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深圳的春天来得早，木棉花扑簌簌地落在出租屋的铁皮雨棚上，声音闷闷的，像远处工地上的打桩机。我站在阳台上晾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那是阿秀从四川带来的，她说这颜色像她们老家雨后的天。
阿秀在屋里教女儿做功课。孩子今年七岁，说话还带着点川音，念“春天”总念成“村天”。我听着，心里忽然就软下去一块。这三年，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我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她在附近的超市做理货员，下午四点准时去接孩子。晚上三个人挤在一室一厅的出租房里吃饭，电视里放着四川台的方言节目，辣椒油的香气能从五楼飘到一楼。
可我株洲的爸妈不知道。他们每周末准时打来视频电话，我都要躲到楼梯间去接。母亲总说：“你表舅在龙华开了个厂子，说有个湖南老乡的姑娘……”父亲就在镜头外咳嗽一声：“不急，男孩子先立业。”他们背后的墙上，还挂着我大学毕业时在岳麓山下拍的全家福，那时候我的头发比现在密，笑容也比现在空。
阿秀从不过问这些。有时我接完电话回来，眼睛红着，她就默默递过来一杯老荫茶。茶叶是她妈从遂宁寄来的，用牛皮纸包着，路上要走五天。茶汤是琥珀色的，喝下去先是一苦，过后喉咙里才泛起淡淡的甜。她什么也不问，只是用那双被消毒水泡得发皱的手，轻轻按按我的肩膀。
去年端午，母亲寄来一箱粽子，蛋黄鲜肉的，每个都用五彩线缠得精巧。阿秀蒸粽子的时候，水汽蒙了满窗。孩子趴在桌边数：“这个红绳子是我的，绿绳子是妈妈的，黄绳子是叔叔的。”阿秀突然背过身去，肩膀微微地抖。那天晚上，她第一次说起从前——前夫是跑长途货运的，后来和成都一个开麻将馆的好上了。离婚时她只要了女儿，拖着行李箱从火车北站坐到深圳东，三十四个小时，女儿哭了一路。
“我没哭。”阿秀说这话时，窗外的霓虹灯正变着颜色，红的光，绿的光，轮流映在她脸上，“就是现在也不哭。”
可我偷偷见过她哭。有一回她女儿发烧，我半夜起来倒水，看见她跪在阳台的洗衣机旁，脸埋在湿衣服里，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声音，像默片里的人。楼下的烧烤摊还在营业，几个年轻人唱着跑调的歌，风吹过来，把油烟味和她的呜咽混在一起。
上元节那天，我梦见了湘江。梦见自己还小，坐在渡船边上，脚丫子划着水。母亲在岸边喊：“满伢子，回来吃饭咯——”醒来时，深圳正下着雨，雨水顺着防盗网的铁栏杆往下淌，一道一道的，像无数条小小的河。阿秀和孩子睡得正熟，孩子的脚搁在我肚子上，暖烘烘的。
昨天在工地旁等阿秀下班，看见一个湖南老乡开的米粉店。老板听出我的口音，多给加了一勺剁辣椒。“株洲的？”他眼睛亮起来，“我醴陵的！”我们站在油烟机嗡嗡响的店门口，说了些关于醴陵的事情。临走时他忽然说：“老弟，人一辈子，难得是心安。”
夜里我给父亲发了条信息：“爸，我这边都好，勿念。”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了，屏幕突然亮了：“你枕头矮了，脖子会痛，去买个荞麦皮的。”我盯着这行字，突然想起小时候落枕，父亲用茶油给我揉脖子，他的手掌糙得很，可力道是温的。
阿秀翻身，迷迷糊糊地问：“还不睡？”我说就睡了。她伸手过来，手心贴着我手背，粗糙的温暖，一层叠着一层。窗外的月亮从两栋楼的缝隙间露出来，窄窄的一弯，像谁抿着嘴在笑。远处二十四小时运转的流水线还在响着，那声音听久了，竟也成了另一种寂静。
明天又是超市盘点，阿秀要凌晨四点去上班。我该睡了。睡之前，得记得把孩子的校服熨一熨——她明天要上台唱《茉莉花》，说好了，我和阿秀都要去看。（无涯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