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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高质量发展研究】贺沛:园区治理创新|从政企合一到业界协同治理(一)

【全球高质量发展研究】贺沛:园区治理创新|从政企合一到业界协同治理(一) 老田投研3
2026-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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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治理体制机制的理论演进与反思

产业园区作为国家吸引外部生产要素、实施特殊政策的关键载体,自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以来,已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数据显示,全国产业园区贡献了超 12% 的 GDP,2023 年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50 万亿元,直接带动就业约 2500 万人。截至 2024 年,国家级经开区与高新区 GDP 占比分别达 12.5% 和 14.3%;广东省级产业园增至 106 家,年产值超 2.4 万亿。此类区域因在治理环境、任务及模式上显著区别于传统城乡治理,被学界称为“第三区域”。

从“地方政府法团主义”到“政企统合治理”

针对园区治理的成功逻辑,戴慕珍(Jean Oi)提出“地方政府法团主义”,认为地方政府与企业结成法团组织共同推动经济;魏昂德(Walder)则将其形象化为“政府即厂商”。这一模式被视为改革开放初期园区治理的核心特征。

20 世纪 90 年代分税制改革后,随着土地、财政与金融结合的城市化模式确立,地方政府行为发生转变。何晓叶指出,此时形成了“行政—政治—公司”三位一体的政企统合治理模式。政府不再直接举办实体,而是通过融资平台和项目公司经营辖区。周鲁耀、陈国权等学者进一步将此概括为“政企合一型政府治理”,其核心在于政治、行政与公司化经营机制的联结,管委会与投资公司成为典型治理工具

“政企合一”模式的成效与悖论

“政企合一”模式以政府为主导,兼具政府逻辑与企业逻辑,为分税制改革后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强大动力。然而,该模式也引发了“诺斯悖论”。折晓叶指出,统合治理存在内在制度悖论:由政府主导的内部循环体系旨在实现权力、意志和绩效的互推,导致公权力“遁入私法”,增加了廉政风险及监督难度。

从主体视角看,该模式本质仍是政府组织,关系表现为“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政企关系,却往往忽视了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其他治理主体的参与。

增长极理论的局限与反思

园区开发早期深受增长极理论影响。该理论由佩鲁(Francois Perroux)提出,经布代维尔转化为地理概念,主张通过推动性产业形成集聚经济,带动区域增长。然而,其在实践操作中面临诸多质疑:

理论异化与忽视中小企业

决策者对增长极的解释往往宽泛且偏离原意,政策操作沦为简单的投入产出分析,过度偏爱大型企业,忽视了作为就业主力和创新源泉的中小企业。在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占比超 97%,贡献过半就业与经济产出;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更高。忽视中小企业导致增长极理论失去了强调创新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核心内涵。

回波效应与区域失衡

增长极理论常被盲目用作区域投资的依据,假定发展会自动发生。实际上,受积累性因果循环影响,增长极产生“回波效应”:吸纳外围地区的资本、人才,恶化其贸易状况,导致发达地区愈强、落后地区愈弱的二元经济局面,加剧了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公。

内生动力缺失与概念模糊

该理论排除了重要的内源性增长过程,无法解释创新活动的具体展开,暗示欠发达地区必须依赖外部引导。此外,其概念抽象模糊,未做严格地理设定,却常被当作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未经论证便广泛应用。自 1955 年至今,其在部分国家的实践甚至加剧了贫富差距,证明了在证据不足时广泛推行该理论的危险性。

区域发展理论的范式转换

传统区域开发政策过分强调劳动力和资金流动,忽视技术因素,导致落后地区获益微薄,区域差距持续拉大。现代观点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是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结果,技术创新才是核心驱动力。

20 世纪 80 年代后,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新范式开始盛行,强调地区固有的技术潜力(如劳动力素质、创新氛围)及技术接收力(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创新集群、可持续发展及创业生态系统等新理论应运而生。

现代园区治理的新理论框架

创新集群理论:协同与网络

创新集群理论源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包含波特提出的产业集群和别卡提尼提出的新产业区分支。其核心在于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及政府等主体形成的合作网络。卡斯特尔和霍尔指出,高技术中心成功的关键在于科学与工业的协同作用,而非简单的工厂建设数量。真正的评估指标应关注对外合作比重、外部专家参与度及协同创新深度。国内成功的科技园正通过机制创新强化这类合作机构功能,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仍需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

可持续发展与工业生态系统

可持续发展理念打破了“增长即发展”的传统认知。弗罗施等人提出的“工业生态系统”概念,主张以一体化方式替代传统的独立制造工序,实现物质与能源的循环交换。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生态工业园区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从丹麦美国到泰国、南非,其发展历程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产业、管理及政策层面的全面落地。

企业家精神与创业生态系统

企业家分布受经济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影响。政策虽不能直接创造企业家,但可通过教育投资、风险资本引导(如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孵化器建设及税收法规优化,培育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土壤。伊森伯格提出的“创业生态系统”概念,强调构建包含政府、高校、投资者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网络环境,提供人力、财力及专业知识支持。健康的创业生态系统需具备降低官僚障碍、容忍失败的氛围以及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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