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8日，《对外贸易法》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该法此前分别于2004年、2016年和2022年进行过修正。本次修订草案共11章80条，对现行法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完善，重点补充了反制措施，丰富了对外斗争的法律工具箱。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王健向界面新闻表示，《对外贸易法》是中国企业和外贸监管的基础性法律，明确了企业外贸准入资格、行为规范及国家监管框架，在推动对外开放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
他指出，当前全球经贸格局深刻变化，国际规则加速重构，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亟需通过修法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此次修法不再局限于促进外贸发展，更聚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回应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新挑战，如应对经济制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
丰富完善对外斗争法律工具箱
《对外贸易法》第7条长期作为中国实施贸易反制的国内法依据，规定当其他国家在贸易上对中国采取歧视性措施时，中国可采取相应反制。历史上，1995年和1996年原外经贸部两次公布对美反报复清单，均援引该条款。2025年9月13日，商务部就美国对华集成电路领域措施发起反歧视调查，亦依据此条。
王健介绍，中国反制坚持“后发制人”原则，不搞“长臂管辖”，措施主要包括禁止或限制交易、资产冻结、签证拒签等，限于国内管辖范围，不延伸至域外执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曾在2023年指出，现行第7条表述宽泛，程序性和操作性不足，且受制于第36条规定的对外贸易调查程序，难以实现快速响应。
此次修订强化了反制机制：明确对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境外个人或组织，可采取禁止或限制其与中国开展对外贸易等措施；同时规定，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为规避反制提供支持、协助或便利，违者将依法追责。
“这意味着为被制裁对象‘开绿灯’的行为将被禁止。”王健强调，例如企业或个人与已被限制的外国品牌进行交易或代购，可能构成违法。
此外，修订草案新增“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作为采取进出口禁限措施的法定情形，并明确基于国家安全等原因可直接实施贸易限制，无需先行完成对外贸易调查程序，提升了应急处置能力。
优化对外贸易发展环境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说明中指出，近年来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相关成果需通过法治化方式固化。
以知识产权为例，王健表示，随着中国企业创新能力增强，海外知识产权侵权风险显著上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创新指数已进入全球前十，2024年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专利申请来自中国。
然而，在跨境电商运营中，部分国外律师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实则以诉讼施压索取“赔款”。此类纠纷处理成本高，平台往往对涉诉产品下架，导致企业被迫和解。
为此，修订草案明确提出国家应加强与对外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企业合规水平和风险应对能力；鼓励专业服务机构拓展服务网络，提供高质量支持；并健全对外贸易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王健建议，电商平台因规则清晰、证据易留存，在处理中小额跨境纠纷方面具备优势，可探索将其纳入正式纠纷解决机制。
他指出，相较于国际诉讼程序复杂、周期长、执行难，调解与仲裁等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更具效率与成本优势，有助于中国企业高效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