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香港人说几句。我们60，70后心里，香港曾经是我们心中的圣地。艾敬的1997，真的是唱出了我们的心声。现在香港变成这个样子，很难过。我不愿意去香港，就想在心里，保留住90年代那美好的香港映像。
香港的核心问题是房价，真的很难办。穷人要求多建房，降房价，有房阶层极其反感降房价。如果大规模建设廉租房，就香港七百万人口，又不允许内地人购房，势必导致购房者急剧减少，房价暴跌。怎么办？嘿嘿，让他们吵，别理他们。
香港人爱运动，一天到晚在外面，不是打球就是逛街，连吃饭都喜欢在外面大排档解决。原因很简单，家里房子小了。
一些香港人最希望回到20年前。内地所有的进出口，都去香港转一下，让他们开个票，就赚得盆满锅满。内地工人的工资，月薪30美元，任劳任怨，看上哪个妹纸，就像是皇帝翻牌子。呵呵。不可能了。
香港面临的问题，上海在十年前已经克服了。以前上海人也是自视清高，但被内地老板一冲击，也就认了，然后是想办法赚这些老板的钱，结果双赢。房价高了，福利好了，环境漂亮了，各得其所。现在香港是拒绝，结果是越来越差，不开玩笑，香港没啥竞争力，不是那些内地说不清楚的富豪去消费，早就呵呵了。
现在北京上海的年轻人心态，和香港年轻人有的一比。幼时的荣耀感，时常在心头涌起。月薪7、8千，在售楼处，面对女友，囧的无地自容。京沪工业越来越空洞化了，只剩下房子和奢侈品热销。越来越多的内地富人涌入，无情的刺伤着小沪小京们脆弱的心，又毫无反抗能力。公共服务被外地人疯抢，不禁怒从心来。
香港五十年代开始崛起，是因为上海彻底退出舞台的结果。现在上海又重新回来了，逐步取代了很多香港的作用，香港利润慢慢少了，地位慢慢降低了，心里不爽了。香港过了60多年的好日子，觉得好日子是天经地义的，这个就是执迷不悟。建议香港人学学上海人，认怂就认怂。呵呵
说了很多上海的往事，是对比香港。香港人正在走原来上海曾经的老路。那是不可能的。香港人不愿意面对现实，老是怀念过去，依靠垄断大陆对外贸易形成的制度性红利。香港人在想什么，大家心里都清楚，但那是不可能的。放弃幻想，才是出路。过去香港代替上海，成为远东明珠，现在跌落凡间，都是大势所趋
香港原有的经济优势和上海一样，是制度性安排带来的，不是香港人真的比广州人聪明。这种制度性红利被WTO冲垮后，原体制下，长期占便宜的中等收入人群心态就不好了。不过没关系的，3-5年后就习惯了。我小时候享受了很多的国企福利，夏天冷饮，冬天热水淋浴，过节发肉，早餐都是低价肉包，二室一厅免费。
香港经济发展史。50年代，大陆逃难富人的资金。60-70年代，承接了欧美日的制造业，玩具衣帽鞋之类，后来搬到东莞了。70年代-80年代末，大陆进口困难，香港做大陆走私贸易，彩电录音机等。90年代到回归前，炒楼。97年-2000年，亚洲金融危机，大陆救助。2000年后，大陆游客送钱过去。就这个货色了。
香港人的赚钱能力差。香港回归前，港人是可以自由移民，走人的，但是绝大部分港人离开大陆就无法养活自己了，所以不走。十几万移民去加拿大的港人，几年后，又回香港了。呵呵。如果没有大陆游客和大陆富人带钱去消费，香港很快会贫困的。这不是乱讲，是真的。香港实在是拿不出什么东西了。
香港的社会福利好，钱哪来的？因为香港，不向中央财政交税，不承担国防安全支出。呵呵。占尽便宜还骂人，过头了。
前几年，上海很多中下收入人群也心态不好，感觉外地人超过了上海人，调整了几年，也就认怂了。呵呵。香港人，很快也会这样的。
香港现在少数人激烈排内地游客，目的不是内地客，而是内部矛盾。内地游客的过度繁荣，导致有商铺和物业出租的富人，大大获益。而旅游业提供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多的是低工资的营业员、宾馆服务员、苦逼导游。这就导致了香港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少数年轻人希望拒绝游客，大家一起穷，倒逼转型。
香港旅游业旺盛，导致有几个商铺的富人赚钱轻松了，富人喜欢把钱投到固定收益项目，对高技术和高智商员工的需求越来越少，慢慢放弃了高风险和高科技。举例，香港电子业原来很强，现在没有一个自主品牌的智能手机！这就导致了底层青年无法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经济状态。摆摊vs服务员，都可以哦。
香港历来就是上海的备胎。只不过1949年，历史扭了一下腰，被香港捞了个大便宜。没事，历史长河，弯弯曲曲，最终还是会奔向大海的。今后，港妹来内地，也要排队摇号，例如那个在昆明被拦下来的香港女屌丝，长得那么难看，像个胖萝卜，还好意思来内地找机会？遣返！
京沪超过香港，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京沪和内地的一切生产要素和资金是自由流动，13亿人口，世界第一的进出口总量，养个京沪，那是小菜。有钱人赚了钱，都会去京沪留个小房子，自己不住，也可能是给孩子，退休用。香港故意搞封闭系统，没出路了。香港再不改，以后香港妹子都会失业。
解读香港。香港第一大优势：航运中心，船王是香港富豪的同义词，现在你还听说过有人叫船王的吗？第二优势：金融中心。尼玛啊，现在全世界外汇最多的是谁？又废了。第三优势：高端服务业。这更加搞笑了。医疗，不允许。会计，法律不通。咨询业，内地看关系。教育本来不如内地。唯一加分项目：炒房中介。
香港最大的问题是，自我封闭的制度。举例，香港法律（会计制度），学起来很难。我学过的，看起来好费劲啊，但是学会了也没用。香港一共就6百万人口，只有浦东新区那么多，你说这么小的市场，养一大批高价律师（cpa），可能吗？香港的房价那么贵，如何创业，都不可能实现！
香港的中介服务毫无意义。这也是港人最得意的地方。康熙年间的扬州盐商，养了一批能工巧匠，盐商没钱了，能工巧匠也失业了，这么贵的服务，没需求啊。香港法律，放眼全世界，毫无用处。香港的会计制度，离开香港6百万人口，还不如一个内地会计证。香港就剩下房产中介，还独树一帜了。
香港目前的繁荣是政策性繁荣，毫无价值！香港号称是购物天堂，但自己不生产，只是个倒卖基地，只不过税收低一点而已。这纯粹是内地送钱给他。如果浦东、前海、重庆朝天门、河北白沟，沈阳五爱，通通变成变成免税区，港人大概要到内地来当农民工了。香港的法律、会计，没人感兴趣。金融市场，呵呵。
京沪和香港，走的是同一个路子。但京沪对内地资金涌入无限制，小日子超级滋润，没钱了卖块地，建好房子卖给内地的阔佬，ok啦。香港硬装纯情，阻碍了资金和人才的涌入，结果放进来一大群低价旅游的“夕阳红+村干部”，香港商铺宾馆的房东大收益，但普通人面临高房价高人工，创业环境彻底恶化。完啦！
根据伦敦巴黎香港的经验：今后京沪可能会成为纯消费性城市。富人在外地赚钱，在京沪花钱。穷人面对的是：房价奇高，工资很低。服务性行业，大部分工资不高，少数高端例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香港很多本地人渐渐沦为毫无希望一族，10年前削尖脑袋移民过去的人，大部分还在贫民区混，后悔至极。
小时候，80年代，看报纸说，香港人接待朋友，都是在外面的茶餐厅请客，从来不去家里。那时候，上海没有什么餐厅，都是家里做菜请客。记得某亲戚要做生意，请客了一个大人物，都是在家里炒锅做菜，当时觉得很正常，很不理解。现在上海人基本也不在家里接待任何人了。
香港人现在装清纯了，经常指责内地游客素质差。实际上，包二奶，楼凤，走私、吸冰，血泪工厂，打劫，大圈仔，拍裸照，每一样都是香港人，手把手教给大陆的。现在开始玩清纯路线了，呵呵，香港出影星，是有群众基础的。
上海的伟大，不在于人，而是地理位置。上海是长江和海岸线的交汇点，四川猪鬃，湖州蚕丝，澳矿晋煤，水运就可以进出口。洋货北上西进，又是一马平川的陆地。上海是外贸海运最方便的港口，过去百年贸易和加工点的最佳地点。上海开埠后，就没广州十三行了。上海贸易发展后，香港的备胎作用可以删除了。
好几个内地高考状元主动退学香港，为啥？很简单，香港大学的东西，没用啊。学经济类的，毕业后没有需求，学科技类的，还不如在内地，或去欧美。学文科的，真不如直接退学算了，当记者，关键是漂亮。不用谢。
我认识到房产投资是1998年，那时候浦东已经有卖商品房了。有一次和一个香港人聊天，那时候，香港人在上海还是稀罕人物，他就说：香港人没有养老金，也不存钱，凑够了钱就买房，退休就吃房租，生大病就卖一套。当时我们还是计划经济思维，觉得似是而非。后来，我就比别人提前多年悟到投资房产的重要性。
（来源：新浪微博@财上海）
（拓展阅读）
香港，今夜你被谁抛弃
大年初一，在中国大陆的人们正享受一年一度的春节时，香港旺角却发生骚乱，警方与现场示威者对峙超过一个半小时并鸣枪示警。曾经的东方明珠何以已然沦落至此？此文据称源于一位不愿署名的香港立法委员，故以委员自述。其中道理或对或错，权当一听。
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的口号：“笨蛋，是经济！”凭此，克林顿打败了携伊拉克战争胜利之威的老布什。解决香港的问题，也得从经济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气。
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为什么会崛起。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
不过委员认为真正靠谱的就一个原因：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
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首先，让时光倒推回1840年。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
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
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香港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
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
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
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着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这是自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
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句，当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负责人，就是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老人家。然而，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
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
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
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时也还充当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桥梁。从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算起，直到两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与台湾间的人员物资往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从香港转道。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
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讲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将此归结为特区政府无能。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特区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无能。
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东西方直接交流的不畅。
这是一个暂时现象而非永久问题，所以自然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只不过这个暂时现象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所以经常被这一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更早的历史，人总是健忘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香港只能在转口贸易中心这一棵树上吊死。只要寻找到新的金刚钻，当然不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儿。
用公司的转型来打比方：同样是做摄影胶卷的公司，面临数码照相技术的绞杀，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就是一好一坏两个转型。富士依托化学制剂方面的基础，转型做化妆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业内的一个巨头了。
而柯达选择向印刷出版业转向，偏偏这也是个被电子信息产业挤兑的夕阳产业，于是柯达转型走的举步为艰，最终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被一网打尽。
香港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达？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要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
首先说，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
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李老板是当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各国产业升级路上的第一台阶。
但是发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产，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一路飞升。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数小而精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工农业企业都早早关门大吉了。
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蛋了。
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
第二个因素是，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
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的影视娱乐业。
今天的大明星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一年大半时间在大陆拍戏、走穴。香港发展成什么样与他们何干？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产”电影如今早就没了九十年代在大陆市场一统江湖的气势，就是因为人脉资金都早已流向大陆，乐不思蜀了。
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
毕竟，香港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没错，委员说的还是房地产业。
李大富翁在房地产业里赚得盆满钵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还是鸟笼，连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居住条件都赶不上。这样的产业继续畸形繁荣，对香港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了。上述的几个考量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它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
还是前面那句话，两难的选择，不是要证明香港的产业转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说，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牺牲，承担相当的风险，在不同的因素间走钢丝的。
坐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只要愿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境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从很多角度来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不知死活”。
从前两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奶粉问题。新闻很多了，这里不再附送相关链接。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
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这让人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获悉外国商人大批采购瓷器丝绸、市面上货源紧张的消息，清政府的反应不是扩大生产，而是禁止商品出口。当年的清朝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洗礼，尚属情有可原。
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员以为，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
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
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那么委员当然可以预测，他们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
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这是很荒唐的。
特区政府事实上和港英政府毫无区别，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做决策是英国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虑如何执行英国政府的决策。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承诺，香港现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样，仍然只是一个殖民地政府。
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政府从未大幅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来替香港做决策呢？是中国政府么？我们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诺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它是一个殖民地政府，上面却没有了宗主国。它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艰难。
要理解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对比98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的反应。08年华尔街搞出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之前一直高调宣传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口号。
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和全面的经济崩溃，美国政府立刻插手干预市场。反正干预市场也罢，不干预市场也罢，都是政策选择而已。对于美国政府，这不过是一张纸上写什么字的事儿。现在改几个字也没什么，毫无心理压力。
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决策就艰难的多了。当时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后来的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自己事后回忆说，他觉得政府干预市场违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预市场经济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以致于在宣布救市决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头痛哭。
曾荫权的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官员的心态。他从未掌握决策权，只能把上级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国政府布置的政策当圣旨来遵循、来信奉。如果英国政府命令改变这个政策，他什么话也不会说。可要他自己违背这个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讲，索罗斯当年攻击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给香港特区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压力，以致于这个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自我保护。如果他能够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段来炮制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或许真未必有这个自卫的意识呢。
这方面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港币的汇率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根据英国人的决策，港币汇率盯紧美元汇率。香港回归后这个政策依然连续。
实际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员退休后反思，认为应该适当调整汇率，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就是没有一个金融官员能在任上做这个决策，所以今天的港币汇率依然盯紧美元，仅在小范围内允许轻微浮动。
当然，要说特区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变动，这也不确切。实际上，香港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过，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脸，一日三变。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的滥觞。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
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要求合法。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前段时间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三月初，香港民意强烈反对内地游客强购奶粉，香港政府于是下令无限期禁止游客携带大量奶粉出关。违规者将被课以高额罚款，并没收所带奶粉。
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滞销。一个月之后，香港政府改口说禁令颁布一年后要重新检讨。然后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说半年之后重新考虑禁令问题。而据赴港游客反映，香港海关现在对携带奶粉的查禁已经形同虚设。
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从以上的诸多案例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第一，香港繁荣与否与香港民意无关，港英政府时期何曾在乎过香港民意？香港繁荣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倒可以说息息相关。
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从民意，如同蒙着眼睛的毛驴，绕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第三，正是因为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扰。
香港居民则被这两派政客演戏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么，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委员对此也不乐观。香港舆论对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对内地普通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归根结底是优越感在作怪。
典型案例就是“地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然后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
可几乎就在那同时，有人见到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喝，同车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所以，什么素质问题、公德问题、乃至法律规定问题，都是表面问题。
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我们是富裕先进开化的上等人，你们是贫穷愚昧闭塞的下等人。我们怎么能对你们委曲求全？当然应该是你们曲意迎合我们才是。”香港人只要还有这个心态，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
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之上。现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要想改变这个心态，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优越感。
这就是委员说香港的未来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没有能力走这条路，也不接受中国政府带路。这是个死结。
（来源：政商听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