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今一大变革的生命燃料
01 四战之地的农业决策和崛起
公元前453年（周定王十六年），晋阳城下，传来了一件让所有诸侯瞠目结舌的重大国际突发事件。
两年前，把持晋国国政的智伯瑶，联合韩康子、魏桓子两家，讨伐赵襄子，但在晋阳围攻两年而不下。无力再耗下去的智伯便引晋水灌晋阳城。就在情急之时，赵襄子暗中说服韩、魏两家临阵反水，以水倒灌智家军营，智伯兵败身亡。
为了免除智氏后患，赵、魏、韩联手屠杀智氏家族两百余人，并且瓜分了智氏封邑。尽管赵、魏、韩三家仍然留着晋国国君，实际上却将晋国的土地瓜分殆尽。曾经“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的春秋五霸之一晋国，几乎已经名存实亡。
这一战七年之后，魏桓子之孙继承魏氏领袖。尽管魏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一方“诸侯”，但拥有的领地却被紧紧地包裹在中原晋西南一隅：向西一河之隔便是秦国，东边是一同参与瓜分晋国的新兴韩氏，北面赵氏的领地直接压在魏氏的头上，而南面则是秦、楚、郑的拉锯地带。夹在中间的魏氏，可谓是“四战之地”，只能励精图治、挖掘这块土地上的潜力，才有可能在群雄环伺中生存下来，而后才能图谋发展。
战国七雄形势图
这时候，曾在秦魏边境的上地担任多年郡守的李悝，进入了魏氏的视线。这个小小的郡守在上地推行“习射令”，当地邻里之间的纠纷官司，都要拿射箭比赛的结果，来判断输赢。比起曾经贵族之间以礼相待，这简直太不要脸了。
但这种不要脸，在三家分晋的时代，实在是可以通行天下的生存法则。上地的百姓只能日夜习射，结果在和秦国的边境冲突中，上地郡人人皆兵，毫不吃亏。41岁的郡守李悝，一跃从地方官而成为魏氏的相国。
对于中原农耕民族来说，成为霸主的逻辑，其实可以简化成一句话：有更多的土地，能出产更多的粮食，能养活更多人，能组建规模更大战斗力更强的军队。
而在魏所能控制的范围内，除去山川、村落占去三分之一，耕地大约还有六百万小亩，可谓地少人多。种地的民众勤快和不勤快，粮食年产差距差不多能达到一百八十万石。所以，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李悝就要求尽可能地开垦荒地，将荒地分给农民耕种并收取什一税；同时，要求所有的民众，必须要杂种禾（粟）、黍、菽、麦、麻等五谷，并且要充分利用土地空隙，以“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
李悝像
这时候，大豆这种作物的特点，就开始显露出来。大豆对土壤的要求不十分严格，而且在新开垦的荒地上、或者是长期耕种地力下降的土地上，还能利用大豆固氮的特点来改良土壤，适应连年种植。
不过，比起传统的粟黍等相对耐旱的禾类作物，种植大豆的需水量要高得多，几乎是粟的三倍。这也意味着，农民在种植大豆的时候，就得在灌溉这件事上花更多的劳动力，营建水利灌溉工程也成为必须。在魏氏治下的邺城，邺城令西门豹破除了“河伯娶亲”之说后，转手就征发百姓，沿着漳河开挖了十二道渠引水，使大片田地成为高产的良田。
法家的“始祖”李悝正是用这种方式，榨取着魏地范围内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很快，魏地迅速强大起来，有了当年霸主晋国的影子，开始走向东西两线开疆拓土。
同样都是生产力相差无几的农耕社会，魏国的崛起，必然会引来其他国家的模仿。同为三晋之地、比魏国土地更狭小的韩国，更是将“五谷杂种”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种大豆这件事。
02 扩张的大豆养活的“藿食者”
公元前311年，当张仪前往韩国游说韩宣惠王时，一句话就捅到了韩国的大痛点：
韩国的地势险恶，不仅和魏国一样，处于中原地区的四战之地，而且国土范围内大多数是山地，农业生产的土地资源十分紧张，出产的粮食不是麦子而主要是大豆。老百姓吃的，大部分是豆做的饭和豆叶做的汤；如果哪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就连酒糟和谷皮都吃不上。就算是这样，韩国土地纵横不到九百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两年，能养活的一线作战军队，最多不过20万人（汉·刘向·《战国策》）。
实际上，不仅仅是在人多地少的三晋之地，至少在关东六国，“五谷”之一的大豆，在战国时代上升到主食的位置，并且迅速地从排名靠后，直跃至首位。在各种文献中，黍、稷并称越来越少见，而更常见的是菽、粟连用：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管子·重令》）、“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孟子·尽心章句上》）、“耕家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墨子》）……这些君主治国的方略教材中，主粮结构俨然已经完成变化，大豆甚至位列在粟之前，成为各国保障百姓民生、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之一。
从三家分晋，到张仪游说韩国，地处七国中心的魏国、韩国发生的变化，正是中国大地上的巨大变革的典型写照：
大豆作为一种对土地要求不高、还能改良土壤，子粒可以做主食、豆叶可以做配菜，虽然口感不太好但足以果腹的作物，在各国迅速推广开来。至少在关东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大豆的种植已经十分普遍。大豆的种植面积据估算，五口之家可达25%，八口之家更是可能达到40%（《氾胜之书》：“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谨记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
此外，随着铁器、牛耕，以及漳水十二渠、郑国渠、都江堰等大型灌溉系统的发展，提高了生产力，粮食产量也逐步提高，各国的人口数量也直线上升。
春秋战国诸侯国面积、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表。资料来源：《先秦人口研究》，焦培民。
据估计，西周控制的国土面积约18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600余万；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总面积约为200万平方公里，春秋时人口数量约为1400万，而到战国末年，人口数量更是达到了3000万。以人口密度较高的三晋地区为例，春秋时晋国的面积约为27.2平方公里，人口数约为250万，而到战国时期的赵魏韩三国，人口分别达到了400万、350万和150万，人口密度大约是春秋时的3.5倍。
随着人口的增长，在魏国，由于民居田地众多，一度连养牛牧马的空地都没有了（汉·刘向·《战国策·魏策三》）。在东边，齐国的人口密度，也达到了春秋时的约2.6倍，仅在齐国临淄城中，就有七万户人家，是个“联袂成荫、挥汗成雨、摩肩接踵”的繁华都市（《晏子春秋》）。
齐国临淄城微缩模型
然而，如此高速的人口增殖背后，大量新增人口的生活水平，却陷入了愈加悲苦的境地。由于先秦时代人们还不了解大豆的营养价值，制作方法也主要是粒食，只能和着大豆叶子熬的羹当粗粮吃。数以千万计拿大豆叶子下豆饭的平民，被称为“藿食者”，由大豆喂养的他们，被卷进这个宏大的时代，成为诸侯们谋求国力强盛、进而攻城略地、一统天下的战争“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