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是一名律师，他工作热情，精力充沛，但却总习惯拖延一些重要的公务。鉴于这已严重威胁到了他的饭碗，他找到了马萨诸塞州朗梅多市的临床心理学家威廉斯·克瑙斯。克瑙斯给了雷蒙德一份两页长的“拖延症对照表”，要他认真阅读，看看自己中了几项。雷蒙德欣然接受，答应在去欧洲的飞机上完成这项任务，但在飞机上，他改主意看了一部电影，把誓发成了“晚上一到宾馆就弄”，但那天他很早就睡了。此后的每天，他都发现自己总有更要紧的事要做。克瑙斯算了一下，由于拖延症的神力，这名律师花了40个小时，才搞定这项本只需要两分钟的小任务。
15%～20%的成年人都跟雷蒙德一样，把“明天再说”当成了口头禅；而2007年的一项报告显示，有80%～95%的美国大学生正被拖延症困扰着，他们的生活充斥着学习计划和分散精力的联谊社团活动，这种生活方式使他们在“拖延”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拖延症有诸多进化和心理学上的根源，而现代社会的发展更是让我们有资本暴露本性上的弱点。对于生活在农业社会的人们，如果不赶紧把田种上，就意味着挨饿，因此，我们的祖先、包括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Hesiod），都将拖延视为罪过或懒惰。工业革命之后，科技进步帮助人们免受风暴和饥荒的威胁，同时也使人们有更多的休闲时光去消费商品以及选择更多活动，而电脑游戏、电视节目和电子通信等则带来了更多可看、可玩的东西，诱使我们抛下手边的工作任务。
屈服于这样的诱惑是要付出代价的。专家估计，有40%的人因为拖延而遭受经济损失，不仅如此，拖延还会危及我们的健康。1990年，美国俄勒冈卫生科技大学（Oregon Health and Science University）的流行病学家辛西娅·莫里斯（Cynthia Morris）及其同事，在19800多人中筛查了高胆固醇患者后报告称，在那些已经获悉自己胆固醇偏高的调查对象中，有35%的人至少推迟了5个月才向医师咨询病情。2006年，美国安大略湖温莎大学的心理学家富斯基娅·西罗伊斯 （Fuschia Sirois）对254名成人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相比那些及时完成工作的人来说，办事拖延的人压力更大，出现的健康问题也更严重。拖延的人还经常忽略身体检查和牙齿检查，并且由于在一些琐碎小事上拖拖延拉，诸如更换烟尘检测器的电池，导致更多家庭事故的发生。
拖延的习惯是后天养成的，但某些天生的人格特质会增加人们养成这种习惯的可能。派希尔说：“拖延是大脑与情境相互纠缠的结果。”
简单的拖延动机
在一些热衷于挖掘拖延行为背后心理学根源的科学家看来，强烈的拖延意愿包含两大关键因素：一是对这项任务感觉不爽，二是希望逃避这种不爽的感觉。一个办事拖延的人会说“我觉得这件事很糟心，所以才会出去透透气。”美国德保尔大学（DePaul University）心理学家约瑟夫·费拉里（Joseph Ferrari）提出了“逃避型拖延者”这一术语，用来形容主要因为逃避才办事拖延的那些人。
另一种心理动机是犹豫不决。“犹豫型拖延者”无法决定是否要执行一项任务。比如说，一名妇女打算去医院探望她的母亲。犹豫型拖延者不会简单抓住任务核心，直接付诸行动，而是会开始思考：究竟是开车去好，还是坐火车去好？“坐火车很麻烦，但开车的话，停车费又会很贵，而且还得在交通高峰期返回。但是坐火车的话，又会非常拥挤”。这样的内心争论会一直持续，直到错过医院的探视时间。
另一个常用来解释不合理拖延的因素是激动。“激动型拖延者”宣称，自己在压力下工作效率最高，他们酷爱（或者必须）在距离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刻才开始冲刺。这样的人相信拖延能够带来“巅峰”或“澎湃”体验，美国克莱蒙研究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德鲁克管理学院的心理学家米哈伊·奇克森特米哈伊（Mihály Csíkszentmihályi）将这种体验定义为对某种行为的全身心投入。时间感消失了，连自我也融进了这种投入感之中。
Just ...do it
一些专家建议用任务时间表来替代下意识的拖延反应。美国纽约大学和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心理学家彼得·戈尔维策（Peter Gollwitzer）建议创建一套“执行目标”，详细说明要在何时何地进行何种行为。因此，与其设定一个诸如“我要更健康”这样的模糊目标，不如设定一个可行的、有时间和内容规定的具体目标，比如“明天早上7：30我要去健身俱乐部”。
设定这样的详细方案，似乎确实能够抑制拖延的发生。2008年，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心理学家沙恩·欧文斯（Shane Owens）和他的同事证明，制定“执行目标”之后，拖延的人能够坚持完成任务的几率要比此前高出7倍。欧文斯说：“执行任务之前，你必须制定好包括时间和地点在内的详细计划，这样才更可能坚持到底。”
巧妙的日程安排也可以防止拖延的发生。在2002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中，美国杜克大学行为经济学家丹·阿里利（Dan Ariely，当时他在麻省理工大学任职）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校园设在法国和新加坡）的市场营销学教授克劳斯·韦滕布罗赫（Klaus Wertenbroch），要求一个高级管理培训班的所有学生为自己的三篇期末论文设定截止日期。阿里利和韦滕布罗赫还为那些在截止日期之后才递交论文的学生设置了惩罚措施。尽管迟交论文可能受到惩罚，70%的学生并没有将自己设定的截止日期全部集中在期末，而是分散在整个学期之中。更为重要的是，阿里利在另一个对照培训班中将三篇论文的截止日期都设定在了期末，相比对照班级的学生，截止日期设定较早的学生普遍获得了较高的分数。这样设定的计划可以打消人们拖延课业任务的念头。阿里利说：“自我设定截止日期能够使他们更好地完成任务。”
派希尔提出的方法更加简单，他建议拖延的人“动手去做”。事先对工作任务的设想往往要比最终结果糟糕许多。为了证明这个事实，他的研究小组在2000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给45名学生配备了传呼机，并且在5天内40次传呼这些自愿者，询问他们的情绪以及他们是否在拖延一项有截止日期的任务。“我们发现，当学生真的开始动手去做原本想要逃避的作业时，他们对于这项作业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很多时候，他们其实是乐在其中的。”
在雷蒙德的个案中，最难的部分实际上是开始工作。克瑙斯首先确认了雷蒙德拖延的内在原因：雷蒙德害怕阅读对照表后会发现自己很愚蠢。因此，克瑙斯让他在两种令人厌恶的情况中作出选择：要么冒着可能做不完美的风险开始工作，要么逃避困难任务并丢掉工作。当克瑙斯用这样的方式指出利害关系时，这名律师便能够“开始并坚持完成任务”。结果，雷蒙德不仅没有被解雇，反而成为了他们公司的“超级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