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近了，益阳的乡道上便多了些挂着外地牌照的车子。我从深圳回来，兜里揣着一包黄芙蓉王，原是预备着过年时散给乡亲们的。这烟在深圳的便利店里，二十五元一包，于我这样月薪一万五的人，平日里抽着也算体面。可一回到这湘中的小县城，情形便不同了。
车子驶进村口，便见着几个熟识的叔伯蹲在屋檐下晒太阳，手里都夹着烟。那烟盒是深紫色的，烫金的字在冬日的阳光下有些晃眼，是“和天下”。他们见我下车，便都笑着迎上来，一面递烟，一面说着“回来了”“发财了”之类的吉利话。我忙不迭地从兜里摸出我那黄盒子，手指触到那硬纸壳时，却忽然觉得有些烫手。他们的烟递到我面前，我接了，那烟嘴是金色的，捏在指间，沉甸甸的。我递过去的黄芙蓉王，他们也接了，只是顺手便搁在旁边的石凳上，那黄盒子在一堆深紫的烟盒里，便显得格外扎眼，像一件穿旧了的棉袄，混在一堆崭新的呢子大衣中间。
我忽然想起鲁迅先生写过的那种“无物之阵”，此刻这无形的阵，大约便是由这一支支“和天下”砌成的罢。你分明看不见墙，却处处碰壁；听不见呵斥，却总觉得矮人一头。我的黄芙蓉王，便成了这阵中一个不合时宜的标点，突兀，且有些滑稽。
老家过年，规矩是多的。腊月二十四祭灶神，二十五六便开始洒扫庭除，将一年的尘垢都拂了去，仿佛连同旧岁的晦气也一并扫出了门。堂屋里要堆起丁块柴，烧起通红的火，老人们说，“三十的火，十五的灯”，没有这熊熊的火光，年便不算开始。火光映着人脸，红彤彤的，大家围坐着，嗑瓜子，扯闲谈。话头总离不开外面的事：谁在广东开了厂，谁在长沙买了房，谁的儿子考上了好大学。说话间，手是不停的，一支烟灭了，立刻又续上一支。那烟，自然都是“和天下”。烟气袅袅地升起来，混着柴火的松香，在梁间缠绕，织成一张柔软的、却密不透风的网。
我坐在其中，听着，也笑着，手却总不自觉地往兜里探。那包黄芙蓉王，像一块烧红的炭，揣在怀里，既拿不出手，又丢不掉。有长辈问起我在深圳的光景，我便照实说了，月薪一万五，刨去房租吃用，也剩不下许多。他们听了，点点头，眼神里却有些飘忽，仿佛在掂量这数字的成色。然后便有人递过一支“和天下”来，说：“在外面辛苦，抽支好的。”我接了，点燃，吸一口。烟气是醇厚的，带着一种奇异的香，滑进肺里，并无半点呛咳。可我心里却堵得慌。这烟味，与我那黄芙蓉王，究竟有什么分别呢？不过都是些枯叶卷成的物事，点燃了，化作青烟，散了便散了。可偏偏在这火光与笑语里，它们便被赋予了不同的魂灵。一支是“和气生财”，是面子，是身份；另一支，便只是烟，是寒酸，是“拿不出手”的窘迫。
拜年更是如此。从初一到初四，脚步是不能停的。“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地方”，这是老话。我提着年礼，走东家，串西家。每进一户门，主人家必是热情地迎出来，让座，倒茶，然后便是敬烟。那烟，无一例外，都是从精致的铁盒或软包里抽出的“和天下”。我递上我的黄芙蓉王，主人家也接，笑容仍是满的，只是那接烟的手，在空中有一个不易察觉的停顿，像鸟儿掠过水面时，翅尖轻轻点了一下。随后，那支黄芙蓉王，多半便静静地躺在茶几的角落，与其他深紫色的烟盒隔着一小段距离，直到积了灰，或被小孩子们拿去当玩物。
我于是便学乖了。再去拜年时，索性将那黄盒子深藏在衣袋最里层，只接别人的烟，不再递出自己的。然而这“只进不出”，又成了另一种尴尬。仿佛我成了个专来打秋风的人，只带着一张嘴，来吸食这乡里的“和气”。有一回，在一位堂叔家，他硬塞给我一整包未开封的“和天下”，说：“带回去抽！你们在外面见的世面大，莫嫌弃我们乡下的东西。”我推辞不得，接了，那烟盒棱角分明，硌着我的手心。堂叔自己，却从另一个皱巴巴的烟盒里，摸出一支我认不得牌子的烟，点燃，眯着眼吸起来。我忽然看清了，他那烟，怕是不超过十元一包的。我手里这沉甸甸的“和天下”，于他，恐怕是专为过年、专为招待如我一般的“客”而备的。我的心，便像被那柴火的烟猛地呛了一下，酸涩得厉害。
这小小的香烟，几寸长的纸卷，何时竟成了丈量人情厚薄、身份高低的尺子？我记起鲁迅先生笔下那些麻木的看客，他们围观着，议论着，用无形的目光将人分作三六九等。如今这目光，便凝在了这烟盒上。抽“和天下”的，便是混得好的，是有本事的，是值得高看一眼的；抽黄芙蓉王的，或是其他更廉价的，便似乎矮了一截。这评判无声无息，却比任何言语都更锋利，更深入人心。连我那刚上初中的侄子，都知道在伙伴间炫耀：“我叔叔回来，抽的都是‘和天下’！”他并不抽烟，但他已懂得这烟盒所象征的“面子”。这“面子”的学问，竟比学堂里的功课，更早地浸入了下一代的骨血里。
夜里，火塘里的柴噼啪作响，火光将每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晃动着，放得很大。大家说起今年的收成，说起外面的房价，说起谁家又买了新车。烟雾更浓了，几乎要将人脸都模糊掉。我望着那一张张被火光和烟雾笼罩的脸，熟悉的，却又有些陌生。他们或许在工地流汗，在工厂熬夜，在城市的缝隙里艰难求生，省吃俭用一整年。可到了这年关，却要不约而同地，掏出那或许抵得上几日工钱的香烟，彼此敬让，用这燃烧的灰烬，来证明一种虚幻的“和气”与“生财”。
这“和天下”三个字，真是取得巧妙。以“和”为名，行的却是划分天下之事。在这一支支烟里，我看不到多少“和”，只看到一个个被价格标签标明的人，在这名为“年”的舞台上，努力扮演着衣锦还乡的角色。那黄芙蓉王，本也是不错的烟，是许多踏实过日子的百姓日常的伴侣。可在这特定的时节，特定的场合，它竟成了“拿不出手”的物事，仿佛它的存在，便昭示着主人的落魄与不合时宜。
我想起古时乡里评定人物，或看德行，或看才学。如今呢？大约是先看烟盒了。这变迁，不知是进步，还是另一种更深的麻木。火光渐渐弱下去，守岁的人也有了倦意。我摸出那包被我藏了一晚的黄芙蓉王，抽出一支，就着将熄的炭火点燃。烟气升腾，与我周遭那更昂贵的烟雾混在一处，再也分不清彼此。窗外，零星的鞭炮声炸响，旧岁正在辞去。而在这新旧交替的烟雾里，一种比年岁更沉重的东西，似乎还沉沉地压着，未曾被那震天的爆竹驱散。这拿不出手的，果真只是一包烟么？我捏着那渐渐燃短的烟蒂，望着窗外无边的黑夜，没有答案。只有那“和天下”的烟盒，在茶几上，依旧闪着矜持而冷冽的光。（阿文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