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略摘录，管中窥豹。
整体而言，为何梁启超在论述货币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内外债问题、反对社会主义和土地国有论时，表现得较精彩生动？那是因为这些问题具有急迫性，有具体的议题可以提供意见，同时又有人和他的见解相异，或对当时的政策措施不满，所以就激发了他的强烈争辩性。相对地，他对工商实业、国家经济、经济思想史等问题，就没有展现出这种效果，原因正好相反。
陈独秀曾评梁的文章“浮光掠影”，梁也曾自嘲“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凡百可效我，此二无我如”。梁的文章在知识界甚具影响力，严复曾说梁的笔端“搅动社会”，这是公认的事；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用现代眼光重读梁的经济见解，真有那么肤浅的感觉吗？大体而言，不但不会，有时还很能感受到一些力量。
依公元前7世纪希腊诗人阿基罗库（Archilochus）的譬喻，梁是属于“知晓多事”的狐狸，而非“深知一事”的刺猬。梁确是一只狐狸，而且还是超大型的。
这种性格也充分展现在他的经济论述上：跟着时事走，能立刻掌握问题的要点与特质，迅速吸收日文相关著作内的学理、观念与推理，适切地应用在他所处理的题材上。若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他的经济论述，困难度并不高，因为他的论述内容基本上是解说性的、策论性的、化繁为简、对比诸说为主。从他赴日之后到逝前所写的最后一篇财经文章，基本的手法都没变。或者甚至可以说他有一套隐藏性的公式，这套公式性的手法是稳定的，所变动的是题材和因之而引发的见解与主张。
梁所论所辩都是一时一地的题材，很少有深入的学理要传达，在手法上大抵是从日文的财经著作吸取架构性的观念，然后把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纳入这套解说体系，再佐以个人的见解与笔锋。
梁的经济论述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在论题上梁几乎都是对经济时事问题的表白，他所处理的问题看起来相当抢眼，但时空一过就不易引起深度的兴趣，因为从他的论述里，很难提炼出一个或一组能概念化的命题
所以我们可以说，就算具备现代的眼光和拥有较好的经济学理，探索梁的经济论述，不易产生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意识，也不易增加我们对那个时代经济史的洞识。也不容易从梁的经济论述中萃取出概念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