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家在邵阳，一座小得在地图上需用放大镜才寻得见的小城。我的家在望城，隔了些山山水水，倒也不算太远。每年暑假，母亲总要打发我去住上一段日子。去的次数多了，那屋里的光景，便像用淡淡的墨，一笔一笔在心里勾出了轮廓，抹也抹不掉。最记得清的，却是阁楼上的那两副棺材。
阁楼是极暗的，只靠一扇巴掌大的气窗，吝啬地漏进一点天光。光里有无数的尘埃，纷纷扬扬，永不知疲倦地舞着，像一场静默的、金色的雪。那两副棺材，便一左一右，静卧在尘埃的雪里。是上好的木料，漆是深黑色的，年月久了，泛着一种温润的、幽暗的光，像老人摩挲了半辈子的旧物。它们并不吓人，只是太静了，静得仿佛有了重量，将那阁楼的地板，也压得微微向下沉着一—或许只是我的感觉。外公是极豁达的，有时寻东西，蹬了木梯上去，下来时，拍拍手上的灰，对灶间忙碌的外婆说：“那木头，是越放越沉了。”外婆在围裙上擦着手，并不抬头，只淡淡应一声：“嗯。”仿佛说的不是棺材，而是两坛正在发酵的米酒。它们就那样存在着，成了这老屋一件最庞大、最不容忽视的摆设，是悬在日常生活头顶上一个心照不宣的句点，日子却也因此显得更实在、更从容了。
我常常在午后，当暑气被厚厚的土墙滤去大半，屋里浮着慵懒的凉意时，溜到楼梯口，仰头望着那一方幽暗。心里是好奇与畏惧参半的。想着那里面，现在空荡荡的，将来却要装下一个人，一个我熟悉的人，从此不见天日，便觉有一种森然的、却又无比真切的东西，从头顶那黑暗中漫下来。这时，外婆若是瞧见了，会走过来，手里或许拿着一把未择完的豆角，用那温凉的手，轻轻按一按我的头顶，说：“莫总望着，那是睡觉的床。”她的声音平静无波，仿佛在说一件顶平常的事。于是，那森然的东西，似乎又被这日常的语调冲淡了些，融进了豆角的清香里。
后来，外公真到那“床”上睡觉去了。是在我十二岁那年的冬天，不是暑假，我没见到最后的情形。只记得再去时，阁楼上已空了一半。气窗的光斜斜地照进来，原先搁着外公棺材的地方，只剩下一块颜色稍浅的长方形印子，印在积年的灰尘上，异常清晰，像一张沉默的拓片。另一副棺材，外婆的那一副，仍静静地守在另一边，似乎离那光亮远了些，影子拖得更长，颜色也更深郁了。屋里少了个人，骤然空阔了许多，连空气流动的声音都听得见了。外婆的话变得更少，她常常独自坐在那把磨得发亮的竹椅上，望着门外发呆，眼光平平的，淡淡的，看不出悲喜。那阁楼上剩下的一个，仿佛成了她一个无言的伴。
又过了五年，我快要成年的时候，外婆也躺进去了。这回我在。棺木从阁楼上被小心翼翼地抬下来，村上几个壮实的叔叔，吭哧吭哧的，楼梯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阳光猛地扑在那深黑色的漆上，竟晃得人有些眼晕。原来它被抬到光天化日下，是这般模样，庄严，沉重，带着一股子不容分说的终结的意味。丧事办得热闹，吹吹打打，人来人往，空气里弥漫着纸钱和线香特有的、苍凉的气味。我混在穿白戴孝的人群里，看着那棺材被抬出门，抬上山，最终沉入一个黄土坑里，再被一锹一锹的泥土覆盖。那过程里，人竟是麻木的，直到一切喧嚣落定，回到骤然死寂下来的老屋，抬头望见那空荡荡的阁楼，心里才猛地一坠，像有个一直稳稳托着的东西，突然被抽走了。
那两副棺材，彻底地没了。连同它们一起消失的，似乎还有别的什么。是外公慢悠悠点烟袋的侧影，是外婆在昏黄灯下纺纱的嗡嗡声，是夏日午后阁楼里那种特定的、混合着木头、灰尘与时光的气味。它们曾那样笃定地存在着，像河心里两块沉稳的礁石，日子的流水哗哗地绕着它们过去，总还有个方位。如今石头不见了，水流依旧，却只觉得空茫茫的，失了凭依。
后来，老屋归了舅父，做了些翻新，阁楼的气窗开大了，做了储物间，亮堂了很多，再没有那幽暗沉重的影子。偶尔谈起旧事，母亲会说：“那时候的老人，都是这样，早早备下，心里踏实。”我心里却想，那或许不只为踏实。那是一种从容的预约，与时光，与归宿，面对面地坐下，静静地等。等着等着，一辈子也就过去了。如今是再没有这样的事了，人忙忙的，路赶赶的，连等一等的耐心，也成了稀罕物。只是那阁楼空了以后的模样，倒比它满着的时候，更常常地回到我梦里来。一格一格的日光，照在空无一物的、纤尘不染的地板上，亮得有些惨然，又静得能听见灰尘慢慢落回去的声音。（盼盼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