳格斯（Bart Knaggs）的说法：“在他的工具箱里，最重要的物品就是一把铁锤。”所以在其刚从神坛上跌落的那几天里，因个性使然，阿姆斯特朗也并未摆出任何谦卑、顺从和认错的姿态。2013年在奥普拉面前公开认错的那档节目绝对就是一场灾难。阿姆斯特朗当时并没有展现出丝毫的歉意，因为他本来就没有悔意，这一点所有人都能看出来。“如果是去见奥普拉，你应该做的就是大哭一场，得到她的鼓励和拥抱，”纳格斯说道，“如果能让奥普拉爱你，那么我们所有人也都会爱你。但如果你把前两步都走错了，她也没办法帮你走出第三步。所以说，这次采访什么效果都没有。”

当时的阿姆斯特朗确实没有什么悔意，即便在各个赞助商、基金会同僚和整个自行车世界都已弃他而去，单单在USADA发布官方声明的那一天，他就损失了总计约为7500万美元的赞助费。“在做奥普拉那期节目的时候，我的态度是‘妈的，赶紧扛过去就行了’，”今年6月在阿姆斯特朗位于阿斯彭的家中接受记者专访时，他如此说道，“我当时的感觉是，你应该看看我们做出的贡献。看看这项运动得到了怎样的普及，看看自行车行业的增速有多快，看看有多少人通过Livestrong的抗癌项目而受益。把它扛过去就行了。这就是我在2013年的态度。而现在，我知道‘扛过去’并不是一种办法。这会让大家会感到遗憾、伤心和愤怒。”

他把最大的怒气主要撒在了Livestrong基金会的身上，因为这是由他一手创建起来的组织，除了本人曾为其捐助过500万美元现金之外，通过他牵头募集到的捐款更是达到了5亿美元之巨。然而在东窗事发之后，他却被一脚踢出了董事会。公开承认使用过禁药，就等于把基金会董事和受托人逼入了绝境，因为在那段阿姆斯特朗百般抵赖的日子里，他曾不止一次把自己的抗癌基金会当成盾牌来使用。作为对基金会“草率驱逐自己”的回应，阿姆斯特朗马上就给前同事们——很多人都曾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发出了一封兴师问罪的电子邮件。而他也很快得到了董事会成员更猛烈的反击，知名的政治顾问马克 · 麦金农（Mark McKinnon）就向记者表示，阿姆斯特朗“不仅缺乏悔意，而且也没有展现出要为一项比自身利益更重要的事业服务的决心。”基本上与阿姆斯特朗形同陌路的麦金农坦言，当时的董事会已经不可能找到其他解决方案了。“Livestrong的董事会成员和管理人员，比任何人都热爱和尊敬阿姆斯特朗，”他继续说道。“他是一个优秀的领导，有不可思议的才华，但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这是一种自救行为，避免让整个基金会彻底坍塌。”无论他说的是否在理，阿姆斯特朗都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

阿姆斯特朗当时还不能理解，为何昔日曾如此忠诚于自己的车迷和自传作者，能如此轻易地否认他所取得的所有成绩，而将这一切都说成是违禁药物带给他的。他确实曾年复一年地玩命训练，钻研有助于提升自行车比赛成绩的所有细节。他也相信自己的胜利是“货真价实”的，因为对手也都是一群资金充裕、组织紧密、充满斗志，同时也在服药、扎针的自行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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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记恨着USADA主管特拉维斯 · 塔加特（Travis Tygart）。在一个违禁药物完全泛滥的运动项目里，塔加特却始终都把阿姆斯特朗当成“匪首”来对待。“既然把我的名字从成绩簿里删除了，但1999年至2005年的环法赛确实都已经举行过了，难道这不是事实吗？”2013年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阿姆斯特朗曾如此反驳道，“既然举行了，就应该有冠军。这个人是谁？没人敢站出来声称有他资格夺走我的领骑衫。”1998年至2011年期间——阿姆斯特朗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处于这个时间段，自行车运动员滥用违禁药物的现象确实令人震惊。在14届环法赛中，有12届的冠军骑手被查出了问题；在历届赛事排名前十的运动员中，有超过40%的选手最终承认或被官方认定为使用禁药。此时的USADA眼看自己已无法用规章制度来追责，于是就想到了一个“盘外招”——给有污点的其他骑手施压。反兴奋剂组织答应给这群已经承认与禁药有染的选手处以“轻微的禁赛惩罚”，以此作为筹码来交换阿姆斯特朗违规的证据。结果，只有阿姆斯特朗一人被剥夺了所有冠军头衔，也被终身禁止参加任何竞技类自行车赛事。

此后各类坏消息——包括七本专门报道阿姆斯特朗兴奋剂丑闻的新书，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节奏。按照他的说法，“从100英里/小时，减到了10英里/小时”。他的手机也变得消停了，仅能收到关于自己遭遇起诉的通知，提起诉讼的前赞助商变得越来越多，其中不乏那些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大企业。而由USADA下达的临时禁赛令，才给阿姆斯特朗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最大的破坏。他原本计划在退役之后，改行成为一名世界级的铁人三项运动员。而在禁令生效之前，阿姆斯特朗也确实亲身参与了一系列正式的比赛，并取得了不俗成绩。2013年4月在奥斯汀要举行一场游泳比赛中，阿姆斯特朗原本已经完成了报名工作。但他在跃入泳池前却被游泳协会的工作人员给拦住了，他们宣称自己必须执行USADA的判决。

与塔加特和另一名USADA官员经历了一次长达数小时的闭门会谈后，阿姆斯特朗终于正式认罪了。2014年由朱丽叶特 · 迈考（Juliet Macur）出版的《谎言循环》一书披露了谈话中的一些细节。“每天早晨起床时，我不能丢失继续活下去的意义，”阿姆斯特朗告诉他们，“对于我而言，活下去的意义就是训练和比赛。我不管它叫做训练，因为我很享受，这都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但从今往后，训练的意义也只在于解闷了。

相熟的朋友和记者还都记得，在兰斯 · 阿姆斯特朗承认服药的第二年，他虽然没有变得郁闷和脆弱，但仍不理解为何整个世界都不愿宽恕自己。“我在那年（2013年）见过他一面，我还记得很清楚，”他的前美国邮政车队队友克里斯蒂安 · 范德 · 维尔德（Christian Vande Velde）告诉记者，“我们一起坐在阿斯彭的一间酒吧内，他满脸都是怒气。显然他对于自己的处境深感愤怒和失望。除了发泄不满，其余什么话也不愿意多说一句。”而安娜 · 汉森则回忆道：“当时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我们既害怕又愤怒。自行车界某些人的做法，显然令他深感不满。他信任的一些人，都只留下了冷冷的背影，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事情。许多人甚至还声称他是罪有应得。我相信这些伤害，最终都被他转变成为了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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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是所谓的MAMILS（Middle Aged Men In Lycra的缩写，意为“穿着紧身骑行服的中年男子”）。这群家伙的骑行水平不敢让人恭维，但都穿着专业的骑行鞋，都把肚腩塞进颜色鲜艳的骑行服，煞有介事地检查着轮胎气压，还嚼着能量棒，人数规模大约在400左右，在这群MAMILS之中，也夹杂着几位女性。他们冒着雨一起迎来了得克萨斯州的日出，看着太阳突破了云层的阻隔。2017年6月3日的清晨，距离长达100英里的得克萨斯100赛（Texas Hundred）马上就要开始了，而赛后在伯尼特县附近的一家私人农庄里还将举办一场啤酒、烤肉和音乐派对。

虽说这不是一场正式比赛，但却是由WeDu公司负责运营的。这家公司总部位于奥斯汀，由兰斯 · 阿姆斯特朗联合其他几人共同创办。与其说WeDu是一家公司的名称，倒不如说是一个概念，一个为耐力运动爱好者群体提供服务的概念——这群人数量可观，但却尚未获得市场的重视。在各种参赛途径全部遭遇封锁的背景下，这个概念倒是给予了阿姆斯特朗重新参加自行车比赛的机会，可以说这也是他运营该项目的动机之一。这意味着阿姆斯特朗其实并未彻底地被自行车运动挡在门外——单单在今年，他就前往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参加过几场非正式比赛。当然，如果以职业运动的角度来看，他仍被关在了门外。他在WeDu的合作伙伴，就包括另一位前职业自行车运动员（两人曾在美国邮政车队做过队友）、目前在矽谷担任行政主管的迪伦 · 凯西（Dylan Casey）。

“想要做一名优秀的自行车运动员，你必须要学会享受痛苦，”不久之前还在雅虎工作的凯西总结道，“创立WeDu的初衷就是要为志同道合的人创造一个环境，让他们彼此交流，相互影响。”今年夏天，WeDu还牵头举办了阿斯彭50（Aspen 50），一项每隔一年举办一届的山地自行车比赛。此外，他们还有通过互联网出售各种体育装备，在全美各地举办综合性体育节的计划——但这项计划也只有等到他们筹集到足够资金的情况下才能付诸实施，因为至少在现在，WeDu还只是一家勉强盈利的菜鸟公司。

大约在早晨7:00的时候，身着一身灰色WeDu骑行服、身材苗条的阿姆斯特朗开始冲人群喊话。虽然经历过各种麻烦，但他依然留给了这个世界一些激动的瞬间。我们偶尔还能想起那些在辉煌时期，他骑车穿行于众多赛手之间的各种画面。依然有人还支持他，而且不止一个。在忙着赢得环法赛冠军的那段时期，一群穿着紧身骑行服的会计师、发型师、教师和律师可是没有机会能跟阿姆斯特朗一起在郊外骑行的。可以说，他创造了这个群体。

“早上好，诸位！”阿姆斯特朗对骑手们高声叫道。

“早上好！”骑手们回应道。

“谁愿意在清晨5:00起床，然后骑上100英里？”他故意用煽动性的语气问道。

“我们（We do）！”骑手们叫出了他的公司名称。

“等我们回来之后，我给大家准备了啤酒、烤肉和音乐，”他告诉大家，“我一个人就准备喝三罐。”

一行人出发了。已经45岁、退役将近六年时间的阿姆斯特朗，虽然状态不赶当年，但依然一马当先地骑行在最前面，留下一个大集团在苦苦追赶。

WeDu已经成为了阿姆斯特朗新生活的一部分，他已经想通了，自己应该借此平台重新开始，而不能执着于过去。除了几场官司之外，他已经开启了新生活模式，而且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了其中。《Forward（前进）》则是计划的另一部分，这是一档每周更新的播客节目，阿姆斯特朗会在节目中跟各类朋友和意想不到的嘉宾共同聊天。Forward是他精心为节目取的名字，事实上，也可以被视为是阿姆斯特朗人生故事新篇的标题。有些人认定或希望，陷入黑暗中的阿姆斯特朗会像婴儿一样蜷缩、畏惧，但他已经开始前进了，不愿被过去的负担压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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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6年6月开始，阿姆斯特朗的播客节目就正式上线了。他邀请过的嘉宾包括莱尔 · 洛维特（Lyle Lovett），布雷特 · 法弗（Brett Favre），马尔科姆 · 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拉姆 · 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和波 · 杰克逊（Bo Jackson）。在某一期节目里，他还采访了自己的前队友乔治 · 因卡皮耶（George Hincapie）和维尔德（Christian Vande Velde）。两人都在接受USADA调查时提供过不利于阿姆斯特朗的证词，但他们仍是朋友。

“我们的关系确实存在一段冷战时期，”当年也曾在自行车界取得过不俗成就的因卡皮耶坦言道，“一段时期里，我们也曾互相说一些没有用的话。但我们确实还算是亲密的好友。”通过自己的播客节目，阿姆斯特朗还会谈论一些有关自己家庭生活的话题，而外界则开始意外地发现他其实还是一名优秀的主播。他本人不愿谈及涉及听众的话题，但作为节目经理的马克 · 希金斯（Mark Higgins）则告诉记者，由于他可以通过Twitter和Instagram向粉丝推广这个节目，使得听众数量增长得很快——在这两个平台上，阿姆斯特朗分别拥有380万和12.4万用户的关注。今年七月份，阿姆斯特朗开始尝试在媒体界拓展业务，在为期三周的环法赛期间，他曾把播客节目放在了投放在Stages和《Outside》的网站上。（前者未给他提供任何报酬，而《Outside》给的钱也不多。但我们提供了一块优质平台，帮助他利用《Outside》的网站来推广自己的播客节目）。一个月后，他又与科罗拉多经典赛（Colorado Classic）的组织者就播客报道事宜达成了一致，但此事也得到了USADA的关注，最终组织者被迫终止了双方的合作关系。

相对于自己从事的社会活动和商业活动，阿姆斯特朗在最近几年里更重视如何改变自己的思考方式。过去两年，他们全家都去过心理诊所，而在2014年8月在接受CNN专访时，阿姆斯特朗还曾鄙视过心理治疗，他当时声称：“我的治疗方案就是让我骑自行车，打高尔夫，再来上一罐啤酒。”而现在，他们全家都需要单独或集体前往心理诊所了。“治疗的目标很明确，”他说道，“我已经很努力在做了。”但他也坦言，仍有一些心结未被解开，比如说自己被Livestrong基金会一脚踢出这件事。不过在记者最近一次问及相关的话题时，他的回答则变成了：“改变不是突然发生的，但在为Livestrong的创建、经营忙碌了15年之后，我已经不再怀念那种工作方式了。什么事都需要我亲历亲为——出行、拉关系、募款、应酬……如果我将在明天离开这个世界，我将会为自己感到骄傲。我可以高昂着头，做到问心无愧。而现在的我，更喜欢用目前这种方式做善事，通过一对一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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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朗现在仍致力于帮助个体癌症患者，每星期他都会抽出时间来给他们打电话、发视频，甚至亲自登门拜访。认真参与其中的同时，他却没有对外声张过这件事。“过去，我的邮箱都被塞满了，我不可能帮助到所有人。现在，那些爱莫能助的事情已经大幅度减少了，这很酷。”

在这段时期，阿姆斯特朗发生的最大改变则在于：他接受了“耻辱”和“放逐”已经成为自己生活中必须且重要的一部分。“这是非常重要的五年时光，”他总结道，“身处于那段历史时期，我并不认为针对我的处罚是公平的，但我无意再去改变什么了。安娜和我就此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沟通。更重要的是，一个以丈夫、父亲、朋友和主播为日常身份而存在的我，正在越变越好，我真的相信这一点。许多人或许会说：‘我不愿失去所有的金钱；我不愿遭受起诉；我不愿大家对我恶语相加。’今天坐在这里，我却要说是他们帮了我一个忙。我还有一个这么好的未婚妻，这么好的一群孩子，我能有许多时间陪伴他们。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认清了在这个世界里哪些人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他说自己还要再次表达歉意——只有对于那些真正了解他的人，这么做才有意义。它不是出席奥普拉节目时“希望能扛过去”的那种道歉，而那种真心感到惭愧后，发自肺腑的道歉。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在各种公开场合下（无论是在乔 · 罗根的播客节目里，还是在接受BBC专访时），阿姆斯特朗都曾流露出这种情感。他甚至跟罗根（Joe Rogan）讲述了自己最初被迫道歉时的真实心态：“我当时的态度就像是用手指着你的胸口，说‘他妈的，别再问我这种事了！’当你在犯错之后，这是一种非常差劲的态度。而我就曾摆出过这副架子。”当脱口秀主持人用“其他人也都吃过药”之类话语试图给阿姆斯特朗设下圈套时，他也没有中计。

“听上去，你好像是在为我辩护，”他告诉罗根，“但我不需要。我相信没有人想要再听这种屁话了，他们都很失望。”而在接受BBC采访时，阿姆斯特朗则表示：“我的话已经不再重要了……我表示接受，也愿意遭受惩罚。”他还曾反复告诉记者，自己已经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还无法原谅他。“有人跟我说过，‘别道歉了，你不需要再为此道歉了’，”他在最近一次接受采访时对我说道，“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过去曾有一群人死心塌地支持着我，即便在传言变得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他们还在说 ：‘不，我们仍相信他。’对于他们而言，这要比经历一次背叛还要糟糕，他们觉得自己都变成了同谋犯。当他们走进自行车俱乐部或教堂时，就会有人对他们说：‘你看看，当初相信这个家伙，你有多蠢啊！’这就是我选择要在自己的余生里继续道歉的原因，我也适应了这种状态。”

尽管他已经表达了悔意，并正在通过行动进行赎罪，但阿姆斯特朗也仍旧坚信自己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他永远不会改变这种想法。他要为曾经的欺骗、撒谎行为道歉，要向正在起诉自己的人道歉，要为自己损害过他人的名利道歉，要为自己辜负了车迷的信任而道歉……但同时他也觉得，在一项“谎言与药物泛滥”的运动中，他所遭受到的处罚程度（剥夺所有冠军头衔、终身禁赛）是荒唐无理的。但阿姆斯特朗也坦言，自己已经不再为此而愤怒了。“我并不觉得特拉维斯（塔加特）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在公开场合下发表言论，说我是这项运动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子，说我强迫年轻选手把危险物质注入他们的体内……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我知道这些都不是真的，我的队友也包括我的那些对手们，也都知道这些不是真的。”

阿姆斯特朗的朋友们完全认同这个观点。虽然仍旧敏感、争强好胜，但不得不承认，与过去相比，他已经蜕变成为一个更有耐心、更宽容、更体贴的男人和朋友。“我现在可以跟他敞开心扉说些东西了，而在以前的二十多年里，没有人敢跟他说一个‘不’字，”未婚妻汉森告诉记者，“那对任何人都没好处。”虽然没有人能真正看透另一个人的内心，但朋友们也确实相信相较几年之前，今天的阿姆斯特朗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已经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乔 · 迪萨尔沃就表示：“在我认识他的第一年，他还拥有着光环；而此后的几年，他就径直跌下了神坛。我亲眼见到了一个死硬、准备与全世界为敌的家伙，如何变成现在一个平和的男人。我不知道用‘平和’这个词是否合适，因为我不知道兰斯 · 阿姆斯特朗是否也曾像今天这样平和过。但他现在肯定要比过去那几年强多了。我相信他的家庭生活会很幸福。我相信关于他的一切负面故事都已经结束了，所有内容全都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不会再有新的章节了。某种意义来说，他也获得了解脱。”

不是所有人都会买他的账。你很难量化究竟还有多少人不肯原谅他、不愿意相信他是真心悔过的。许多人仍不承认阿姆斯特朗正在竭尽所能来为自己赎罪，尤其是一些特殊群体——过去十几年来，针对那些试图挑战其崇高地位的人，阿姆斯特朗曾通过直接攻击、打官司和其他途径对他们进行过打压。“阿姆斯特朗绝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嗑药车手，”2016年一家新西兰报纸如此写道，“这个男人就是一个邪恶帝国……阿姆斯特朗最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戕害生灵，他压根就没有我们称之为‘后悔’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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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窗事发之后，阿姆斯特朗决定去寻找一些他认为被自己伤害过的“受害者”，向他们当面道歉。为了做成这件事，他曾进行过多次长途旅行。有些道歉被人家接受了，有些则没有。曾被他骂成是妓女和酒鬼的前美国邮政车队的按摩师，艾玛 · 奥雷莉（Emma O’Reilly），就接受了他的道歉。而且在2014年，奥雷莉还邀请阿姆斯特朗为其出版的图书作序。按照阿姆斯特朗的说法，包括菲利普 · 西蒙尼（Filippo Simeoni）和克里斯托弗 · 巴松（Christophe Bassons）在内的前自行车运动员也都选择了原谅，哪怕他们的职业生涯和经济收入都曾遭受过严重影响。

一部分人则拒绝原谅，最著名的代表当属包括三届环法赛的冠军格雷格 · 莱蒙德（Greg LeMond）和他的妻子凯西 （Kathy）。作为最早一批站出来批评阿姆斯特朗的人，莱蒙德告诉记者，“与阿姆斯特朗为敌”不仅毁掉了他的名誉——曾因此被体育界隔离了很多年，而且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包括Trek（阿姆斯特朗曾经的主赞助商之一）在内的几家大公司，先后取消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赞助合同。“我们的饭碗都被砸了，”凯西表示，“为了捍卫自己，光是用于打官司就花了400万美元。”2015年，莱蒙德一家曾带着律师团队与阿姆斯特朗及其律师团队，展开过一场时长4小时的会议，试图就起诉Trek公司之事进行协商。但阿姆斯特朗方面则表示，他们出席会议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道歉。但按照凯西的说法，阿姆斯特朗压根就没道过歉。“这太让我感到吃惊了，因为他从未就自己的所作所为亲口表达过歉意。他只是说在一股嗑药的浪潮里自己被捞了出来，只是在抱怨身边的人对他太过苛刻了。”我们可以说，阿姆斯特朗仍是莱蒙德一家的敌人。

他的道歉对于前队友弗兰基 · 安德鲁（Frankie Andreu）及其妻子贝茜（Betsy）而言，也毫无意义。早在2005年，安德鲁就曾作证表示：1996年还躺在病床前的阿姆斯特朗曾向其亲口承认，自己使用过有助于提高竞技成绩的违禁药物。随后不久，就像莱蒙德一样，安德鲁也被上了一课——他不仅遭到了车队的辞退，而且也陷入了身败名裂的境地。

只是赶在奥普拉那期节目开播之前，阿姆斯特朗才给安德鲁打去了电话。“所以，他说自己做过这件事了……”贝茜告诉记者。事后，阿姆斯特朗还取消了一次原本计划好的会面。再后来在2015年，阿姆斯特朗还主动爆料声称“弗兰基在其整个职业生涯都一直在嗑药”。贝茜和弗兰基表示，他们已经厌倦了多年以来的各种尔虞我诈。“我真的不想再看见他了，”她说，“我只希望他别再阴魂不散，别再利用我们来撒谎了。我知道他为什么现在站出来说抱歉，因为他即将面临审判了。”看起来，阿姆斯特朗跟安德鲁似乎也不太可能达成和解了，其中的一部分原因还在于，阿姆斯特朗始终否认自己在11年前曾向安德鲁坦白过一切。安德鲁后来提供的证词，直接成为导致两人交恶的祸根和挥之不去的心魔。

“贝茜和弗兰基都没钱，因此也就无法为自己辩护，”凯西 · 莱蒙德告诉记者，“我问过兰斯，是否愿意在经济上补偿他们一下，他显然亏欠了这家人一大笔钱。我刚提起这件事，他就尽一切可能地提高了声调，说道：“永远都别指望。”当我向阿姆斯特朗提到安德鲁和莱蒙德时，他开始慢慢地摇起了头。“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向受我影响的人认错、道歉、改正错误，”他回应道，“这个阵营（显然包括安德鲁一家和莱蒙德一家）虽然发出的声音很大，也特别会讲故事，但我仍旧相信他们只是一小拨人，规模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小，我对此深信不疑。哪怕在你清晨起床之后呼吸一下空气，这群人都希望能剥夺你呼吸的权利。”当记者询问是否还有破财免灾的可能性时，阿姆斯特朗表示：“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如此坚决地表达自己立场的同时，阿姆斯特朗或许忘了自己也正在一起天价索赔诉讼案中正扮演着一个微妙的角色。

现在所有焦点都集中到了这起由联邦政府发起的诉讼案上，它不仅有可能会在经济上摧毁阿姆斯特朗，更成为横亘在“重生之路”上的一块巨型挡路石。这起案件拥有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历史，最初还是被另一名美国自行车明星选手、阿姆斯特朗的前队友弗洛伊德 · 兰迪斯（Floyd Landis）牵连出的。在阿姆斯特朗首次宣布退役后的一年，兰迪斯夺取了2006年的环法赛冠军。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因药检结果呈阳性而被剥夺了冠军头衔。心有不甘的兰迪斯随后满世界地为自己造势，试图要证明清白。他启动了“弗洛伊德公平基金”项目，并为自己筹集到了将近5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打官司。他还写了一本书名现在看起来极具讽刺意味的自传《虚伪至极》。2008年，当兰迪斯的上诉请求被驳回之后，他的生活开始变得一片狼藉。与阿姆斯特朗相同，他也先是把怒火烧向了自行车运动界的官员、朋友和同行。与阿姆斯特朗不同的是，兰迪斯随即就因深陷绝望而无法自拔——有一段时期，他每天要服下15片止痛药，喝下五瓶杰克丹尼。（为了避免遭遇刑事指控，兰迪斯还被迫向车迷返还了自己当初募集到的478,354美元。）

看到自己已被整个自行车世界（也包括阿姆斯特朗）所孤立，兰迪斯决定要揭发一切。他的计划是：告发大部分的违禁车手，或者也可以像在接受《体育画报》专访时他所总结的那样，“烧掉一切”。他说到做到。2010年，兰迪斯吹响了“开场哨”——除了承认自己确实使用过禁药之外，他还点出了其他违规者的名字，并公开了作弊的整个流程。他发给美国自行车协会的“复仇邮件”不仅引发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刑事调查，也让自己卷入了一起由USADA牵头展开的调查案件里。最终，正是这起案件把阿姆斯特朗拉下了马。

同一年，兰迪斯以告密人的身份，依据《联邦虚假申报法》，向“涉嫌以欺骗的方式窃取美国邮政部门提供的赞助费”的一群人提起了诉讼。矛头直指兰斯 · 阿姆斯特朗和车队主管约翰 · 布鲁内尔（Johan Bruyneel），而车队老板、几名经理和经纪人也纷纷中招。2013年，随着联邦政府加入由兰迪斯发起的诉讼案，处理此案件律师团队也开始变得异常庞大。美国邮政公司支付给阿姆斯特朗的赞助费高达32,267,279美元之多，根据《联邦虚假申报法》，包括阿姆斯特朗在内的所有被告，必须要支付三倍的赔偿金，也就是96,801,837美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法律还支持此案中的告密者、深度配合政府的前嗑药车手、同样撒过谎的弗洛伊德 · 兰迪斯，也能获得25%的赔偿金——约2400万美元。

兰迪斯的名字，当然也不可能出现在兰斯 · 阿姆斯特朗试图修复关系的联系人名单里。对于他而言，最糟糕的一件事并不是兰迪斯把自己告上了法庭，而是原告呈现出的态度。对于这场已经进行了七年的司法官司，兰迪斯本人却没有什么感觉。2016年在接受《商业内幕》采访时，兰迪斯就表示：“你也知道，在过去这几年，一直都是由我的律师负责处理此事。我对这件事并不关注。我猜想，在某个时刻应该会有一场庭审吧。我不希望让别人觉得我傲慢无礼，但我早就不在乎这起案件了。”类似于这样的言论，深深激怒了阿姆斯特朗。“已经没有太多东西能把我惹恼了，唯有这件事例外，”他愤怒地说道，“我的家庭已经遭受到了威胁，而他却不在乎。相信我，我在乎！”

虽然兰迪斯对于此案摆出了一副不以为然的姿态，但双方的两次调解尝试却都遭遇了失败，此案已经不可避免地朝着（2017年11月）由陪审团参与审判的方向在发展。兰迪斯和美国邮政公司所雇用的律师团队铁心要争取最多的赔偿金，但他们也面临着诸多的法律挑战。想要证明阿姆斯特朗通过欺骗行为获取美国邮政公司提供的赞助合同。本身并非难事，毕竟阿姆斯特朗在合同到期的第八年，已经公开承认了使用禁药的事实。但要证明这种欺诈行为，让美国邮政公司蒙受的损失多于获利，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美国邮政公司自家的调研报告就曾显示：与阿姆斯特朗团队签订的这份合同，在得到了全球媒体的广泛曝光后，其真实价值已接近了1.4亿美元。换句话说，美国邮政公司当时做了一笔赚钱的好买卖。

案件中的一个关键点在于：邮政公司-兰迪斯的律师团队，能否“延伸”阿姆斯特朗在案件中的角色定位，而不只讨论他给予原告造成的经济伤害。如果法庭允许向证人当庭指控阿姆斯特朗曾经实施过的欺骗和攻击行为——安德鲁一家和莱蒙德一家此时都有机会成为证人，那么作为原告的政府一方将获得明显的优势。但与此同时，阿姆斯特朗的律师团队很有可能拿弗洛伊德 · 兰迪斯的身份和控告动机来大做文章。

9

阿姆斯特朗讲过一个冷笑话，说判决结果有可能会导致自己无家可归，只能拿一个铁罐来沿街乞讨。但这种事情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法院开出的赔偿金额度超过阿姆斯特朗净资产总额，这将是最坏的判决结果。根据我们的设想，接下来阿姆斯特朗将会利用得克萨斯州法律来寻求庇护，争取保留自己在奥斯汀的资产。阿姆斯特朗曾在文件中登记，指出自己的住宅价值800万美元，但他的净资产还剩多少，目前则无人知晓。除此之外，还有巨额的法律费用等待着他的支付。他的底线是：接受个人资产大幅缩水的现实，其中包括失去他们在阿斯彭的“欢乐老家”。阿姆斯特朗显然会为此深感焦虑，也总会花时间来琢磨各种结果。他的一位朋友曾告诉记者，今年二月份，当法院宣布拒绝撤销政府针对阿姆斯特朗提出的诈骗诉讼后，阿姆斯特朗曾非常伤心。但从理论上来说，达成庭外和解的可能性依然还是随时存在的，而阿姆斯特朗也坦言，这是他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不管银行账户将发生什么样的改变，阿姆斯特朗的身上依旧会带着一个“耻辱自行车手”的烙印，依然会被视为“禁药”的代名词。“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先是当众受辱，转身还得直面孩子之类的事情，”安娜 · 汉森感叹道，“后面的这段过程非常艰难。我们得试着跟孩子们敞开心扉。”不久之前，汉森就曾跟当时仅有七岁的马克斯（她跟阿姆斯特朗所生的男孩）提起了父亲的职业生涯。汉森告诉孩子，他的父亲曾是最伟大的自行车手之一，但马克斯却打断了她的讲话，插了一句：“哦，但他作弊了。”

兰斯、安娜和克莉丝汀(阿姆斯特朗的前妻)最近几年一直都在试图给家中最年长的三个孩子，15岁的双胞胎姐妹伊莎贝尔（Isabelle）和格蕾斯（Grace）和17岁的男孩卢克（Luke）解释阿姆斯特朗为何会一落千丈，而卢克还曾为捍卫父亲的名誉跟别人打过一架。经过心理医生的指导和众人的努力，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已经有了提升。但在兰斯 · 阿姆斯特朗的世界里，他却永远都无法跟过去的世界完成切割。马克斯和他六岁的妹妹奥莉维亚（Olivia）几乎对阿姆斯特朗的经历还一无所知，至少在现在这个年龄还不太懂。

“终有一天，我会跟他们进行一次长谈，”阿姆斯特朗最后说道，“你总不能这样告诉一个七岁的孩子，‘当时的环境非常恶劣，所有人都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