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是晚清时最有名气的红顶商人之一。1881年时，胡雪岩被授予布政使衔，赏穿黄马褂，可谓风光无限。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满足，还希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商业帝国，他选择了当时最有前景的生意——生丝贸易。
当时国内丝商大多是采购了到上海卖给洋行，自己并不去欧洲交易。这样洋行可以利用双方讯息的不对称打压生丝价格，对丝商们来说非常不利，有些丝商甚至因此破产。于是胡雪岩产生了大量收购生丝，垄断市场，从而自己控制生丝价格，并从中牟取暴利的想法。
1882年胡雪岩正式通过旗下的阜康钱庄，大量挪用资金，斥巨资抢购生丝，将市面上的生丝抢购大半并囤积起来，正式开始了抬高丝价的行动。本来这笔生意，对于胡雪岩这种商业巨贾而言，算得上一次“日常”操作，然而偏偏1883年，就碰上了中法两国因为越南问题关系紧张，市面上传说即将打仗，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正处于泡沫期的大清股市因此一泻千里，大批投机股票的商人和钱庄破产，引发了金融危机。
而恰巧这一年虽然国内因为种种原因，生丝产量下降。但是意大利等国的生丝却是大丰收，这么一来二去，市场上的生丝供大于求，价格不升反降，比胡雪岩当初收购的价格还要低很多。
胡雪岩旗下的阜康钱庄也受到了波及。正因为挪用资金囤积生丝，钱庄现金不足，遭到挤兑以后资金周转日益困难。而此时在阜康钱庄存款的官员为了保证自己存款利益，纷纷落井下石，要求清查胡雪岩资产偿还，最终胡雪岩因此破产最终，并被革职查抄家产。1885年一代大商胡雪岩郁郁而终。在这次事件中，生丝贸易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么胡雪岩当时为何选择了生丝贸易呢？这是因为19世纪50年代，欧洲的一次重大瘟疫给中国生丝贸易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当时，法国也是一个以丝织闻名的国家，长期以来丝织业所用原料主要取自本国自制的生丝。1854年，家蚕胞子虫病摧毁法国和意大利养蚕业，法国每年因蚕病损失达1亿法郎。进入60年代以后，中国生丝不仅在质量上超过法国，而且成本上大大低于法国，法国丝织业所用生丝主要依赖中国输入。1870—1874年，中国生丝出口量平均为3784吨，自1887年开始，蚕丝取代茶叶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这么火爆的生意，就难怪我们的红顶商人也想来分一杯羹。
那为什么1893年意大利等国家摆脱了蚕病困扰，养蚕业回复活力了呢？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公共卫生史上伟大的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了。
1862年巴斯德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同年，巴斯德第一次通过加热再冷却的方法成功杀死了乳酸杆菌。他发现杀死乳酸杆菌，其实不需要煮沸，只要加热到50℃～60℃，并保持一段时间，酒不会蒸发，口感还会变得更加柔和。这就是后来我们说的巴氏消毒法的诞生。
话说人生40不惑，已经踏入不惑之年的巴斯德已经功成名就。然而，考验才刚开始。19世纪60年代，欧洲蚕病大流行，法国蚕丝业同遭厄运。3600位市长、议长及养蚕者上书上议院求助。上议院议员、巴斯德的另一位恩师杜马写信，请他到自己的家乡——加尔研究蚕病。接到恩师的信，巴斯德感到一阵心慌与紧张。他是一位化学家，只与酒的发酵打过交道，没与动物、昆虫打过交道，甚至从来没有见过蚕。但蚕病如此严重，他知道这是一件大事。他在给恩师的回信中写道：“老师说的事情，使我很烦恼。我很感激老师瞧得起我，何况研究目标又很大！可是，我很担心，因为从我生下来到今天，一次也没看过和摸过蚕。假如我和老师一样生长于养蚕的地方，而多少对蚕有些知识的话，我是绝不犹豫的……但是，也许我能做也说不定，假如辞谢了老师紧急的委托，我一定会后悔的，我岂能辜负了老师的关怀？一切就请老师安排吧。”巴斯德为了拯救法国蚕丝业，勇敢地担负起了这个艰巨的任务。1865年7月，巴斯德抵达蚕病防治前线——加尔。
16世纪以后，养蚕业传入欧洲。法国南部的气候很适合桑树和蚕宝宝生长。就像当时法国北方的酿造业一样，养蚕业逐渐成为了法国南部的支柱产业，在法国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就在巴斯德为北方的酿造业解决发酵难题的时候，一场蚕病悄悄在法国南部流传开来，很快波及大半个世界。原本白胖的蚕宝宝变得瘦弱，没有胃口，一批批死去。从欧洲到远东，蚕农看着自己的心血灰飞烟灭，心急如焚、无计可施。不到十年，法国的养蚕业萎缩到原来的五分之一，纺织业也受到了毁灭性打击。
来到南部重镇加尔后，巴斯德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病人”。昆虫学家法布尔当时恰好也在加尔，他对这个没见过蚕就决心要给蚕治好病的“医生”，印象太深刻了。在日记中，法布尔描述道：“巴斯德一无所知，却要让养蚕业重获新生。古希腊运动员是光着身子上场的，巴斯德也是一样……我感到震惊！”
病蚕身上长满棕黑的斑点，就像粘了一身胡椒粉，俗称“胡椒病”。当时人们看到：病蚕有的孵化出来不久就死了，有的挣扎着活到第三四次蜕皮，也挺不住死了。极少数的蚕结成茧子，可钻出茧的蚕蛾却残缺不全，它们的后代也是病蚕。当地的养蚕人想尽了一切办法，仍然治不好蚕病。整个欧洲都没办法，巴斯德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
当时爆发的蚕病其实不止一种，而是几种恶性传染病同时爆发，交叉传染，感染性极强。起初，巴斯德没有想到这一点，被几种蚕病的不同现象所误导，走了一些弯路。他提出的种种设想，都被不断死亡的蚕推翻了。当地人本来就不信任这个外行教授，看到他研究受挫，反而幸灾乐祸。
巴斯德把蚕放在水中，然后把它磨成芝麻糊一样的浆汁。取一滴放在显微镜底下进行观察，巴斯德发现病蚕的浆汁布满一粒粒微小的棕色颗粒。由于病蚕身上呈褐色或黑色的小点，巴斯德把这种蚕病称为微粒子病。根据调查和研究，巴斯德提出在蚕蛾交配前将公蛾和母蛾成对分开，交配后解剖蚕蛾，在显微镜下检查蛾的皮下脂肪，看不到棕色颗粒的，就可以确定这对蚕是健康的，所产的卵便可孵化新蚕。可是第二年在春蚕结茧时，仍患了微粒子病。
巴斯德的助手们则分赴法国南部各地，进行实地试验。巴斯德的助手杰内斯用病蚕未吃过的桑叶饲养健康的蚕，并结了茧，茧出了蛹，蛹变成了蚕蛾。这些蛾子也是健康的。而把病蚕的磨碎物涂抹在桑叶上，用这些桑叶饲养蚕，蚕便患了微粒子病。病蚕变成蛾子后，体内所有器官都布满了球状的病原体。在连续观察实践后，巴斯德的思路终于逐渐清晰了。他发现，蚕与蚕蛾表现的健康，并不代表它们没有携带致命的微生物。哪怕蚕顺利吐丝结茧、蚕蛾顺利产卵，它们所携带的微生物依然有可能通过蚕卵传到下一代，造成蚕病的再次爆发。而且，这些微生物的传播能力很强，只要通过桑叶、蚕床等媒介让病蚕间接接触到健康的蚕，那健康的蚕也会被传染。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养蚕的环境进行彻底的消毒，同时在养蚕过程中遵守一系列规程，保证环境、食物的清洁和卫生。更重要的，在蚕蛾产卵后，还要对蚕蛾进行取样观察。如果在显微镜下看到蚕蛾携带致病的微生物，那就要把这一批蚕卵全部烧毁，千万不能与其他蚕卵混合在一起。只有通过这种显微镜筛选法，才可以筛选出健康的蚕卵。
1869年春天，巴斯德终于用积累了数年的证据，用已经趋于完善的检验方法争取到了广泛的支持。在农业部和皇室的支持下，他的选种和养蚕方法得到了大面积地推广。这一年，法国养蚕业用一场十余年未见的大丰收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巴斯德养蚕法的正确性。很快，就连意大利、奥地利等地的蚕农也学到了他的方法，开始自发地应用起来。
巴斯德又一次挽救了法兰西的支柱产业。这次的受益者不仅仅是法兰西，从欧洲到远东的日本，整个养蚕业都因此而受益。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养蚕和预防蚕病方法，到了今天依然是养蚕业所遵守的基本规范。实际上，清政府也早早就获知了巴斯德检验蚕种制度，但是直到清朝灭亡，也没有采纳这种新型的管理方法。而邻国日本在9世纪末起，法律就禁止个人农户自制蚕种，规定只有持有政府执照的农户所产的蚕种才能用于育蚕，有效地控制了蚕瘟。
换句话而言，作为当时最大的生丝购买国，法国对我国的生丝贸易依赖程度，从1869年起就开始大幅度地降低，而无法提供质量稳定规范化生产的我国生丝，已经沦落为廉价的初级农产品。
我们回到开头的一幕，在胡雪岩看起蒸蒸日上的生丝贸易，突然因为意大利等国的桑蚕养殖行业大丰收而破产，这一切实际上从1869年起欧洲的桑蚕养殖业复兴就埋下了伏笔，而巴斯德通过对红酒消毒及蚕病的研究，逐步打开了微观生物世界的大门，而真正意义上现代公共卫生学的也即将在我们下一个章节的故事里，登堂入室。
内容参考：
中国预防医学会《中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史》
乔治·罗森《公共卫生史》
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