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爅爅有闻 作者：赵小爅
世界上有两个成都——普通人还觉得那是条退路的成都，和事实上早已卷的面目全非的成都。
这里本来是东方的瑞士平替，来的人多了，就成了瑞士卷。
疫情第一年，成都迎来了近40年来最汹涌的一次人口涌入——2020年常住人口净增加435万人，超过了过去十年的常住人口净增加总和。
截至2021年底，成都市常住人口已突破2119万，超越了广州深圳，仅次于2489万人的上海和2188万人的北京。
01
只要人够多
没有不卷的城市
去年底被大厂优化之后，31岁的耿兴决定离开北京，回成都拥抱悠闲生活。半年时间过去，怀揣着近百万的存款和美好憧憬的他，亲身经历了希望破灭。
在成都，耿兴已经花了3个月来找工作。一方面，成都本土以小公司为主，业务偏销售和服务型居多，公司架构与业务模型尚不成熟，不稳定性强，上升空间小，薪资也较低。
“小公司要我，一是觉得我过去的经验还能用上，二是觉得我肯定习惯996了。”耿兴明白，这意味着要掏空自己去发展公司，可尴尬的是钱又给不到位。
另一方面，大公司的成都分部以支持、运营、客服类岗位为主，产品增长类很少，且同岗位薪资甚至不足一线的50%。对口业务部门是没有管理层坑位的，对耿兴来说，要么接受跨部门调岗，要么去做低级别的执行岗，同时要接受薪资腰斩。
“你自己考虑吧，最近你这样的人才很多。”耿兴面试的其中一家大公司HR直白地告诉他。
耿兴心里有点难以接受。因为在三四年前，他身边那些更早退到成都的大厂前同事们，还有着不错的工作机会可供挑选，薪资能拿到一线的70%，整体生活很滋润。
几年间，就业环境天翻地覆，成都发生了什么？
首先，人变多了。
前段时间成都公布的最新人口数据显示，2021年，成都的常住人口已突破2119万，超越了广州深圳，仅次于2489万人的上海和2188万人的北京
大家想躺平的愿望有多强烈，成都的人口增长就有多猛烈。自2015年至今，成都的常住人口从1466万陡增至2119万，净增653万人，相当于江西省南昌市一个省会城市的全市人口。
其次，劳动年龄人口变多了。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成都全市常住人口中15-59岁人口占比68.74%，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于北京和上海，排名全国第三。
成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比肩一线，但经济规模和企业数量还远不及一线水平。2021年成都市GDP为19917亿元，排名全国第七，人均GDP为9.46万元，排名全国第22名。2021年成都拥有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为101家，排名全国第10名，数量不及北上深三分之一。
同时，人才也变多了。
一是高学历人才增长。数据显示，自2017年成都实施“人才新政”以来，截至2021年4月，在落户的50余万名青年中，30岁以下落户占比78.9%，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约9成，其中本科学历占比77.38%，硕士学历占比10.27%，呈高学历化趋势。
二是一线回流人才增长。2020年成都落户数据显示，除了就近吸纳中西部城市青年，成都对一线城市青年的吸引力逐年增强。在落户来源地中，北京、上海、广东到蓉青年人数分别从2017年第17位、第28位、第6位上升到2020年第6位、第18位和第4位。 几年时间，成都从环球中心到天府五街，无数高楼平地起，也从世外桃源进阶为内卷中心，令无数打工人竞折腰。
《成都联合办公行为报告》数据显示，在成都入驻联合办公的人群中，有26.37%的人，在晚上8点以后下班，北京只有19.8%，在成都周末加班的人数是北京的4倍，而加班时长是北京的1.5倍。
而成都高新区，知名互联网和金融科技公司扎堆的区域，早已创下了深夜出行年度订单量全国第一，深夜外卖月均订单量全国第四的成绩。
只要打工人够多，没有卷不起来的城市。成都也不例外。
02
不求工资高
但求不干电销
毕业一年后，23岁的陈梦再找工作时，都不忘熟练地先问一句“这个岗位有销售指标吗？”
“被坑怕了。”陈梦的上一份工作是以助理为名义的销售，名义薪资7000-10000元，但实际是2000元底薪+500元出勤+500元补贴+4000元基础绩效+额外绩效奖励。如果当月销售业绩达不到基础绩效，实际月薪就只有3000元。
为了拿到基础绩效工资，陈萌已经使出浑身解数，手机24小时开机，生怕漏掉一条客户消息，周末节假日去陪客户也是家常便饭。即便这样，她的工资也只在6000元上下波动，同事里偶尔有能拿到万元工资的，都会被公司通报表扬，“实际上要么撞大运，要么自带客户关系”。
陈梦的大学专业是工商管理，但她却不得不面临只能从销售岗做起的就业现状。“成都爱招应届生的工作就两种，销售和客服。有的岗位名义上是运营或助理，实际上还是销售客服。”
在工作期间，陈梦虽一直留意着其他工作机会，但内心也时常动摇。对于学校普通、没有行业经验和资源的她来说，各行业的销售岗位也是她现阶段能争取到的待遇比较好的工作了。“干销售相对容易赚钱，业绩好的话，也比一般工作挣的多点。”
愿不愿意做销售，是成都的应届生们找工作时要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
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重点城市销售类职位招聘需求TOP3为成都、北京、上海。在销售类职位招聘需求上，成都已跃居全国第一。
“除了永远在招人的销售客服岗，其他岗位真的不缺人。”郭静是3月入职新公司的HR，她入职后开始招人，挂了3个技术岗位和1个行政岗位，工资待遇不错，一周时间就收了1200多份简历。
郭静形容，普通人能在成都找到月薪7000以上还有五险一金双休的非电销工作，“和挖到宝差不多”。因为这些岗位都是抢手坑，数量少，流动性低，占住坑的人根本不会轻易离职。
小公司缺销售，大公司缺客
在去年“双十一”客服类岗位就业报告中，客服类招聘需求活跃城市TOP3为：成都、北京、广州。在客服类职位招聘需求上，成都已跃居全国第一。
天府新区某大厂分部深夜
一线大型企业的成都分部，大多是从大城市产业转移过来的等人力密集型部门，主要是落地执行和服务支持功能，有大量的审核、客服、地推等“人肉战术”的岗位。
这样的情况在像成都这样的新一线城市里很常见。因为没有一线城市那样深厚的资源，又有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因此被作为大型公司劳动力溢出效应的承接地，用更低廉的人力成本去满足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岗位需求。
在大厂，这些岗位的薪资在5000-7000元之间，还有夜班补贴、深夜打车报销、免费晚餐、健身房、心理疏导之类的员工福利，对比许多成都本地小公司，仍然对年轻人具有吸引力。
但在光环背后，996、通宵、倒班、轮休、饱和的工作量、机械重复的工作内容、低仄的上升空间……也是年轻人们不断逃离这些大厂分部的现实原因
赚钱，在哪儿都是卷着赚的。
“1个月薪3万的技术岗，需要100个月薪3000的审核/客服岗来支撑。”郭静非常清楚大厂用人的金字塔结构，“能在工作上占到便宜的永远是公司，不是你”。
03
成都都有自己的燕郊了
耿兴没想到，怀揣着百万存款回了成都，竟然连套像样的改善房都买不起。
“10年前，100万首付买房随便挑，现在只能等房挑你。”在成都做了7年的房产中介告诉耿兴，“摇中神盘的可能性很小，最好早点抛弃幻想，看看二手刚需”。
买得起的看不上，看得上的买不起。
在成都看房，“10年以上的就算老房子，130平以下都算刚需”，加上交通商业学区等周边配套设施，同样的钱能买到的房子，短短几年就有了天壤之别，“越看越不甘心，越不甘心越买不起”。
耿兴觉得最别扭的，还是和前同事们的对比。早几年回成都，工资高房价低，买个改善型四居也没问题，可如今却落得普通刚需还得靠抢。“在北京能接受的房子，在成都完全不能接受。早几年买房，拉开了一个量级的差距。”
尤其在新成都人扎堆的高新区和天府新区，新盘买不到，二手房价格虚高，但从不愁房子卖不
谁不想在成都买房？落户门槛低，城市发展快，房价涨幅大，不仅是本省内的蓉漂想在成都安家，周边几个大省的投资客，甚至一线沿海的土豪全盯着成都楼盘。再加上成都楼市的一二手房价格倒挂明显，新盘被视为“买到就是赚到”，只要拿到了购房资格，谁不想来一套？
结果是，成都每个新楼盘都有几万人报名摇号，中签率不到1%，中签堪比中彩票。
如果说耿兴们买房是需要调低预期，那没有百万存款的蓉漂们买房，只需要考虑生存。
每一座大城市都自带人口溢出效应，当城市大饼越摊越大，被挤向外层的人也越来越多。每一个扎根在大城市外层的人，就相当于要接受跨城上班的未来。一如北京的燕郊，上海的花桥，深圳的惠州，成都的三圈层。
成都的三圈层下辖8个县市包括都江堰市、彭州市、崇州市、邛崃市，金堂县、大邑县、新津县、蒲江县，距离成都市中心从48-106公里不等，区域均价从7000-11000元不等。
刚刚搬进成都三圈层新房的朱涛小两口，开始了早上6点起床，开车一个半小时到高新区上班的生活。
在成都工作的几年里，他俩看了不少房子，可是满意的二手房超出预算，新楼盘又一直没摇中号。眼看需要结婚生子，考虑到工作性质不需要每天坐班，小两口决定现在三圈层买一套刚需房住着，以后有条件了再往城里搬。
跨城通勤的生活当然不轻松。
他们必须早上6点半上高速，因为7点半就开始堵车了，晚上5点必须上高速，因为6点就开始堵车了。他们在公司工位下准备了一张行军床，以备偶尔加班回不来，在公司凑合睡一晚。
像朱涛这样在成都周边买房、跨城通勤的人不是个例。几年间飞速发展的成都，几乎吸纳了绝大多数来自四川其他地市和小县城的年轻人。如果家里无法在买房上给太多支持，只有三圈层和绕城外，是靠小两口工资攒钱能买得起的选择。
蓉漂通勤不易。《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显示，成都的通勤距离中位数为5.7公里，仅次于北京，排名全国第二。
没有蓉漂能摆脱通勤的压力，因为成都的早高峰和晚高峰，同时存在于地铁站、动车站、城际高速上。
04
消费焦虑
从城市蔓延到生活
在城市营销这件事上，成都若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从2000年自我定位“北上广成”的第四城，到2013开始自居榜首的“新一线城市榜单”，从风土人文到经济发展，成都牢牢把握住了人们对wlb的向往，“安逸乡”标签深入人心，城市宣传卓有成效。
但一则广告有多大的吸引力，就有多大的迷惑性。因为人们只会记住精美的广告画面和动人的广告语，看不到左下方不起眼的一行小字“广告创意仅供参考”。
大家都奔着传说中的安逸生活来了，可是有了2000多万人的安逸乡，还能安逸吗？
相信人人都能在成都过上安逸生活，和相信桃花源差不多。
有人会问，疫情之后，成都这样的城市不是更适合生活了吗？
适合你个大头鬼。
成都人社局数据显示，2020年成都全行业企业工资中位数为6.5万元/年，或2021年则下滑为6.45万元/年。
这还是官方口径。在这个拥有58所高校，每年产出110万毕业生的城市，就业竞争压力绝不亚于一线，但薪资水平普遍不足一线的一半。
相比互联网公司聚集的北京、外企扎堆的上海、搞钱氛围浓厚的深圳，成都的工作机会就是很有限。你不能要求一个城市的房价远低于北上深的同时，还能提供相等的就业机会和薪资水平。
更重要的是，由于成都缺乏足够的外向型经济、以消费为主要支撑，导致第二产业不足、第三产业占比过高。这种没有工业基础，对服务业高度依赖的产业结构，在2020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疫情时期下，成都经济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这也是成都全行业社会工资走低的根本原因。
但赚得少，丝毫不耽误花得多。
因为成都人的卷不是在工作上，而是卷在享受生活上。
《2021年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评价报告》显示，成都仅次于北上广，稳居消费“第四城”。而在2021年各大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排名中，成都名列第五，与第四名深圳差距仅200多亿元。
这意味着，在经济总量相差一万亿元的情况下，成都用300万常住人口的差异，追平了深圳的消费规模。
在这个奢侈品消费全国第三，57%的90后有“消费焦虑”的城市里，周末逛街，一半朋友都在太古里。放个小长假，一半朋友圈都在甘孜自驾。
成都遍地都是吃喝玩乐，根本过不了清心寡欲的生活。如果你想过上传说中“安逸赛神仙”的日子，房车存款年薪，一样都不能少。
传闻中“安逸生活”和真实蓉漂生活的差距，比精修图和生图的差距都大。现实社会里，永远是一小部分人打样，吸引一大部分人去追捧的。
就像当所有人都抱着寻找艳遇的心态去了丽江，丽江就再也没有了爱情。
当所有人都抱着躺平的心态去了成都，成都就变成了“成堵”。
北上广深是中国的美丽天堂，小县城是中国的真实底色。不拘一格的人从县城走出去，在城市漂泊很久累了的人又回到县城。
县城的人才和职业
由于在社会资源和就业机会方面，大城市始终碾压着小城市，小城市永远睥睨着县镇乡村，人始终往高处走。每一座县城，都在年复一年地失去优秀的年轻人。
80、90后这一代人，赶上了中国城市化进程最激烈的时代，资源向城市集中，人口也自然向城市聚拢。
县城的年轻人，特别是上了大学的年轻人，回流率很低。返回县城的大部分是二本三本及专科，重点院校的基本不会回县城。
因为在大城市帮别人搬家送货又或者是修手机，月薪都过万，比县城的公务员收入还要高。年轻人与其窝在县城受累不出头，还不如去大城市闯世界。
许多已经出去的年轻人不愿意回去，也是因为县城缺乏发展前景的产业，就业岗位匮乏；而且相对于大城市较为公平的竞争，县城的职场更加讲究人情世故和乡土规则。
县城难以吸引人才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大型产业提供高薪岗位，创新和科技更是无稽之谈，能提供的职业无非是体制内和体制外，而体制外基本没什么发展机会和赚钱空间。
在县城拥有一个“铁饭碗”是大多数人的梦想和追求，即使是一个公益性岗位，也会有人托关系花大价钱挤破脑袋去争取。
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教师、银行职员等扛起了县城保留人才的大旗。
县城虽小，但各类科局俱全，使得县城公务员成为了全国最庞大的公务员群体，印证了司马迁的名言“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
在县城，最体面的无非就是在机关单位上班了，别人问你在哪高就，回答底气最十足的就是某办某局了。
县城经济最大的特色是“财政经济”，即本地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围绕政府支出展开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过去二十年以来大量涌现的县城新贵，大部分都是因为抢到了政府的基建蛋糕才得以发家致富，这也就难怪人们眼中县城最主要的生意就是“挣政府的钱”。
在仍然看重铁饭碗的县城，进入体制内不但意味着能够参与分蛋糕，身份、文化档次都大大上了一个台阶，而且体制人员也是最适合结婚的群体。
体制外的人要想创业挣钱的话，无外乎餐饮、零售、洗车城、网吧等等，这些行业前期投入大，后期流量少，盼着县城几十万人的财富能有一些转移到自己身上。
前些年就有新闻报道，刚毕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县城，拿着父母攒的血汗钱去开西餐厅、开酒吧、开蛋糕工作坊等，大都是因为维持营业成本大、收入少，到头来还干不过2块钱白粥随便吃的大排档，撑着两三年就倒闭关门了。
在县城，体制内的人才多，体制外的人才少；传统产业人才多，高新技术人才少。当最优秀的人才把人生最好的年华留在体制内，每天对着电脑喝茶玩手机，这个县城是没有活力的。
大城有大城的灯红酒绿和诗歌年华，小城有小城的喜怒哀乐和闲情逸致，乡村有乡村的酸甜苦辣和青山绿水。熙熙攘攘，纷纷扰扰，都终究逃不过名利二字。
县城卡在中间位置，进，可看城市的繁华热闹和贫困潦倒；退，可看农村的恬静幽美和困苦挣扎。生活在县城，少了些城市的冰冷，多了些乡土的热情。芸芸众生，千姿百态铸就了县城独特的社会氛围。
一个县城多则百万少则几十万人口，但是真正富贵的或许只是几百个人。这几百人里有两三百个科级以上政府官员，有几十个富甲一方的民间老板，再有就是几个有头有脸的江湖人士。
这几百人实际上构成了县城的上层社会网络，相互之间即便不熟悉，也会通过其他中间人搭线在短时间内了解各自的底细和能力。可以说，县城的名利、县城的孰轻孰重、县城的风云变幻，都在这群人手里掌握着、捣鼓着。
县城的人“都不是外人”，而是熟人。所谓熟人社会，不管你在哪种场合，马路上，公园里，广场上，商场超市里，哪怕去医院看病，甚至你跑到公共厕所去蹲坑，都可以见到熟人，都会有人和你打招呼。
在县城，讲究的是人情世故，靠的是裙带和朋友，凡事讲人脉、拉关系，关系拉到位，事情就不会荒废，“有关系好办事”的观念根深蒂固。
债务纠纷、车辆追尾、夜摊闹事等等，第一时间都不是想到通过正规渠道解决，遇事找熟人，成了县城的生存法则。以至于到现在很多人都不清楚只走正常渠道的话，究竟能办成什么事，维护到什么权益。
大城市的关系问题也许会让你望而却步，输得心服口服。但小地方的关系问题会让你哭笑不得、咬牙切齿，却又无能为力。
县城的人，各自有一份早已成熟的关系网，不同阶层的人聚在一起形成不同的圈子，比如官员圈、生意圈、教育圈、泥匠圈、穷人圈，每个圈子都有各自的规则。
你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有什么事情圈里人自然会照顾到你。有人很难融入圈子，有人想从一个圈子进入到另外一个圈子，但是难度系数和干部晋升一样，很大。
圈子决定资源、名利，圈子也带来饭局带来娱乐。什么圈子的人，喝什么酒，谈什么事。请谁吃饭、谁陪吃饭、陪谁吃饭都是一门学问。酒场上喝什么酒，怎么喝酒都要视参加场子的人而定。县城的许多事情都是在酒场上谈妥的。
特定的县城文化构筑成一道道“圈文化”，一层层关系网。人与人之间不像城市那样简单透明，办事都要讲究“到位”。
县城又是一个安逸稳定的社会。在县城生活，你会觉得很舒适很悠闲，慢慢的就会温水煮青蛙，蹉跎岁月，失去斗志，过着最低限的生活。
当你的才华配不上野心的时候，不知不觉你的人生理想和抱负在脆弱的自制力下开始分崩离析，不再有过想要去追求更好生活的想法。
在县城有想法的人一旦失去了“贞操”，大多数都最终“嫁给”了县城，满足于活在自己舒适圈的快乐。生活在县城的人普遍把安稳和踏实当作立身之本，追求的就是一眼看到头的生活，可靠而衣食无忧，但与大富大贵无缘。
目前在中国县城生活的有近9亿人，他们中不超过一成是大学生及以上文凭，超过七成的人的月收入低于五千。
县城的人不需要不休地忙于工作，始终兴致满满地创造着各种“休闲”。有人调侃说，县城里除了性生活，就是打麻将。
闲来无事，三五好友聚在一起搓两把，美名曰“打发时光”。
爱打麻将的人会上瘾，麻友随叫随到。这种带着金钱的娱乐，有一种刺激神经的快感，有一种对自身运气充满信心的憧憬。
县城普通民众对麻将的嗜好，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状态。在汶川地震救灾中，灾民忘却悲伤在板房里打起麻将，气哭了赶来救援的志愿者。
拼多多极具魔性的“砍一刀”在最近几年已经迅速渗透三四五线城市的角落，成为跻身淘宝、京东之列的炙手可热的新零售。
互联网经济下，县城的人偏好拼多多这样的平台得以实现惊人的低价、感人的品质和砍起来特别爽的小心思。
“爱他才会不厌其烦地帮他砍”，砍单和拼单的链接在微信聊天记录里甩来甩去。拼多多通过平台下沉至县镇乡村进行聚集，实现井喷的市场收益。
县城每家每户都有N个电视台的电视，夜幕降临，男女老幼围着电视，想追的剧一定在追，想娱乐的节目也在娱乐。
古早港剧、网络游戏、网络修仙小说给了县城青年男子夸大的江湖幻想和英雄情结；
脱离现实职场环境和恋爱逻辑的国产偶像剧吸引着广大县城女性青年；
而县城的中老年人似乎在影视艺术鉴赏上达成了一致，每晚雷打不动地收看60集起步的抗日电视剧，沉浸在“美国最坏、日本很贼、韩国小狗退”的对于世界格局的判断里。
县城的许多消息，是在酒场上传播的，许多感情是在酒场上联络的，许多事情是在酒场上办妥的。红事喝酒，白事喝酒，求人办事喝酒，维系感情也要喝酒。
凡是能称得上“场合”的饭局，都要喝酒，而酒桌上的一些人未必知道为什么要喝酒，只是跟着酒桌上的“提、敬、耍、收”四步曲一杯一杯地喝，一醉方休。醉酒的人，未必糊涂；不醉的人，未必清醒。
九十年代，街头卡拉OK风靡县城，流行四五年之后，现在以KTV的形式重现，且正值火热状态。喝完酒后去KTV成为县城政、商、民间各界人士的主流娱乐节目。
灯红酒绿的夜晚，站在县城KTV门口，会错以为身处“北上广深”，虚无缥缈。
夜幕降临的县城广场上，一首动感舞曲传来，一群人聚集起来，踏着音乐节奏，时而趋步扭转，时而跨腿踏步，不断变换着舞姿，动作悠闲而熟练，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表演的忘情投入，观看的乐在其中。自从跳了广场舞，锻炼交友两不误。
漫步在县城，街道两边的洗浴桑拿鳞次栉比，不会比城市少。每当夜晚来临，闪烁的霓虹灯，强劲的音乐以及灯下摇曳的人影，让人流连忘返。这里是县城富人的天堂：悠闲而不紧张，浪漫而不罪恶。
由于经济体量与城市设施的限制，县城里鲜有大型演唱会、密室、艺术展览，线上娱乐是性价比最高的休闲方式。八成以上使用手机的时间用在刷抖音、打游戏、看主播等线上娱乐中。
到电影院看电影，到KTV唱歌，到麻将馆找人打麻将，到广场群舞，以往的娱乐活动如今搬上了网络，变成了可以随时随地看电影、唱歌、打麻将和玩网络游戏。
县城的人，只要有手机、只要有网络，随时随地可以嗨起来，并且越来越多的人沉迷其中难以自拔。
生活在县城的人们总是会模仿大城市人的行为习惯，而消费是最容易被模仿的环节。消费作为社会地位的表现形式，其阶层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县城的线下消费市场结构相对单一，商品品类和品牌不够丰富，质量参差不齐，难以满足新生代县城居民的消费需求。
随着互联网服务的深度下沉，许多县城居民乘上了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东风”，购物、娱乐等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淘特、拼多多等新电商的下沉，网购已经切切实实地走进了县城居民生活中。
一些县城年轻人曾到大城市生活居住过，消费的理念与大城市契合，其消费呈现出与大城市居民消费趋同的特征，回到县城居住后工资收入不高，但却是买家电、买潮牌、买化妆品的主力军，购买力“杠杠的”。
尤其是有钱又闲、生活成本更低的新一代县城年轻人，可以说是县城隐形的“购物巨人”。
县城的流动人口少，下馆子吃饭的人，大都是固定的消费群体，基本是行政事业单位上班的、和政府打交道的老板们以及一群年轻人。普通老百姓除了家里人过生日等偶尔出去吃一次外，大体是不会在外大额消费的。所以，在县城有一种现象，这家饭店生意好了，另外一家就冷清了。
近几年，县城的网叫外卖也火热起来，部分居民在自家开启餐饮，连接外卖平台，自产自送。二十分钟能走完的县城，叫外卖的人也懒得一步不想走。
在县城，有人不吃肉是因为减肥，有人不吃肉是因为没钱。有些人自认为：反正晚上不干活，吃不吃饭都可以。
县城街道两旁，除了随处可见的餐饮店，还有数量众多的衣着实体店，但都不是很景气，也不像大城市那样狂甩卖狂打折。
休闲品牌诸如班尼路、美特斯邦威、以纯等应有尽有，运动品牌诸如阿迪、耐克、李宁、安踏等也是各显身手。没有牌子的99元裤店也在吸引着人们进去瞅一瞅。
县城的商场大都卖的是不知名的衣服品牌，有点名气的牌子，都在街边开着专卖店。
普通人的衣服买在网上和县城实体店，有时几年才买一次；有钱人的衣服买在网上和省城专卖店，却一年买N多次，这就是阶层。
网上购物成为县城的一种生活方式后，你能想到的快递公司在县城也是都有了。
近几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县城也迎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刻，城区人口增长，城区规模扩大，大小房地产商在县城开发了不少几个楼盘，商品房供应持续放大，核心地段的房价拉升到接近8000元每平。
但大多数开发的楼盘样式单一，设计千篇一律，技术含量低，造成设计档次与新的城镇发展不协调。
这俩年，随着经济的低迷运行和开发商资金链的断裂，加上县城的人口处于净流失的状态，导致县城新房市场明显供过于求，甚至出现了烂尾楼情况。
县城买房大部分是出于刚性需求，而且大部分有新房情结，极少数的人买房是出于投机需求。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改善及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不少农民进城先租房，做点小生意，积累一定资金后，购买小面积居室或者二手房，以稳定和改善生活；外出打工人赚钱后返乡购房，是欠发达地区大部分外出打工人的中远期目标。
县城住房的另一个特色是原著居民的祖屋和自建房并存在旧城深处，每家每户地面、屋顶高低不一，坐字斜顺不齐，居间通风、采光和出行困难，给人一种乱七八糟的感觉。
这其中既有管理者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也有居民思想理念的问题，原因诸多，不好评判。
在县城，有钱人至少有三套住房，一套在省城或地级市，一套是本地自建楼，一套是本地小区高层商品房。
普通人（大都是进城的农民）受“丈母娘经济”的影响，相比于自建楼梯房，大型小区商品房性价比更高，买的都是高层三房或四房。
在县城，也有很多进城的农民买不起房，为供孩子读书打工租着房，直至小孩高考离开县城一般搬家三四次
中国城市化率从1998年的30.4%，提高至2021年的63%，约4.5亿人从乡镇进入了城市。下一个20年，中国将进入“都市圈”时代，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成渝经济圈等都市圈将进一步城市化，虹吸着全国资源和人口，大部分县城都会像发达国家铁锈地带那样逐渐凋敝。
中国县城的凋敝衰落，实际上也是人类城镇化发展的规律之一，因为城镇也存在着“生老病死”的生命周期。之前黑龙江鹤岗市二手房市场惊现348元/平方米住房，46平方米总价1.6万，引起广泛关注。
鹤岗代表着中国未来将有一大批县城被淘汰，产业逐渐枯竭，人口流出严重，县城正走上一条像农村一样只剩下老人和小孩的演变道路。
很多年轻人花几十万买了县城的房子，然后去大城市打工了，一年到头住不了几天，租又租不起价。花光了所有积蓄不说，还有了贷款记录，以致在外地买房不能三成首付了。
还有些人回县城买房纯属是个人虚荣心，毕竟买套大平层给父母住倍有面子，邻里街坊都会说当年的狗蛋有出息了，人人称赞“大孝子”。
新冠疫情以来，楼市行情冷清，各大城市都几乎熄火，县城更是跌得离谱。几乎在每一轮房价周期中，县城对于上涨都是滞后的，而对于下跌却是最敏感的。
眼下，一大批县城的房子已经开始出现了“自杀式”促销，多个县城楼盘出现了买房就送70年物业费、买房送车等大促销。河南新郑甚至还出现了“买一套，送一套”的骚操作。
简而言之，县城的房子，已经卖不出去了。县城的楼市只有过去，没有未来。就像一朵灿烂的鲜花，你看到它好像还不错，但它是没有未来的。
其实，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不是说县城就有什么不好，非要去外地城市，而是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应该想得更长远，毕竟即使我们自己还能忍受，也要为后代的出路着想。
如果你还年轻，还有一颗奋斗的心，就离开县城，去外地城市闯荡一番。在如今这个互联网时代，大把发展机会，不要让青春在岁月里蹉跎。与其羡慕别人，不如自己去努力，去创造，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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