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湖南湘西南的一个小县城，那地方山多，路窄，人却实在。今年村里立了个新规矩，说是组上若有人去世，年轻人必须回家抬棺材。我们那边管抬棺材的这些人叫“龙班”，名字倒是响亮，仿佛抬的不是棺木，而是什么了不得的物事。其实缘故也简单，如今年轻人都在外头讨生活，村里只剩下些老人，真要办白事，花钱请人都未必请得到。于是便有了这不成文的法度，像一根无形的绳索，将散在四方的后生们往回扯。
接到电话时，我正在外地的公司里对着电脑屏幕。那头是堂叔的声音，沉沉的，像浸了水的棉絮：“你三爷爷走了，过几天出殡，规矩你知道的。”我应了一声，喉咙里有些发干。三爷爷我是记得的，小时候常给我糖吃，手指粗粝得像老树皮。如今这双手再也不会动了，而我得回去，用我的肩膀送他一程。
高铁一路往西，窗外的景致从楼群变成田垄，又从田垄变成山峦。邻座有个年轻人也在打电话，说的竟是一样的事。车厢里弥漫着一种奇异的默契，仿佛我们不是归家的游子，而是赶赴某种古老仪式的信徒。这让我想起搜罗来的那些记载，说湖南民间抬殇要用专制的龙杠，上面饰着龙头、鳞片和龙尾的花纹，八人或十六人一班，抬时万不能中途落地，否则便是大不祥。龙杠我是没见过的，但那份沉重，想来古今并无二致。
到村时已是傍晚，灵堂就设在堂屋。白布幔帐，长明灯，供桌上摆着倒头饭——陶碗盛满生米，竹筷插成十字。哭声是有的，但更多的是一种忙碌的肃穆。管事的李伯将我们几个后生叫到一旁，递过烟，话却不多：“明早五点，吃饱些。”他顿了顿，目光在我们脸上扫过，“肩膀上的活计，心里要有数。”
那一夜我睡得极浅。隔壁道士在大声诵经，劝人行孝的调子，在静夜里听来格外苍凉。我想起资料里说，在湘西土家人办丧事竟要“热热闹闹送亡人，欢欢喜喜办丧事”，还要打丧鼓、唱夜歌，山寨里无论谁家老人去世，相邻数寨齐来奔丧，所谓“听见丧鼓响，脚板就发痒”。这生死观倒是豁达，可此刻的我，只感到胸口堵着一团说不清的东西。
凌晨四点，天还墨黑着，厨房已亮起灯。大锅菜冒着热气，我们默默吃着，无人说话。李伯又来了，这次手里拿着几块厚厚的垫肩布。“绑结实些，”他说，“棺材是上好的杉木，空着就有五百斤往上，加上三爷爷，分量不轻。”我接过那粗布，触手坚硬，不知浸过多少人的汗水。
堂屋的门槛被临时拆除了。棺材就停在正中，深褐色，在灯光下泛着幽暗的光。龙杠并非我想象中雕龙画凤的模样，就是两根碗口粗的硬木，用麻绳和铁环固定在棺盖上。十六个人，分列两侧。李伯站在棺头，他是“杠头”，经验最老到。“听我号子，”他的声音不高，却有种压住全场的力量，“起肩要齐，落脚要稳。山路窄，看前后。”
“预备——起！”
号令落下，十六副肩膀同时下沉。一股巨大的重量猛地压了上来，透过垫肩，直钻进骨头里。我闷哼一声，膝盖不由自主地弯了弯，又立刻绷直。棺材离地了，晃晃悠悠，像一艘笨重的船。原来这就是“龙班”，不是龙腾四海，而是负重前行。
队伍挪出堂屋，踏入尚未褪尽的夜色里。孝子捧着遗像走在最前，女眷的哭声骤然拔高，撕扯着清晨的空气。按照旧俗，抬棺出门时，孝子要摔碎一个陶制的“侍盆”，若一次摔不碎，便是不吉，只能用脚跺破。我听见身后“啪”一声脆响，心里莫名一紧。
真正的考验从村口开始。坟地在后山，路是祖辈踩出来的土径，仅容两人并肩。前头的人喊“左换右”，后面立刻接上“脚挪步”。换肩要在行进中进行，棺材不能有丝毫颠簸。我的右肩很快麻木了，接着是刺痛，仿佛有无数根针在扎。汗水糊住了眼睛，只能透过缝隙，盯着前一个人的后脚跟，他踩哪里，我便踩哪里。这是一种最原始的默契，靠的不是言语，是肩膀上传来的细微力道变化，是十六个人呼吸的节奏。
资料上说，抬棺最大的忌讳就是中途落地。有些地方，万一绳子断了棺材砸在地上，就必须就地埋葬，不能再往前抬。这规矩听着迷信，细想却有道理。山路陡峭，棺木沉重，一旦失手，后果不堪设想。这禁忌像一道紧箍咒，让我们不敢有半分松懈。每一步，都踏着对逝者的敬，对生者的责，还有对脚下这条路的畏。
歇脚是有专门安排的。两个壮汉背着特制的三条腿柏木凳跟在队尾，走到特别陡的坡前，便迅速支上，棺材稳稳落在凳面，离地仍有半尺。我们得以喘息片刻，大口灌着旁人递来的盐水。环顾四周，抬棺的除了我们这些被“规矩”召回的年轻人，竟还有好几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们沉默地站在替换的队伍里，肩膀或许已扛不起重量，但目光却始终跟着棺木。如今农村空心化严重，青壮年外出，连抬棺人都难凑齐，有时甚至要花钱去其他地方请专门的队伍，而那队伍里，也多是六十岁上下的老人了。这景象，比肩上的棺材更让人心里发沉。
太阳不知何时爬上了山脊，金光刺破晨雾，照在汗湿的脊背上，也照在那深褐色的棺木上。三爷爷就在里面，走完他沉默、劳碌的一生，此刻正由我们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后辈，抬着走这最后一程。这仪式延续了千百年，在城里人看来或许繁琐陈旧，但在此刻的山道上，它却有种撼人心魄的力量。它不是在表演给谁看，而是生者与死者之间，最后一场笨拙而庄重的对话。
终于到了坟地。墓穴早已挖好，方方正正，像大地张开的一张嘴。下棺是最紧要的关头。粗麻绳穿过棺底，众人喊着号子，一寸一寸，将棺木悬吊、平移，对准墓穴，缓缓沉下。那一刻，所有的力气、所有的谨慎，都凝聚在这平稳的降落中。当棺椁终于严丝合缝地落入“金井”，不知是谁，长长地、无声地舒了一口气。
孝子们围上来，抓起草木灰土，一把一把撒向棺盖。随后，他们转过身，竟齐刷刷向我们这十六个满身尘土、肩膀红肿的人跪了下来，重重磕了一个头。没有言语，但那动作里的感激与托付，比任何言辞都重。我想起资料里说的，抬棺在过去是纯粹的互助，丧家只管茶饭，不另付报酬。这跪拜，便是最厚重的谢礼了。
回去的路上，肩膀火辣辣地疼，心里却空落落的，又仿佛被什么东西填满了。唢呐声和哭声都已远去，山道寂静，只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和脚步声。我忽然想起在高铁上看到的那个词——“断联”。有文章说，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父母的葬礼作为和农村老家“断联”的拐点，仪式一完，便删群、锁门，再不回头。也许是的，城市有城市的轨道，乡村有乡村的绳索。我们这一代人，被夹在中间，肩膀一头担着现代的生存，一头担着古老的礼仪。
但这“龙班”的一抬，或许在断裂处打了个结。它让我感到，无论走得多远，总有一些根须，还扎在这片泥土里。抬棺时，有个老人低声念叨一句老话：“抬柩莫叫重，叫重越是重。”此刻品来，这说的不单是棺材的分量。有些重量，你越是回避，它便越是沉沉地压在你的魂灵上；而你挺直脊梁扛起来，走过那一段崎岖，它反而化作了你骨头里的一部分，让你在往后无论多么轻飘或困顿的日子里，都能记得自己从何处来，肩上曾承担过什么。
回到城里，生活依旧。电脑屏幕依旧闪烁，地铁依旧拥挤。只是偶尔，当肩膀在空调房里感到些许酸胀时，我会想起那条晨雾中的山道，想起十六副沉默的肩膀，和那具平稳行进的深褐色棺木。那第一次抬棺材的体验，像一枚生硬的印章，盖在了我年轻的生命里。它不是什么荣耀，也谈不上感悟，只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承重。而这承重本身，或许便是对生命最朴素的理解，对来处最笨拙的致敬。在一切都追求轻省与效率的今天，这份沉重，反倒显得珍贵了。只是不知道，再过些年，当村里最后一批记得如何捆龙杠、喊号子的老人也睡进了后山的“金井”，这条绳索，还能不能把我们这些散落在天涯的后生，再扯回那条熟悉的山道上来。（黑岩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