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 生活在什么城市最舒适
传染病除了是一个医学和流行病学问题，同时也是观察一个地区的治理方式和社会文化的窗口。
造成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不可避免地放大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不仅是国内与国外，也包括同一地区不同城市的差异。对疫情的不同处理方式，往往显示了这些城市由历史塑造出的不同性格。
✎ 作者| 维舟
✎编辑 | 程迟
新年方始，中国的南北两大都市就都出现了零星疫情。
作为国内最发达的两个城市，它们都有着最好的防疫响应和精准防控机制，然而人们也发现，落实到细节上，京沪的防疫做法又有所不同。
很多人注意到，上海这次黄浦区昭通路居民区隔离，宠物狗也一起上车了。
很多人注意到，上海这次黄浦区昭通路居民区隔离，宠物狗也一起上车了。
此事一度成为网络热议话题。随后，北京大兴官方对市民的诉求做出了回应，确认每家可留下一名家庭成员居家隔离照料宠物。
北京大兴官方正式同意，每家可留下一名家庭成员居家隔离照料宠物。
北京这次防疫采取的是全员核酸检测的方式，至1 月24 日已累计完成1746 万人份，这可以有效确保安全。
上海并未采取全员核酸检测的方法。1 月24 日凌晨，张文宏医生在微博上形容“上海的防疫工作一直是‘陶瓷店里抓老鼠’，我们希望既抓住老鼠，又不要打破瓷器，希望不要因为防疫对社会生活产生大的影响”。
他说，“只要中国保持开放，新冠病例的发生必将成为常态”，“努力将病毒控制在点状发病区域，避免出现病毒蔓延后引发的社会停摆，这是对整个公共卫生体系的重大挑战”。确实，上海正是这么做的。
“小市民”与“混不吝”
在这些事上，引起人们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两座城市在防疫做法上的细节差异，还因此牵涉到城市管理落实在细节上的技术治理水平，甚至更进一步说，是两种不同的城市精神。
在一些北京人看来，这确实相当“小市民”，当年热播的电视剧《渴望》中的王沪生，就是北京人眼中典型的上海人（尤其上海男性）的形象：精明、小家子气，甚至“不像个男人”。
电视剧《渴望》 海报
许多人都曾表达过对“上海小男人”的蔑视，最能代表北京人精神的据说是“混不吝”：一种皇城根下见过世面，什么都不在乎的气质，既不拘小节，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他。 可想而知，这指向的是一种“大气”的审美取向，往往与更宏大的事物联系起来，而上海人的生活方式，看起来是显得“小气”的。
像这样的城市精神，会在潜移默化中对人产生影响。 出生于上海、在北京多年的杨东平在1994年曾出版《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一书，轰动一时。
他发现，北京人喜欢“大”，而上海人却喜欢“小”； 上海人常会问“北京和上海哪个好”，但对北京人来说这不是个问题，因为北京当然是中国最好的城市。
《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
杨东平 著
新星出版社，2006-1
虽然上海一直号称“海纳百川”的“海派”精神，但事实上，这些年来倒是在北京有着更丰富活跃的文化生活。上海的精致如今既难催生多元异质的文化，也没能容下野蛮生长的创新企业——BAT 、京东、字节跳动、美团等几家顶尖的互联网企业巨头，竟无一家诞生于中国的经济中心，这恐怕绝不是偶然的。
上海作家王安忆
然而，上海人的这种抠细节，重权利边界、法治理念和契约精神等的“思想基础设施”，却非常有助于城市治理。
张文宏说上海防疫是“陶瓷店里捉老鼠”，那反过来不妨试想，如果他们捉老鼠的时候打破了瓷器，那这样“计较”的上海市民恐怕也不会轻易放过的。
“城”与“市”
近代西方学者曾有一个著名的论述：“中国无城市”。这一度引起很多人的误解，以为西方人简直睁眼说瞎话，中国历史上怎么会没有“城市”？
按中国古代的划分，像北京这样的都市是“城”（政治官僚、军事精英和文化礼仪的中心），而像上海这样依靠商业流通集聚起来的则是“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早就说过：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多近官，没海者近商。”
《且介亭杂文二集》
鲁迅 著
译林出版社，2013-11
可以说，在城市的基因上，“上海市”与“北京城”就不一样——上海就更偏向“市”。
研究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张真认为：“‘市’是‘小市民’重要的一方面，‘市’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都市（urban）’和‘优雅（urbane）’，而‘城’则缺乏这些含义。”
相比起来，正如董玥在《民国北京城》中指出的，我们现在所知的“老北京”是近代北京人在朝向未来又回收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老北京”和“老上海”有着很不一样的现代体验。
《民国北京城》
董玥 著，何大齐 插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6
一些研究上海史的学者，将这座城市看作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唯一一座“现代城市”。
1911年，中国全部工厂的1/4落户上海，1933年占一半，到1949年已集中全国60%的工厂；1865-1936年间，上海所承办的对外贸易，占全国外贸总额的45%-65%，因而有人说，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心脏就是上海，而其他口岸不过是血管罢了”。
1931年上海租界分区布防图。（日内瓦国联图书馆藏）
与此同时，上海市政机构组织完善，公廨司法管辖范围明确细致，租界则不仅承认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有绝对支配其私产的自由权，甚至可以排除其他一切干涉。 这使上海人习惯了在法治框架下培养起经济理性，并由此尽可能地追求个人合法权益。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其名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中说，上海的经济生活“绝大部分按照欧美方式组成”，“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美]罗兹·墨菲 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0
《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
江文君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7
然而，随着中国逐渐完成现代化，近些年来上海人似乎咸鱼翻生，突然之间，他们的契约精神、不重情面都得到了正面评价，甚至人际不黏缠这一点也受到了更注重权利边界的年轻一代的偏爱。这并不是上海变了，而应该说是中国变了。
文章来源：搜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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