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没人能说清，究竟是什么引爆了三星Note7，是什么引爆了三星。有三星员工推测，可能是三星对于电池的检测或者验证算法出了问题。
这篇文章来自我的一位朋友，在他的职业生涯，与三星有过诸多交集。这本是一家上市的公众公司，却通过种种手段，让其成为一个王朝，控股表决权、现金流、人事任免权被牢牢掌握在李家人的手里，这里有上皇，有太子，有外人察觉不到的权威等级，有利益输送渠道，甚至有东厂。
这位朋友说，正是这种集权与威权的方式，让三星的整个组织，隆兴的时候可以迅速蹿升，因为它的执行力异常强大，停滞、平庸、甚至低迷的时候，则暗流涌动，病灶丛生，因为整个免疫系统都可能出了问题。
（一）
聚光灯打在主席台正中，一张桌子，一个座椅，一个话筒，一个男人，显得宽阔的主席台有些空荡。台下是富丽堂皇的会议厅，全部是衣着正式的男男女女，这是三星某次内部大会，非常正式的Kick-off会。
台上的男人很自然地点燃了一支烟，吸入一口，继续他高屋建瓴的战略训示。在烟雾的缥缈中，在他拿着烟的挥动着，他的状态也越来越轻松，话语越发地霸气十足、掷地有声。
这会场中最值得玩味的，正是那支随领导有力之手上下飞舞的烟。 因为人物会变，场景会变，不变的只有那支烟。
在三星，任何正式的工作场合，都不会发生大家集体抽烟、云雾缭绕的情况。而只会有一个人抽烟，那个人正是在场的职位或者地位最高的那个人。更加有意思的是，除了极少不抽烟的人以外，几乎没有人会放弃这个不成文的权力。仿佛这就是进行权力的宣示。不要笑，这不是笑话，这是真实的场景和经历。
这看似荒谬的“现象级”场景，近乎行为艺术，折射出来的却是三星实实在在的企业文化和治理方式——威权——以李健熙家族为核心的、自上而下、上行下效的威权体制。
美艳动人明星拍的广告、设计新潮充斥市场的明星产品、登上权威期刊的明星经理人，再加上专家学者的各种吹捧，在过去这十几年里，三星结结实实地被打造成了万人景仰的明星公司，甚至是众多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们崇拜和意图模仿的对象。而当你真正透过这些浮华炫丽的表象去一窥究竟，你会发现一个全然不同、出乎意料的三星。
（二）
说三星的治理方式是威权，而且是带有浓厚封建专制色彩的威权体制，这可能么？他们真的能做到么？又是如何做到的？
因为无论主观意愿如何，毕竟这是一个庞然巨物，其中的旗舰级公司——如三星电子——已经是上市的公众公司。而由于其体量巨大，李氏家族无论在三星电子还是整个三星集团所拥有的股份已然很少。据不完全统计，李氏家族在整个三星集团所占股份不及2%，以区区2%的股份就能操控这个庞然巨物？
事实上，他们的确是做到了。
即便仅仅是从股权上，他们就已经用这大约2%的股份控制了整个三星集团。关于股权控制，这并不需我们在此进行详述，度娘就能大致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三星是非常典型的韩国财阀企业，有着非常复杂的交叉持股、循环出资的设计安排。
这种特殊的财阀体制早已饱受韩国公众的诟病，历届韩国政府也都言之灼灼要打击财阀，然而迄今为止起起伏伏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至于是否是因为对三星接近韩国20%GDP的庞大营收投鼠忌器，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毕竟，替穷人说话帮富人办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韩国当然不可能免俗。
在此，我们只需要看一些简单事实，虽然李氏家族在整个三星集团占有的股份很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一些关键节点拥有绝对统治性的力量。
比如，爱宝乐园。爱宝乐园可不能只看它的名字，它远不止一个游乐场那么简单。它甚至也不仅仅只是持有三星电子7.6%的股份那么简单，它同时还承担着整个三星集团的融资、再融资业务。目前太子爷李在镕是爱宝乐园的第一大股东，拥有25%的股份，再加上其妹和李健熙本人，李家名义上就已经持有爱宝乐园37%以上的股份。其余股份则被与李氏家族过从甚密的其他财阀家族持有，其性质和代持并无两样。李家控股的爱宝乐园以其持有的集团各子公司股份再加上控制了整个集团的融资、再融资业务，实质上已经是整个三星集团的控股公司。
其次，你以为李氏家族只是和一般的亚洲家族企业一样，只是简单控制表决权吗？太天真。他们还控制着实实在在的现金流。
在三星工作，是有一些不因地区、业务、平台和人事而异的红线的。比如无论你在哪个分公司负责什么业务，你可以伤害任何人、任何部门的利益，但是你绝对不能动三星广告（在韩国叫第一企划）的奶酪。
有一位通过猎头空降到三星的职业经理人，初来乍到，发现自己管理的部门连发给代理商的产品彩页都不够。虽然本部门以及运营平台都有Marketing，北京总部也有Marketing，但自己连区区的彩页都不能印刷，而必须要通过另外一家集团子公司三星广告的中介，三星广告给的价格直接和市场价差了一个数量级。这还只是一个彩页，各种Marketing执行，各种线上线下的广告、Event，那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这位不明就里的空降兵，做了点毫无私心的小调整。然后他就悲催地经历了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直到有人发善心提点了一下——你怎么能动李家自己的买卖呢？
大凡真正在这类大公司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辛苦给公司挣钱的人很可能只是苦力，而舒舒服服给公司花钱的才是小主。李家倒好，直接单起一个炉灶，帮集团所有子公司花钱，把最丰腴肥厚的一块儿给弄成了自留地，不能不说太高明了，但也太露骨了。
这个其实不算精妙但非常实用的设计让三星众多公司的Marketing部门成了非常尴尬的存在。可想而知，如果单单一个Marketing就做到这样登峰造极和露骨，那么集团内其他证券、保险等拥有高超财技的金融机构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不过，这里我们并不好胡思乱想。
除了控股，控制最实惠的现金，李家还有一条暗线，就是神秘的“室”。
“室”有过很多名字，秘书室，战略企划室，甚至曾经假模三道地作势要取消过。然而，它一直都在，一直都是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室”，是权力不可一世的“室”。
从功能上，它既是参谋本部，也是特务情报局，既是组织部，也是监察部，既是财政部，也是发改委。说到参谋部，顺便提一句，韩国概念的财团秘书室，其本身源流就来自日本，有很浓厚的二战时期日本关东军的参谋组织的味道。通过这个完全服务于家族的秘书室，李家得以将其掌控力深入集团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关键的人事安排。可以说小到一个部长的任免，李家都能有效管理，因为已经有大量的人力将详细的人员考察功课做好了，无论是其个人能力还是未来发展、家庭情况以及更重要的裙带利害关系，堪比天朝的政审。是的，部长本身在三星不是什么高级职位，但却很重要。因为再向前跨一步就往常务、专务去了，而那是本质的区别。其区别之大远比几十年前天朝的普通职工和脱产干部的区别大得多。篇幅有限，对于在三星集团内权力无远弗届的“室”，以及它所带来的对企业文化的深刻影响就不深入剖析了，大家多少也能想象出来。
垄断了控股表决权，掌握了实惠的现金流，更加管住了人事任免权。想不集权也很难，不是威权也是威权。
（三）
行文至此，要说说目前让三星焦头烂额的手机爆炸事件有关的。以上说的林林总总并不能直接推导出手机爆炸事件发生的必然性，更不是出于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的用心。然而出于两个原因，个人认为从这个视角，切入今天炸机的三星，是非常有意义的。
首先，三星这样自上而下的集权、威权治理模式，确实是一把双刃剑。
在这样的体制下，无论个人，还是一项事业，抑或整个组织，隆兴的时候可以迅速蹿升，一片繁华着锦，烈火烹油，因为这样的体制执行力非常高，能一气贯通，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范儿。但在停滞、平庸、甚至低迷的时候，则暗流涌动，病灶丛生，因为整个免疫系统都可能出了问题。也由于这样的体制的压制，平时不出事，一出事必是大事。
拿三星第一个登顶全球的业务平板电视来说，正是三星的一意孤行，导致了它的巨大成功。而反观日本诸多技术实力甚至更强的竞争对手，内部战略分歧严重，犹豫不决；外部勾心斗角，相互倾轧，最终导致彻底败北。
而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三星也有着超乎寻常的优异表现。97年亚洲金融风暴，除了大刀阔斧的经营革新，三星更是全面紧缩，连从招商局买来的北京总部大楼都迅速卖回给了招商局以回笼资金。08年金融危机，三星迅速将众多法人分支机构降级为连发票都不能开的非法人机构，减缩一切不必要的开支。说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像三星这样的巨型公司来说这并不容易，无数的先例说明，大多数公司非得拖到于事无补甚至破产清盘的境地才有这样的觉悟，而三星至今表现一直很好，未有昏招。
辩证的来说，这十几年，在这样的体制下，取得了多少成功，就一定积累了多少问题，因为它天然就不具备自我修正的基因。
其次，三星目前整个事业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节点。在其集团旗舰公司三星电子中，三星手机业务所创造的利润曾一度达到全部利润的90%左右，风光一时无两。然而这样严重失衡的风光本身就是巨大的危机，即便没有此次的爆炸事件，三星手机的市场份额也早已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和挤压，在重要的中国市场，其市场占有率一度跌出前五，在此次爆炸事件的持续发酵下，跌出前六毫不为奇。虽然三星也在尝试发力新的业务，比如进军医疗设备。然而在这个欧美日公司技术、标准和市场占有压倒性优势的行业，三星能有多大的作为？需要多久才能有所作为？对整个集团又能贡献几何？只有天知道。
任何事业，最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说到底都是人。说到人，就不能不提三星在过去这段灿烂辉煌时期最耀眼的明星经理人，崔志成。崔志成就是带领三星平板电视业务打败日本竞争对手雄踞第一的实际操盘人，被誉为市场奇才。后在06~07财年手机业务受挫之时，火线驰援数码产品事业群，使得整个业务扭亏为盈，将手机业务带入辉煌，并于2009年荣升CEO。可惜好景不长，2012年即下课，改为执掌所谓的未来战略，开始养老。莫非，崔志成就是一个缩影，就是三星快速从平庸到辉煌再到暗淡的直接见证人和采样标本？
说到人，更不能不提李家父子。李健熙于2014年5月便重病入院，至今未有明显改善的消息。如此，距离太子李在镕正式登基应该不会太久。一代创始人李秉哲成长、创业于日据时代，二代壮大事业者李健熙出生于日据时代，父子二人都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富三代李在镕，日本庆应义塾MBA，美国哈佛博士，生在新社会，长在民主中，连小孩进入精英学校都要以单亲家庭弱势儿童为借口，虽然惺惺作态，起码总还得作。
如果说前两次三星的危机是外部原因造成的，那么这次危机则归根到底是自身内部的原因。而外部，还有韩国民众、政府对财阀体制的谴责，对交叉持股、循环出资的审查和限制。一边是表面的事业危机，一边是深层的体制陷阱，左边酷暑，右边寒冬。
受命于危难的太子李在镕，他能理解父辈的江山么？如果他能理解，他要如何修补今日的残破？如果他不认可，商学院是否教会了他如何走向共和？他，会将三星带往何处？
（来源：华尔街见闻）
（拓展阅读）
三星失手：至少在中国，三星即将进入寒冬
“ 从三星因为Note 7电池爆炸而在全球范围内遭遇的种种危机表明，一款产品可以直接葬送一个品牌长期建立的品牌护城河。而它在中国的公关行为，或许将让它在面对国内“狼群”的撕咬和苹果的高举高打中，遍体鳞伤。 ”
“机皇”，指的是一个手机品牌中最新最好的主打机型。它由厂商倾斜尽可能多的设计、研发和营销资源打造，因而往往被寄予厚望。
Galaxy Note 7，不仅仅是三星今年的“机皇”，更被业界誉为“安卓机皇”。配备对称四曲面的创新外观设计、全新虹膜识别“黑科技”、体验大幅提升的触控笔S Pen及全机身IP68级防尘防水等独特功能。Galaxy Note 7一经面世便吸引众人瞩目，大卖可期。
然而，一场意想不到的“电池爆炸门”打破了三星的美梦。
门可罗雀的体验店
9月17日，周六，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北京王府井商区一如既往地热闹，位于王府井百货大楼里的三星体验店却空无一人。
店内最显眼的墙面挂着Note 7“有所感，有所为”的灯箱广告，一进店首先看到的是摆在店中央的Note 7展示台，S系列、C系列等产品展示台紧随其后。
因为太过冷清，当天界面新闻记者到达五分钟后，才有店员过来招呼。
三个星期前，情况则完全不同。
8月26日，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前面，三星设置了上百平方米的展台区举行Note 7的内地首发促销活动。在王府井步行街的黄金位置，Note7的Logo、海报、灯箱、气球等元素随处可见。
三星还提供了100部全新Note 7进行现场抢购，三星电子大中华区总裁裴敬泰更亲自到场，为10位抢购成功的“首席品鉴家”颁发“超值惊喜”。
在100台Note 7半小时内即被抢购一空的同时，Note 7中国内地发布会正在不远的北京饭店金色大厅内进行，全息投影的开场舞通过三星首次VR直播传送到场外的观众。
“三星一直认真聆听中国消费者的声音，尽可能了解与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正是中国消费者对Note系列产品的支持与厚爱成就了如今的Note 7，相信他们一定会喜欢上这款全新的Note产品。”发布会上三星电子移动事业部总裁高东真登台发表演讲，表达了三星对中国消费者的重视与关注。
9月1日，Note 7正式启动线上线下首销。天猫、京东等网上销售火爆，其中Note 7珊瑚蓝版很快便告售罄。事实上，自8月中启动全球发售后Note 7受到众多消费者欢迎，销量已超过250万。
好景不长。
9月2号开始，Note 7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多起有关电池的事故被媒体曝光，三星被迫进行大规模召回。
随后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随后敦促用户停止使用三星Note 7手机，多家航空公司对旅客发出警告，禁止在航班上使用Note 7或对其进行充电。
而尽管三星多次向中国消费者发布公告强调，由于采用了不同的电池供应商，在中国市场发售的Note 7国行版本不存在问题，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但是，9月18号凌晨曝出的国行Note 7“首爆”却再次将三星置于千夫所指的境地。
“电池爆炸门”重创了Note 7在中国市场的销售。
“Note 7发布当天我们预售出100多台，卖得相当火。出事后销量骤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王府井百货三星体验店店面经理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在顾客同样寥寥无几的三星青年路旗舰店，店员则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刚开卖的时候每天可以卖掉四五台，现在可差多了。”
数百米开外的迪信通青年路分店就位于人流聚集的朝阳大悦城边上，当天却仅仅卖出了一台Note 7。
担忧的粉丝
同样为Note 7感到困扰的，还有三星手机的忠实粉丝。
相涛是三星手机的铁杆用户，他从Note 2开始使用过多款三星手机，甚至在尝试使用iPhone 5后不久再次回归为三星用户。
“三星手机的功能更加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比如三星是最早推出双卡双待功能的手机之一。”相涛对界面新闻记者说道。
在中国市场正式发布前，Note 7针对忠实粉丝做了一次“千人体验团”的活动，相涛便是其中的一员。通过“盖乐世社区”网上论坛报名抽签，他获得体验资格，比正常发布渠道早20天拿到了机器。
“上手体验很棒，我非常喜欢。比如虹膜识别这样的功能，在智能手机功能趋同的大环境下显得很酷。”相涛毫不犹豫地给Note 7打了10分满分。
然而这部新手机只在相涛手中停留了不到一个月。
9月14日，三星宣布在中国召回1858台Note 7“测试体验用手机”，其中就包括“千人体验团”的所有手机，以及所有门店的展示体验机。
相涛也拿到了更换后的新手机。
“事故曝出后，该召回召回，该更换更换，这样的做法整体还是能让粉丝满意的。不过大家虽然没太多怨言，心里却总觉得怪怪的，身边的人对这款手机也会侧目相待。”相涛坦言，“喜欢归喜欢，大家还是有想法。”
相涛的态度还比较温和，事实上即使在三星粉丝集中地“盖乐世社区”，“还是有点儿怕怕”、“晚上不敢充电”、“再也不买三星手机”等负面评论随处可见。
困惑、不安、担忧，粉丝对三星手机的信心大打折扣，不少人表示将转投iPhone或其他高端手机机型的阵营。
而那些依然坚定支持Note 7的铁杆粉丝，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另一个难题：货源不足。
“Note 7在全球范围缺货，因为国行机没问题所以被调了很多机器去处理国外的售后问题，导致国内渠道各种缺货。”三星青年路旗舰店店员无奈地表示，“不说不好卖，就算好卖也没货卖。”不过这只是店员个人的说法，尚未得到三星中国方面的确认。
界面新闻记者发现，目前在京东、天猫三星官方旗舰店都只有“铂光金”版可售，最受欢迎的“珊瑚蓝”版一直处于缺货状态。
在线下店，无论青年路旗舰店还是迪信通都只有“铂光金”版现货，王府井百货体验店甚至表示全店只有三台现货。
而由于体验机被收回，在所有的门店前往光顾的顾客都面临无真机体验的尴尬局面。
糟糕的危机公关
如果说对于国行版Note 7是否存在电池问题还有争议的话，这一届的三星中国公关则受到了外界的一致诟病。
在事故发生后，三星宣布在国外进行召回而不在国内召回，理由是电池批次不一样。
江曼是在手机业界打拼了11年的资深手机售后服务管理专家，他认为从声明本身来看，这样的说法是可信合理的，因为不同区域选择不同工厂进行产品组装是正常和符合行业特点的。只不过这样简单粗暴的声明无法打消国内公众的疑问，从而让公众产生被区别对待的心理，甚至被解读为三星用“双重标准”歧视中国市场。
“再比方说，就算国内销售的Note 7产品不出问题，一位中国用户购买了国行Note 7在乘坐国际航班时仍然可能被拒绝登机或被区别对待。如何安抚和补偿这些用户，诸如此类问题三星没有给出应对措施，这对恢复消费者信心是不利的。”江曼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截至目前来看三星公关部门在打消国内公众疑虑方面做得不够好。
除此之外，更大的隐忧在于，在国外进行召回却不在国内召回的做法会导致之后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有一台国行Note 7发生爆炸事故，舆论就会对三星造成不可估量的压力。
祸不单行的是，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姑且不论是真炸还是假炸，一夜之间三星“电池爆炸门”事故从科技新闻上升到社会民生新闻，引起了众多原本不关注事件的传统平媒的关注，进一步让事件发酵。
然而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三星直到事故发生超过15小时后才首次进行官方回应，指出该国行手机爆炸与电池无关，系外部加热所致，暗示存在人为破坏的可能。
这样被动、迟钝、呆板的声明无异于雪上加霜，就连身为三星铁粉的相涛也对此感到不解。
“三星这次的危机公关会不会有点太过消极？为什么不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站出来解释清楚不好吗，弄得人心惶惶的。”相涛认为，这样下去不仅Note 7就连S系列、A系列的手机产品也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
比起三星冷冰冰的声明告示，遭遇“炸机”事件的事主反而显得主动多了。
网名为“吉娃娃你”和“mclay”的事主多次图文并茂发帖陈述事件，在遭到三星质疑后更大胆呛声三星，表示“造谣请告我”。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三星不愿暂缓Note 7在国内的发售情有可原，因为新机上市头三个月是非常重要的黄金期，恰逢强势竞争对手iPhone 7上市，一旦错失时机销量成绩将非常难看。
然而事实证明，在出现近年来最大质量问题的背景下，在国内安若无事地卖手机只是一厢情愿——尤其面对中国消费者日益强势的环境，三星公关明显缺乏对舆论场的控制力。
复苏之路难续
然而现在复盘或许已经晚了，“电池爆炸门”的舆论影响已然形成，三星手机在国内市场的复苏之路或将戛然而止。
回顾三星这几年在中国市场的经历，可用“浮浮沉沉”来形容。
三星作为国际手机品牌，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拥有唯一完整的世界顶级的产业链，能够在捕捉市场风向和消费者偏好后，通过强悍的垂直整合能力进行快速推新和成本控制，快速覆盖市场。
2010年下半年至2013年是安卓手机竞争最白热化的阶段，没人能确定什么尺寸、价位、功能的手机能够赢得市场，于是三星采取了最粗暴却有效的策略：将所有尺寸、所有价位、所有功能、所有类型的产品全面覆盖。
“当时三星有400元的W、Y、Ace系列，也有4000元到5000元的旗舰S和Note系列，还有8000元到上万元的臻和大器系列，更不缺2000元左右的Mega和Grand，除了旗舰S还有次旗舰S Advance和次次旗舰Premier，价位覆盖恨不得每间隔100元一个系列。”江曼回忆道。
在功能方面，三星同样花样百出。三防的S Active和Xcover、投影的Beam、全键盘的Chat和Pro、翻盖的大器、手写笔的Note、摄像头的S Zoom……短短三年内三星推出了20多个系列几百个型号的手机产品，各种系统、各种需求、各种年龄段人群无缝覆盖。
“这背后没有资金、研发能力、完善的配件供应链、售后服务等强有力的保障和整合能力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江曼评价道。
市场证明了三星的阶段性胜利。在2012年，三星和苹果瓜分了智能手机市场95%的利润。
然而在快速的产品线铺开和硬件堆砌换代过程中，三星忽略了外观设计、结构材质和用户体验。以小米为首的新势力迅速崛起，加上线下Oppo、步步高侵蚀了三星的二三线城市市场，三星在S4/S5开始对创新技术的懈怠以及对金属一体机的忽视导致其市场占有率急剧下滑。
2014年，三星手机在中国的销量下滑40%，市场份额从国内第一跌出前三。直到主打曲面屏的S6/S6 Edge、S7/S7 Edge出现，三星才开始缓慢收复市场，然而此时安卓手机阵营出现了性能过剩的趋势，且国产品牌对市场已造成了强有力的侵蚀。
即便如此，从2015年第三季度至2016年第二季度三星国内市场份额稳中有涨，四个季度分别同比增长6.1%、14.0%、-0.6%、5.5%。
凭借S7和S7 Edge的良好表现，三星本打算通过Note 7在高端旗舰市场发力，延续其在中国市场的复苏之路。
现在看来，这样的愿望是难以实现了。
高端策略是把双刃剑
根据研究机构Canalys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30日三星在中国的销量已经跌至第六位，排在华为、Oppo、苹果、Vivo和小米之后。三星在中国的销量仅为华为的1/3左右（华为约4378万，三星约1357万）。
三星在中国市场销量乏善可陈，跟它在中国市场的整体布局是分不开的。经历过去几年的激烈竞争，三星开始转变策略，着力进攻中、高端市场。这样的策略强化了三星的品牌形象，却对销量增长帮助不大。
国内某大型手机卖场内部人士便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三星过去几年的销量的确在下降，主要原因是三星专注做中高端产品后产品线被砍了很多，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仍然将三星手机的展示台放在店内最明显的位置。
“三星高端的形象比较突出，在顾客心目中品牌美誉度不错。”他对此解释道。
而迪信通青年路分店的店员则告诉记者，店里卖得最好的是Oppo、Vivo，再来是华为，随后才是苹果、三星。
“不过Oppo、Vivo卖出的大多数是2000元以下的手机，跟苹果、三星的高端手机不完全具可比性。”店员补充道。
在渠道策略上，三星近年来除了开设不少门店并加强了同开放渠道代理商的合作关系外，也跟国美、苏宁、迪信通等大连锁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
“三星在渠道策略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终端渠道更加支持，作为零售渠道我们跟三星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三星针对中国市场也推出了C系列的定制机型，市场表现亦不错。”迪信通总裁金鑫向界面新闻记者肯定了三星的渠道策略。但他也认为，Note 7作为三星旗舰机，“电池爆炸门”的出现对其市场表现影响很大。
押宝高端产品，让三星在中国市场并无太大的回旋余地。
除了销量一落千丈以外，民航总局和国内航空公司发布的禁令给三星手机打上“不安全手机”的标签，更让三星品牌形象损失不可估量，三星甚至可能面临品牌重建。
更让人慨叹的是，三星Note 7不但错失了狙击iPhone 7的最佳时机，更给iPhone 7送上了一份大礼。
在过去一周，苹果股价创下五年来最好表现，逼近115美元，累计涨幅超过10%，市值增加630亿美元。且在中国市场开售以来，iPhone 7和iPhone 7 Plus的一些版本都已经售罄，iPhone 7 Plus则要到11月才有货。
抢于iPhone 7之前发布、意欲打趴对手的三星，却在战斗冲锋号还没吹响前便因祸起萧墙而溃不成军。
虽然因为掌控着上游技术及产业资源，三星手机不大会因此出现如HTC手机那样的败局。
但如果这家公司还是保持目前策略的话，至少在中国市场，三星即将进入寒冬。
（来源：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