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是一家时尚奢侈品店的经理，当你发现你的店所在的社区居民每年的支出是收入的二到三倍时，你准备多久关店跑路？
据报道，数个奢侈品牌关闭在太原、昆明和贵阳等省会城市的门店。近几年，山西、云南和贵州省，每年财政收入大约是两三千亿元，支出则达到大约六七千亿元。
这几个省份，就是那些长期收不抵支的社区。收入赶不上支出，还想买奢侈品？难怪店铺要跑路。
但即使在疫情之前，全国也只有六七个省能实现财政自给自足。对于绝大多数省份来说，收不抵支已经多年，但前几年没见几个财政赤字省奢侈品店铺关门。
这是因为买用来买奢侈品是承包基建获得的利润和编内的工资和奖金，这部分应该算作财政支出而不是财政收入。
所以财政支出远高于收入并不影响奢侈品的生意，甚至可以说赤字越厉害，奢侈品越好卖。
所以开头的例子并不确切，准确的例子应该是一个打工体验生活的富二代，他能否买得起劳力士表和LV包并不取决于他自己打工能挣多少钱，而是由他父母能资助他多少钱决定。
当富二代买不起名表时，不是因为他收不抵支——因为他从来都是挣得少花得多，而是因为他从父母那里得到的资助少了。
这说明，富二代的父母手头也开始紧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宠着孩子了。
小镇曾描述过欠发达地区，公务员经济起着重要作用：
“追求高质量就业的年轻人也只能离开家乡到制造业优势集中的地区。结果是大部分地区只剩下零售服务餐饮等行业。可没了制造业对外输出商品，怎么从外面赚钱买来东西做零售和餐饮？
答案是钱不是靠本地产业赚来的，而是靠本地编内转移支付来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到大城市工作买房贡献财政收入，而这些财政收入中很大部分回馈他们的故乡成为编内人员的工资。”
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婆罗门们身处的县城，而且辐射了省会：虽然婆罗门们的产业人脉都在县城，但当地日益流失的年轻人和灰暗的前景让婆罗门们更愿意把房买在省会。
省会的奢侈品商店，服务的也是这些距离放水的龙头更近的人。
但现在，疫情后，原本作为财政血包的几个省份开始自顾不暇的同时，冒出了更多需要花钱的地方：
人工智能被当做了下一个国运风口，需要大量能源和算力领域的基建作为配套。
房价不振损害了大量中产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他们原来是消费的主力。内需的缺口需要用补贴堵住。
以及，近期终于开始落到实处的新生儿补贴。
这些都是容易想到的开支，但在预想之外还有一点：建立在崎岖山区的基建，全寿期维护费能达到建设费的七到十倍。
这是大基建的利息，当初基建越欢，如今有越多要偿还。一旦还款慢了些，工程规律就会用事故甚至人命来追缴。
这是“节源开流”，富二代的父母开始没钱娇惯，只能强制孩子学着勤俭持家。
先改了喝酒的习惯（《禁酒令的目标，是县城婆罗门》），然后随着转移支付的收紧，水流下游的奢侈品业也受到了影响。
当“把寒意传递给每一个打工人”多年之后，县城婆罗门们终于感受到了一丝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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