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是浓得化不开的墨，沉沉地压在洞庭湖的水面上。益阳的乡野，便在这墨色里蜷缩着，像一头疲惫的牲口，喘着粗气。田埂是瘦骨嶙峋的，稻禾是枯黄憔悴的，农人的脊背，被租子和鞭子压得弯向泥土，几乎要折断。他们不说话，只是沉默地劳作，眼睛里没有光，只有深不见底的潭，映着天，也映着地主的算盘珠子，一颗一颗，敲在心上，是钝痛。
这潭水里，却有一粒火种，在1905年的赤山古楼村，悄然落下了。他叫熊珊，字祖贻。乡间的孩子，筋骨里带着湖湘的倔强。他习武，在拂晓的山路上奔跑，腿上绑着沙袋，从半斤加到十来斤，练就一双“飞毛腿”。这腿，起初或许只想跑过财主家追咬穷人的恶犬。那恶犬仗着主人陈枚谱的势，专挑破衣烂衫的咬。一日，少年熊珊在山头与那畜生狭路相逢，他捡起石子，一击正中狗头，趁那畜生晕头转向，一个箭步上前，抓住后腿，生生将它甩死。这是最朴素的抗争，带着野性的愤怒。然而，打死一条恶狗，打不破这铁屋子一般的世道。他渐渐明白，一个人光有气力，是撕不开这重重黑幕的。
真理在哪里？光在哪里？1922年，十七岁的熊珊，背起简单的行囊，离开了赤山。他的脚步，踏上了去往省城长沙的路。前方是协均中学，那里据说有新式的书，有新潮的思想。十七岁，正是探寻的年纪，胸膛里揣着一团火，要烧尽眼前的迷茫。长沙城并非净土，洋人的货船泊在湘江，军阀的刀枪闪着寒光。但在协均中学的围墙内，却有另一股潜流在涌动——那里有党的秘密组织。他如饥似渴地读着那些“禁书”，字里行间，仿佛有惊雷滚过。他知道了世上还有一种道理，叫“马列”；知道了有一种力量，叫“团结”；知道了有一种未来，不属于老爷，而属于泥腿子。他不再沉默，与同学们一道走上街头，游行，演说，将标语贴满灰暗的墙，将“抵制洋货”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这自然是不被容许的。学籍，被开除了。然而，火种既已点燃，便不怕风吹。他转入常德师范，继续在思想的激流中搏击。1925年4月，这个二十岁的青年，在湘西特委的介绍下，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那团火，从此有了名字，有了方向。
1926年，党组织一纸任命，将他派往湘北，做农运特派员。他毅然抛下书本，踏上了另一条更为崎岖的路。沅江、南县、安乡、岳阳……他的足迹印在湖区的泥泞小道上。没有讲堂，田野就是讲堂；没有课本，农民的苦难就是最鲜活的教材。他在昏暗的油灯下办起农民夜校，将那些深奥的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给满手老茧的乡亲们听：何以我们终年劳作，却食不果腹？何以地主不事生产，却仓廪充实？那“剥削”二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锈蚀的心锁。人心，便在这夜复一夜的讲述中，一点点聚拢，一点点燃亮。
很快，安乡的农会、工会成立了，大家推举他担任要职。他站在了万人大会的土台上，台下是黑压压的、饱受欺凌的面孔。他的声音不高，却像钉子一样，一字一句，楔进每个人的心里。他无情地揭露着社会的脓疮，将土豪劣绅的罪恶，一桩桩、一件件，晾晒在光天化日之下。根据群众的怒吼，他主持公审，处决了作恶多端的劣绅吴禹臣、刘绍团等人。枪声响起时，台下是长久的寂静，随即爆发出海啸般的欢呼。那声音里，有积压了千百年的愤懑，也有初尝权力滋味的颤栗。原来，天，是可以翻过来的。
1927年3月，他回到了故乡赤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熟悉，这里的压迫与仇恨，他也同样熟悉。他组建了“赤山明月湾农会”，连自己的妻子和妹妹，也动员了进来。农会的红旗一竖，便刺痛了以陈枚谱为首的土豪劣绅的眼睛。他们污蔑农会是“痞子会”、“惰农会”，甚至纠集起一帮地痞流氓，另立一个假农会，妄图分庭抗礼。熊珊没有退缩。他深知，在这你死我活的关头，退一步便是万丈深渊。他紧紧依靠那些刚刚挺起腰板的农民兄弟，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一举粉碎了假农会，并将那横行乡里多年的陈枚谱逮捕，公开处决。赤山的天，为之一清。乡亲们说，熊珊为地方除了一害。
然而，1927年的春夏之交，风云突变。“马日事变”的屠刀，猝然砍向蓬勃的工农运动。血雨腥风顷刻笼罩三湘四水。许多同志倒下了，组织被打散了。白色恐怖像瘟疫一样蔓延。熊珊没有走。他与蔡杰、刘武等同志转入地下，在乡亲们的掩护下，继续坚持斗争。通缉令贴满了大街小巷，安乡、沅江两县的军警，像猎犬一样四处搜捕他。好几次，他都在群众的帮助下化险为夷。乡亲们见他处境日益危险，都劝他：“走吧，走得远远的，避过这阵风头。”他却摇摇头，目光坚定：“我若跑了，敌人岂能饶过你们？我不能连累乡亲。”
1928年2月14日，年关刚过不久，春寒料峭。熊珊正在帮邻居抬油榨筒，汗水浸湿了单薄的衣衫。他或许想着开春后的农事，或许想着如何重新联络失散的同志。然而，陈枚谱的堂弟认出了他，并引来了军警。当晚，五十多名枪警将古楼村围得水泄不通。搜捕的脚步声、呵斥声、砸门声，惊碎了乡村的夜。熊珊越墙躲进邻居家的床底。外面，枪警抓不到人，恼羞成怒，将他的父母和七名贫苦农民捆绑起来，刀架在脖子上，厉声逼问：“不交出熊珊，就杀你们的头！”
床底下的黑暗，逼仄而潮湿。他能听见父母粗重的喘息，能听见乡亲们压抑的恐惧，也能听见自己心脏擂鼓般的跳动。出去，便是死路一条；不出去，至亲与无辜的乡亲便要因他丧命。时间，在那一刻被拉得无比漫长，又仿佛只过了一瞬。忽然，床板外传来乡亲们异口同声的回答：“不知道！”那声音颤抖，却异常清晰。就在这一声之后，熊珊从床底站了起来。他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推开挡在身前的杂物，走到明处，走到那些黑洞洞的枪口前，朗声道：“好汉做事好汉当，此事与他们无关。要杀便杀，熊珊在这里。”
狱中的日子，是铁与血的试炼。敌人先是许以高官厚禄，见他嗤之以鼻，便换上了皮鞭、烙铁、老虎凳。血肉模糊了，骨头折断了，但有些东西，是打不折、烧不化的。他始终只有一句话，或者连一句话也没有，只是用沉默的、轻蔑的眼神，看着那些气急败坏的刽子手。利诱与酷刑，在这副年轻的、伤痕累累的躯体前，彻底失了效。他展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骨头，比铁还硬，比雪还白。
1928年3月11日，农历二月二十，清晨。沅江县鸡公嘴的刑场，阴风惨惨。十几名警兵押着他，走向生命的终点。他只有二十三岁，人生的画卷刚刚展开，便要匆匆卷起。然而，他的脸上没有惧色，脚步没有踉跄。他望着灰蒙蒙的天，望着远处沉默的山水，忽然用尽最后的力气，高呼起口号来。那口号是什么，史料没有详记，或许是“共产党万岁”，或许是“工农万岁”。声音穿透寒冷的晨雾，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沉沉的死寂。然后，枪响了。
他倒下了，鲜血渗进故乡的土地。二十三岁的生命，像一颗流星，骤然划过1928年湖南阴沉的天空，短暂，却耀眼夺目。他十七岁离家寻找的光，他二十二岁亲手点燃的火，并未因他的死去而熄灭。相反，那血，成了最好的燃料。后来的人，踏着他的足迹，前赴后继，终于将那铁屋子凿开了一个窟窿，让真正的天光，大片大片地倾泻进来。
如今，赤山明月湾的农会旧址或许已难寻觅，鸡公嘴的刑场也早已变了模样。但总有些东西留了下来。比如，县志上短短几行的记载；比如，乡亲们口耳相传的故事；比如，他那句“好汉做事好汉当”的铿锵之声。这声音，穿过近百年的时光，依然敲打着我们的耳膜，问着每一个后来者：当黑暗降临，当抉择来临，你是否也有勇气，从藏身的床底走出来，为了更多的人，走向那明知是尽的刑场？
这问题没有答案，又或许，答案就写在脚下这片被无数先烈热血浇灌过的土地上，写在今日朗朗的乾坤与不息的人间烟火里。只是，在某个寂静的深夜，当我们想起那个十七岁离家的少年，那个二十二岁振臂一呼的青年，那个二十三岁慷慨赴死的烈士，心头是否会微微一颤，仿佛听见那穿越时空的呼喊，仍在山河间隐隐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