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茶价值几何？

贡茶缘起与封建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据史料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周武王时期。迄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华阳国志之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作战有功，册封为诸侯，作为封候国向周王朝纳贡的有“土植五谷……茶……”，但这仅仅是贡茶的萌芽而已，意味着君臣关系的确立，即所谓“致邦国之用”，还未形成制度，也未沿袭。

随着贡品需求量的增大，贡赋制度逐渐变得严密起来。从“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最后发展到设官分职进行管理。有所谓“九赋”、“大贡”。大贡即“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物贡”。茶叶就是“物贡”中的一类。

西汉时期，贡茶逐步明朗化。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荼”、“烹荼尽具”之句，间接地反映了上层阶层的饮茶情况。

三国时期，《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载：吴国的第四代国君孙皓，嗜好饮酒,每次设宴，来客至少饮酒七升。但是他对博学多闻而酒量不大的朝臣韦曜甚为器重，常常破例。每当韦曜难以下台时，他便"密赐茶荈以代酒"。这些用茶无疑属于贡品。

唐代，茶道大兴，至陆羽《茶经》出，茶饮终成“国饮”。贡茶也从李唐王朝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几百年之久。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形式：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或者，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自然品质优异，产量集中，交通便捷的地方，把私有茶园变为官茶园，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即贡焙制），专业制作贡茶。贡茶院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是中央官工业的一个组成部份，对巩固封建经济结构，维护封建制度是极其有利的。

入宋，贡茶沿袭唐制，国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空前盛行，上至帝王臣工，下至文人雅士，无不嗜茶，而著名的“艺术家帝王”宋徽宗赵佶（公元1101～1125年）更是顶级茶道大家，亲自撰写《大观茶论》。这个时代，把我国茶叶制造技术、品饮技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元朝，贡焙制有所削弱，仅在福建武夷山置小型御茶园，定额纳贡制仍照实施。至此时，均以“蒸青团/饼茶”为主。

明朝，朱元璋体恤茶农疾苦，废团茶，改散茶（芽茶），并颁布诏文曰“天下茶额惟建宁为上，其品有四：深春、光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更改了龙凤团茶制作，也取消了北苑贡茶苑，不再设皇家茶园。把我国唐代炙烤煮饮饼茶法改革为直接冲泡散条茶“一沦而啜”法，遂开我国千年茗饮之宗，客观上把我国造茶法、品饮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清代是满人称帝，对中原文化尊崇备至，尤爱茶。茶业进入鼎盛时期，形成了以产茶著称的区域和区域化市场，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产业资本，江西《铅山县志》载：“河口镇乾隆时期业茶工人二、三万之众，有茶行48家”。各种名茶几乎都曾被送入宫中，最知名的当属“洞庭碧螺春茶”“西湖龙井茶”“云南普洱茶”。

TIPS：唐后，历代各省的贡茶名录

清代之前，云南并没有“真正的贡茶”。云南茶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之地，长期处于“土司”制度统治之下，且跟缅甸地区也有一定的权力交织，故此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皇家贡茶，还曾存在当地特色的土司贡茶和缅王贡茶。

作为土司贡茶主要是冰岛、户南；缅王贡茶有那卡、景迈等；天朝贡茶是：困鹿山、板山、倚邦、曼松、秧塔等。

云南贡茶始于雍正七年（1729）云南总督鄂尔泰在宁洱建立贡茶厂，正式进贡朝廷。入贡的普洱茶主要选用二月间采摘的“蕊极细而白”的毛尖和“叶之少放而犹嫩者”的芽茶，采摘时遵循”五选八弃“的原则，非常严苛。这跟今日的普洱茶采摘标准差别明显。普洱贡茶的品类，主要包括团茶、散茶和普洱茶膏三类，共八种花色。清代阮福《普洱茶记》中也有相关记载。

而关于云南贡茶的具体产区，坊间说法不一，但被大众公认的无非曼松、困鹿、易武、倚邦、迷帝等几个，此外还有须立、板山、秧塔、那罕、景迈等据传也都曾入贡，但相关史料却语焉不详，现存可证实有具体区划范围的贡茶园有困鹿山贡茶园、迷帝（米地）贡茶园，曼松贡茶园只知大致区域，并无具体边界范围，而易武、倚邦则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并无指定具体茶园位置。

所谓“贡茶”，狭义上的概念仅指被运送进皇宫里的那批“成品茶”。广义上的概念是指产自“皇家御茶园/贡茶园”里的茶。

历史上的贡茶，意味着最优质的产区+最上乘的原料+最精湛的工艺，真正的贡茶采备要求之严苛、制作工艺之精湛，远超普通百姓的想象，更不要跟今日制茶的工业流水化相提并论，可谓费心尽力不计成本。

世易时移，很多曾经的“贡/御茶园”，如今只存遗址，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来说而言，真正意义上的贡茶早已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曾经贵为皇家贡茶园”的产区，以及传承匠心工艺的老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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