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烟火里的汪曾祺
饿着肚子读汪曾祺，是一种温柔的折磨。
就像深夜打开美食节目，明知隔着屏幕尝不到味道，却偏偏要看着那些冒着热气的文字，在脑海里一遍遍想象咸鸭蛋的红油如何顺着筷子头渗出来，茨菇汤的苦涩如何在舌尖化开。这是一种自讨苦吃的快乐。
我没见过汪曾祺本人，只看过他的照片。照片里的老人慈眉善目，像个邻家爷爷。我想，爱吃的人大概都长着这样一张脸——被生活温柔对待过，又把这份温柔还给了生活。
高邮这个地方，我从未踏足。但我记得那里的咸鸭蛋要用什么姿势敲破蛋壳，记得那里的野菜在春天如何被一双双粗糙的手采摘。一个人就这样用文字把一座城种在了读者心里。每次心情低落时，我总习惯翻他的散文。那些字句像老朋友递过来的一杯热茶，不烫嘴，刚好暖手。《人间草木》扉页上那句“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读了许多遍，每次都觉得有风从书页间吹出来，带着泥土的气息。
汪曾祺的文字便宜得很——不是廉价，是不昂贵。人人都买得起，随时能拿起来读，随时能放下。它不像有些书需要正襟危坐，需要焚香沐浴。它就像厨房里刚出锅的馒头，冒着热气，伸手就能撕一块塞进嘴里。这样的文字最抚凡人心，因为它知道凡人要什么——不过是三餐四季，柴米油盐。
我常常想，一个人要多爱这人间，才能写出“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这样的话。于是顺着这些文字的藤，去摸他生活的瓜。本想摘个瓜解渴，没想到走进了一片瓜田。
一九二零年，汪曾祺生在江苏高邮。那是个旧式地主家庭，爷爷是清末秀才，父亲汪菊生是当地的眼科大夫。但这个父亲不太一样，会写诗画画，笙箫管笛样样拿手，脾气还好。别的孩子过年才能玩一次灯笼，汪曾祺的父亲给他扎了一个又一个，让他提着穿过大街小巷，让别家孩子眼馋。
汪曾祺十七岁写情书，父亲在旁边出主意；想唱戏，父亲拉胡琴伴奏；长大了，父子俩一起抽烟喝酒。这种“多年父子成兄弟”的关系，在旧式家庭里实在难得。汪曾祺三岁没了母亲，但父亲把能给的都给了。那些满满当当的爱，足够他挥霍一辈子。
一九三九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他挑课上，朱自清的课就不太喜欢——老先生带着一沓卡片细细讲，随堂测验一个接一个。汪曾祺不爱记笔记，自然吃不消。有一次西洋通史课，老师让他画马其顿地图，他交上去的作业批语是：“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
他喜欢闻一多的课，因为随意。闻一多走进教室先点烟斗，下面学生也跟着吞云吐雾。不搞随堂测验，不留功课，正合汪曾祺的胃口。
但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沈从文。这个没有大学文凭的教员，讲课不搞学问家那一套。汪曾祺在昆明写的文章，都是沈从文帮忙寄出去发表的。后来汪曾祺到上海找不到工作，情绪低落得想走极端，沈从文写信骂他：“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一句话，把人骂醒了。
西南联大时期，日军飞机常来骚扰。有一次警报长鸣，大家都往外跑，只有汪曾祺手里拿着点心，专往松林里钻。别人说他跑错了方向，他不以为意——松林里有松子吃，就算被炸死，也不做饿死鬼。
那段日子物资匮乏，可到了汪曾祺笔下，全是趣事。
可惜他没拿到毕业证。一九四八年，在沈从文帮助下，他到北京历史博物馆当办事员。后来他在文章里写，站在午门前仰望星空，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一点是热的”。
一九五八年，汪曾祺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农科所改造。一年后父亲去世，他没能回去送终。那天他想起小时候父亲扎的蜈蚣风筝——那是风筝里最难的一种，大概再也没人给他扎了。
别人回忆劳动改造是苦难，他回忆起来却全是趣事。回京探亲时，他跟家人兴奋地讲沙岭子的见闻，鼓捣着带回来的野兔子和甜菜。那些苦，他不愿意写进文章里。
但他也并非没有写过苦。《黄油烙饼》里，奶奶是慢慢饿死的。小孙子吃着黄油烙饼，眼泪流进嘴里，甜的饼，咸的泪。他只是把伤痛埋得很深，偶尔露出来，就让人受不了。
在农科所，他负责画马铃薯图谱。画完的马铃薯块儿，都扔进牛粪火里烤熟吃掉。他得意地说：“像我这样吃过这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一九六二年，汪曾祺调回北京京剧团当编剧，参与了《沙家浜》的创作。“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那段唱词，就是他写的。人一走，茶就凉——七个字，写尽人情冷暖。
一九八零年，六十岁的汪曾祺写了《受戒》。写小和尚明海和农家少女的恋爱，写高邮的风土人情。一万两千字，不批判旧社会，只写美好的田园水乡。在当时，这篇小说像异类，但人们喜欢。也是从那时起，文坛的风向开始变了，变得有烟火气了。
他写葡萄，从一月写到十二月：“一月，下大雪，葡萄睡在铺满白雪的窖里。”“二月，刮春风，葡萄出窖，藤上绽开了芽孢，它已经等不及了。”“五月，果树开花了，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他写山丹丹：“山丹丹长一年，多开一朵花。你看这棵十三朵，它可不就十三岁了？山丹丹记得自己的岁数。”
草木到了他笔下，都有了人的模样。
晚年的汪曾祺，常常想起父亲。他在小说里写“钓鱼的医生”，结尾突兀地来一句“你好，王先生”——王淡人，淡如是他父亲的字。父亲离世二十二年后，他终于能在文字里打声招呼。
一九九七年，汪曾祺在北京去世，终年七十七岁。
他用四百万字把自己和高邮捆在一起。无论走到哪里，身上都带着故乡的气息。他总劝人“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
那一年花开得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那一年花开得很迟，还好，有你。
汪曾祺走了，但他的文字还在。那些冒着热气的句子，依然等着每一个饿着肚子翻开书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