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道变得快。从前兄弟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为的是几亩薄田、三间旧屋；如今田亩不值钱了，屋也老了，争抢的劲头便散了。可散了争抢，却聚起了新的愁——爹娘老了，该谁养呢？这问题像一把生锈的锁，挂在每个湖南乡村的门楣上，钥匙却不知丢在了哪片打工的异乡。
村头的赵老汉，八十六了，身子像秋后的稻草，一吹就晃。他有四个儿子，早年间为分家，锅碗瓢盆都计较得清楚。如今老汉瘫在床上，四个儿子按月轮流，像值更守夜。可月份有长短，人心有偏颇。轮到老大，饭是热的；轮到老二，水是凉的。老三在外省，便折成钱，可那钱汇到时，老汉已分不清钞票的数目。老四最苦，自己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上头要伺候爹，下头要照看孙，中间还得惦记着城里打工的儿女——他们正还着楼贷。这便是“老二代”的命，夹在中间，两头都是沉甸甸的担子。
也有不轮流的。便立下字据，白纸黑字，谁养爹，谁得东屋；谁养娘，谁得西房。这原是极公平的算计，将血肉亲情称斤论两地卖了。可人算不如天算。娘先走了，得了西房的那家，便觉得尽了终身的债，再不肯多看爹一眼。爹还活着，便成了多出来的累赘，在几个儿子门前像皮球般踢来踢去。法律是讲赡养的，可法条管得了出钱，管不了床头那碗冷热适中的粥，管不了夜里翻身时的一声咳嗽。
年轻人也有年轻人的难处。地里的产出，糊不住一家人的口；便只好往城里去，在流水线上，在脚手架间，挣一份活命钱。城里房租贵，孩子学费高，自己的日子尚且是紧绷的弦，哪还有余力将乡下的爹娘接来？接来了，鸽子笼似的楼房，老人住不惯；左邻右舍不认识，话也听不懂，不过几日，便嚷着要回去。于是便成了“空巢”，老屋里只剩下两个影子，守着电视机里的咿咿呀呀，等一个不知何时会响起的电话。
也有说去养老院的。政府办了“幸福院”，挂了“互助点”的牌子。可老人们摆摆手，觉得那是没儿没女才去的去处，去了，便是承认自己一生的失败，连子孙都靠不住，面子上比死还难受。况且那院里，虽说有床有被，护工却少，一个护工要顾五六位不能动的老人，每月工钱不过一两千，自己也是咬牙硬撑。至于那每月百来块的养老金，买油盐尚可，若遇上个头疼脑热，便如杯水车薪，顷刻就见了底。
于是便生出许多古怪的景象：兄弟姊妹为几百块赡养费，在村委会吵得面红耳赤，老父亲缩在墙角，一声不吭。也有孝子，独自扛着，累弯了腰，旁人夸一句“孝顺”，背后的酸楚却只有自家知道。更有些聪明的，将老屋改成“互助点”，左邻右舍几个老人凑一起，你帮我煮饭，我陪你说话，算是从缝隙里寻出一点暖意。这法子好，却也要靠村里有能人张罗，靠政府有些补贴，不是处处都能学得来。
呜呼，我说不出话。只看见田埂上的野草，一岁一枯荣；屋檐下的老人，却不知明岁的今日，炕头是哪一碗饭。家产是不争了，因为那点东西，在城里的楼面前，已轻如鸿毛。可爹娘的血肉之躯，这养育之恩，却不知何时，也变得可以称量、可以推诿、可以犹豫了。或许这并非人心的全然败坏，只是这奔流的时代太急，将许多东西都冲得变了形。只盼那“养得了、养得起、养得好”的愿景，不单是纸上的墨字，而能真真切切，落到每一个黄昏里等待的佝偻身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