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六年，周航说，“易到的今天，谁也怨不得。”
从2015年被乐视收购的那一刻起，按照资本的规则走向，易到创始人周航对易到的“失去”已经注定。最近一段时间，他被传出已离开易到的消息不绝于耳。36氪曾多次向彭钢及易到公关求证，统一回复——周航仍然在易到。截至发稿的11月10日上午，36氪再次询问周航动态，易到公关回应：“昨天（他）还在公司，要是走，（我们）早就知道了。”
在2016年滴滴收购Uber成为网约车市场最大的平台后，36氪推出周航和易到的故事，并非企图以功利主义的角度讲述一个关于成功和失败的故事。事实恰好相反，我们更相信这样的话：只要依旧走在路上，就谈不到成功失败。
商战固然精彩，成王败寇，酣畅淋漓，但倘若中国有百万创业者，就应该有一百万种创业路径——成功的标准也绝非仅仅只有更高、更快、更强。与易到相比，滴滴以极高的效率和极快的速度改变了中国人的出行生活，但易到就算得上失败吗？很多人认为，以资本的逻辑评判，易到输了，滴滴赢得了最后的战争。
但周航是失败者吗？他的故事其实充满无数个如果——
如果他很早意识到出租车市场的重要性？
如果他很快加入滴滴、快的掀起的补贴大战？
如果他选择背靠对其流量有巨大提升的BAT？
如果他对具有中国特点的互联网竞争反应更加敏感，而不是过分沉浸对商业模式、产品的思考？
“如果”——周航和36氪复盘了很多关键节点的“如果”，如果不是那样，或将改写今天网约车的格局。
但周航会喜欢一个最终赢得战争的自己吗？这也是一个“如果”。时至今日，他未必感到沮丧。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无比享受创业的过程。
36氪纪录创业大潮之凯歌，也希望挖掘浪潮之下的另外一些故事，一些拥有更丰富评判维度的故事。人的价值观组成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参差多态也是时代进步的标志。当潮水减退，那些不被一时成败改变，相信创业不是手段目的，而是使命担当，并立志不断超越自我、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创业者才是这个时代最美好的组成。
周航让位
最近，除了每周一的例会，易到CEO周航先生的办公室在大多数时间都是闲置的。
有人说，周航在外面牵头做了一家新基金，也有人说，他在休息，还有人说，他去了另外一家汽车公司。他的行踪引发了易到员工们的议论。以至于每隔几周，易到公关部需要辟谣：周航仍然在易到。
一系列微妙变化也在这个43岁的男人身上悄然发生——他的朋友圈更多地关注旅行、美食与酒。36氪记者第一次采访周航时，他讲起在美国参加“火人节”期间和美国科学家一起探讨Hololens技术和量子计算，“量子计算一旦突破了，可能会对整个世界产生翻地覆地的变化。”他很兴奋，“人们的认知会被彻底改变，想到这些我特别开心。”
过去半年，一些来自外界的声音认为，周航的变化正因为他逐渐失去对易到的掌控。2015年10月20日，乐视宣布战略投资易到，获得易到70%的控股权。
2016年年初，来自乐视的高管彭钢担任易到总裁。周航曾说，是自己主动向贾跃亭“要”的人。他希望把乐视向死而生的狼性精神注入到不断疲软的易到内部。
2015年国内专车行业烧掉超过200亿人民币，而乐视入股前一个月，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易到内部人士说，易到日订单量只有2万，相当于同时期滴滴日订单的350分之一。
空降到易到的彭钢即是乐视培养的高管人才。他在乐视控股出任CMO，被业内视为一位作风强势的管理者，深得贾跃亭信任。彭钢接受36氪记者采访时谈到，易到现在的问题是战略宽度很小，“造成的影响力也就那么大”，“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它已经很创新了。但因为经历了一个很激烈的下滑期，士气很弱，大家对未来的期望也很弱。”
加入易到后，彭钢负责易到用车的大市场、销售、流量运营等。“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市场和运营的管理才是重中之重。一旦失去这两部分的掌控权，就相当于失去了对这家公司的实际领导作用。”张华（化名）是追随彭钢来易到的原乐视员工之一，他认为，一系列变化实际是周航作为创始人的身份逐渐被淡化，向职业经理人过渡，“周航很少管具体的事了。”
从左至右：易到总裁彭钢、易到创始人兼CEO周航、（前）易到投融资副总裁孙可
2016年8月1日滴滴和Uber宣布合并当晚，易到以周航的名义发表声明，这封被网友称作“怒刷存在感”的公开信并不完全由周航本人操刀。“应该是公司的人给他打电话，也有可能是彭钢亲自致电，告诉周航需要以他的名义发这个声明。”张华说。
彭钢公开表示，自己向周航汇报工作，不过这条汇报链条更完整的版本是，周航向贾跃亭汇报工作，例如易到身处当前竞争格局的战略选择。
“这是必然的，人家已经控股了，这又是个烧钱的事儿，肯定需要有人来紧密配合。”周航非常坦然地接受公司一系列的变化，以及自己目前所扮演的角色，他越来越像易到的支持者，或一面精神旗帜，“你知道游戏规则，也就知道必然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不管你喜不喜欢。”
彭钢和周航，两种管理者
彭钢和周航——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风格，也代表了中国两种不同的企业文化。从某种程度来说，彭钢的出现更凸显出周航的个性。
“彭钢会把所有的事儿都安排好，下面的人都不用动脑子了。”张华说，例如公关部门所有对外的通稿，彭钢亲自审阅，逐字修改。而周航的管理方式相对简单，“他更愿意放权给下面的人去做，不过如果他觉得你做得不行，会把你的努力全部推翻。”
作为老板，周航过于重视细节，而不是整体战略布局，有时难免显得武断。他曾让负责政府关系的同事在一个月之内拿到运营牌照，否则走人。易到曾从亚马逊等大公司挖来了一批高管，但因受不了周航的压力，很多人入职不久陆续辞职。
创立易到6年，周航承认自己很少和别人有深入的交流。在他潜意识里，向别人寻求答案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很难启齿”，即便在一段非常亲密的关系之中。
已经从易到离职的前高管王明（化名）评价周航：“有时候做决策比较随意，不是很能听进去别人的意见”。易到曾买了几千辆自营车做大巴业务，2014年还尝试做海外和渠道业务，没能达到预期。周航在一个内部会议上决定停掉项目，“说不做就不做了。”
在彭钢看来这源于两人的经历不同，“周航是一直创业的，他是老板型的，而我一直是职业经理人，是幕僚。我们的角度不一样。”他对比自己和周航的个性，结论是，周航对身边人的观察不如自己。
有一次，两人去上海参加节目，主持人问，是否知道对方最喜欢什么运动。周航答：“不知道”，彭钢反应迅速，“周航喜欢划赛艇。”“他（周航）会把聚光灯放到自己身上，而我会把聚光灯放在我关心的人身上。”彭钢入职易到半年多，已经能够叫出公司所有人的名字，并对中层以上员工的家庭和爱好有所掌握。
近半年，阿里系也陆续有高管加入易到。2016年5月，此前在阿里巴巴集团原农村淘宝中西部大区担任总经理的冯全林加盟易到，任首席运营官（COO）。冯全林花名“常茂”。常茂，明朝开国猛将，人称“无敌大将”。
冯全林入职后，发现易到员工团建不喝酒，“团建不喝酒？对有战斗力的团队简直是一种侮辱。”
这源于周航讨厌酒桌文化，“大家又抽烟又喝酒，乌烟瘴气的。”周航不开心，“一屋子人骂骂咧咧，‘喝！’我当时心里特别难受。”
阿里的狼性工作机制随着冯全林的到来也被引入到易到，他鼓励加班、鼓励团队之间PK业绩，以及取消每天下午给员工发放的下午茶。
冯全林
冯全林办公室挂着一副显眼的“悍将”题字，墙壁上的巨幅壁画则是一匹凶狠的狼，一把5公斤重的铜斧横亘在房间中央，冯解释，斧子是为了劈开世间的邪恶力量。他的抽屉还放着一瓶爱马仕男士香水，周航送他的，放了很久，也没开封，“一个男人送我一个香水让我提升品位？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我的心都在工作上面。但是如果我也追求品位，我也追求高质量的生活，我就废了。”
与冯的办公室相隔不远的周航的办公室面积虽然更大，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物品不多，他更愿意向访客介绍自己正在读的艺术和历史学方面的书籍。
周航在办公室里接受36氪记者的采访
张华回忆刚加入易到时，第一印象是“小而美”，易到的女员工普遍穿职业装，细高跟鞋、妆容精致。公司的洗手间常年摆放一次性牙刷、漱口水、梳子。据内部人士解释，周航比较在乎员工日常的仪容外貌。
冯全林曾劝周航扩充人手，“滴滴快1万人了，如果我们和人家打仗，什么都比不过啊。”但周航说，自己更喜欢公司很轻很小，“人太多，乌泱泱的我没有安全感。”
冯全林认为，这其实是周航对这部分业务没有感觉，他比较在意产品、技术、“认为那些东西就是所谓工匠精神。”
但是即便如此，易到仍然在不断扩大，这无疑和周航小而美的理念背道而驰，“我不喜欢，我也会闭嘴。”周航选择接受变化。
不过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彭钢对比过周航和滴滴的程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我很确定程维是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但周航，彭的态度是“并不排斥”，即便他们只限于工作交流，并没有私交。
一连串地看不懂
易到总裁彭钢把目前网约车市场比成足球比赛，周航可能是足球运动的开创者，不过以前踢的是地区级联赛。“现在叫车市场的规模和挑战难度是世界杯级别的了，他也必须要重新自我调整。这时候比得就是你蜕变的能力。”
在中国网约车市场，周航是名副其实的“起早者”。在他看来，很多人是通过易到才知道“专车服务”。“2014年前，整个中国叫车领域都是我们的，其他人都是跟在我们后面才做起来的。”周航曾说。
创办易到之前，周航很早实现了财务自由。他和哥哥创办音响公司，赚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那时，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乡镇企业家，大家每天吃喝玩乐，“但是我完全不喜欢，我也融入不进去。”周航心存更大的野心，他希望做一件能影响千万人生活的大事。
6年前，他在上海虹桥机场排队打车，这个故事被周航讲述过多次：他等了很久，打不到出租车。由此开始思考：中高收入阶层是否有能力负担起更方便快捷的专车服务，而不是花时间排队等出租车？
基于这个美好的梦想，2010年5月，周航创办易到，从商务租车切入，通过网络约车解决用车痛点。3个月后，卡兰尼克才在美国成立Uber。彼时，国内专车市场几近真空，很快，易到狂卷半个中国，当年，一位开迈腾的司机称在易到一个月2万元的净收入是保底基数。
在周航理想的蓝图中：易到的司机温和有礼，谈吐不凡，易到的用户也应该是中国高收入阶层，即使有人想从北京打车到西藏，易到司机也必须得接单。易到曾设计过一个小功能，司机接单后，收到用户喜好推荐，例如乘客是否想和司机聊天，以及对车内音乐的偏好。
但在中国，网约车领域的竞争远超出周航的意料，很快，滴滴和快的相继以网约“出租车”的方式切入出行市场，二者刚上线时，周航曾问过一些出租车司机，发现大家有共同的困惑，“这玩意儿怎么赚钱？”
周航承认，自己看不懂出租车约车的商业模式。早在易到初期，他曾推出中国第一款通过移动APP一键呼叫出租车的产品——“打车小秘”。一直跟随周航创业的易到CTO汤鹏告诉36氪，早在易到成立初期，就有工程师提出，能否把系统用在出租车上，“不过是从技术的角度而不是市场，我们没有认识到出租车这个行业的价值”。
那时，滴滴早期的投资者，天使投资人王刚曾找到周航，探讨出租车叫车模式。周航说，自己不看好，因为“没需求”，“出租车市场永远供不应求，你是不可能找司机收到钱的。”为此，他还和另外一位投资人争论，“平时没人打车的时候你容易打车，高峰不好打车时，人们不爱打车。”言下之意，用户并不需要下载App预约出租车。
上线半年后，周航叫停了“打车小秘”。
2013年，滴滴和快的发起了疯狂的打车补贴大战，“打车小秘”再次在易到上线，但周航依旧不看好，“可是感觉不做的话又会侵蚀到我们。”这次打车小秘更像防御措施，相比滴滴、快的在产品、技术和运营动辄上千万美元的投入，“打车小秘”全部投入只有200万美元。
与2011年如出一辙，打车小秘的占有率不如滴滴、快的的一个零头。周航决定不再涉足出租车市场，专心做好专车，“打车小秘”再次被下线。
很快，滴滴和快的聚拢流量，进军专车市场。日后，周航曾多次表达了对“打车小秘”的惋惜。这是他创业以来，犯下的最大错误。如果当年把“打车小秘”坚持下去，或将改写和滴滴、快的的历史格局。但创业没有什么“如果”，也许最根本的原因是周航本人对打车痛点理解不够，“我那么多年没打过车了，对这个市场没感觉也没决心。”
除了打车小秘，周航还曾失去移动支付的风口。实际上，周航曾早早看到电子支付的前景：“随叫随到的私人专车，怎么能给钱呢。”商务人士应该下车拍拍屁股就走，很长一段时间里，易到的支付方式是让用户绑定信用卡，车费直接从卡里扣。
周航承认自己很“轴”。如果不看好竞争对手的商业模式，他就没兴趣研究。
2013年4月，滴滴获得腾讯1500万美元B轮融资，快的获得阿里巴巴、经纬创投1000万美金的A轮融资。背靠腾讯、阿里两大巨头，滴滴、快的迅速地接入移动端支付。到2013年底，滴滴占据打车市场份额近60%。
华兴资本董事总经理杜永波曾点评，“易到遭遇阿里和腾讯在出行领域大力推广移动支付，滴滴和快的携着巨大的流量优势，进入到专车领域。在一个正常的市场里，行业的前三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路径前行，但巨头进入，易到在资本市场的压力非常大。”
那时，易到接受了携程领投的6000万美元B轮融资，融资后的易到用车有近一半的订单来自携程。当用户订机票时，可以直接选择易到接机服务，但这部分流量远不如支付接口来得凶猛。
周航感觉，情况在瞬间就“不对了”，2014年之前，滴滴和快的每天只有几万单，“没多大的量”。但在接入支付接口后，一份2014年最新市场数据，周航“一眼”就看到排名第一的滴滴一天几百万接单量，和三个月前相比，涨了上百倍，市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滴滴和快的持续在专车市场砸出数亿巨资的补贴，快速复制了其在网约车领域势如破竹的态势。
误判，中国式竞争
周航越来越看不懂这个市场了。按照他的理解，互联网行业烧钱是为了培养用户的消费习惯，但长期的补贴既不合逻辑也不合常识。他总不厌其烦阐述自己的观点：补贴用户是一件很幼稚的事情，易到绝对不参与补贴大战。
2014年北京APEC会议前，北京交通管制单双号限行，出行市场供给矛盾加剧，滴滴、快的依旧加大补贴力度，鼓励用户选择出租车和专车，而不是政府提倡的公共交通。回忆滴滴、快的当时的补贴政策，周航形容——“简直令人发指”。
2014年上半年，共有六家投资机构找到周航，希望参与新一轮融资。全部接受，周航可以拿到三亿美金。但是周航拒绝了，易到没必要拿股权去换那么多钱，“滴滴、快的在打补贴，很缺钱，但是易到不会参与补贴。”
在他看来，2014年国内出行市场的发展路径已经违背了经济学规律，如今两年过去了，接受36氪记者采访时，他依旧感慨：自己直到现在都没看清网约车市场的资本逻辑，“如果是个正常的商业（环境），易到的所有做法都没错，只不过易到是在一个不正常的商业（环境）。”
创建易到，周航的梦想是打造共享经济平台，他曾特地拜访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请教绿色出行的概念，后者提出了很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包括公共交通和共享经济对人们生活的改变以及消费心理。周航开始深度研究经济学，他告诉记者，如果不做易到，自己想做一个经济学家，“经济学让人更理性更客观地思考。”
理论知识帮助周航做出过很多正确选择，不过，他承认，“有时候学习和研究太多了，也不是好事。”首先破坏了他的想象力，或者说，对中国网约车市场的认识，“任何公司开会，补贴的方案都是会被pass掉的，因为这属于无预算战争，打着打着，谁也不能停，双方都失控。”
那时，易到内部也有很多人提出加入补贴大战。一次董事会，有人提议说按照饱和模式定价，即核算每天的订单数，如果达到收益饱和状态就降低每单的价格。周航觉得这需要很多钱来支持，后来提议不了了之。还有一次，有人建议周航，把司机累得像狗一样，生意就成功了。周航觉得这违背了自己创立易到的初心，“开专车的司机应该有尊严啊，比出租车司机过得更舒适才行。把他们累成狗，他们不就回去重新开出租了吗？”
其次，过于依赖理论还造成周航对中国式竞争环境的错判。2013年携程创始人梁建章曾建议周航把专车价格压到最低，周航拒绝了，他觉得不符合经济学规律。“如果能够回到过去，我会听取他的建议。”周航告诉36氪记者。
2014年初，Uber进入中国市场，很快引发滴滴和快的警觉，2014年上半年也是这两家公司补贴最激烈的阶段。周航的反应则是，“本来市场上就有专车了，再来一个Uber，那不是重复了吗，Uber在中国能做下去吗？”
今日回看2014年，正是网约车市场的分水岭，易到掉队了，“网约车领域曾是易到的天下，但是2014年之后，我们不敢这么说了。”周航说，自己虽然不愿回头审视过往，但如果有机会回到过去，他会提醒当时的自己，2014年拿融资时绝对不要手软，“易到后来在市场上的失败，就是从2014年没有拿融资开始的。”
2014年下半年，易到获得由新加坡政府基金投资的一亿美元C轮融资，但同时期，滴滴D轮融资额为7亿美元。
“如果你有钱，你可以决定参与或是不参与，但是没钱你连决定的权力都没有。”周航感慨，那时，易到已经没有能力参与补贴大战，“只能转着圈打外围，根本进不了核心战场。”
一位知情人称，在滴滴、快的大规模发放专车代金券的2014年底，易到的市场份额缩水最快。
2015年上半年，中国专车市场活跃用户覆盖率变化，来源：易观智库
不够贪婪与太过恐惧
熟悉周航的朋友评价：一个性格鲜明，有情怀且很文艺的理想主义者，周航自评：一位赚过钱但不开心的商人。换言之，赚钱并不是周航做事的强驱动力。
周航曾写过一篇文章《贪婪与恐惧》。“人是贪婪的，没有对更多更好的欲望的执着，人类就不会进步。但是，人性又是恐惧的，恐惧变化，恐惧不确定。”这段话很好的诠释了周航的个性，一面理想主义，一面悲观主义，但他既不够贪婪，又充满恐惧。
从易到创立初期，他所追寻的美好世界的欲望和其所处行业政策不明朗化所带来的恐惧就一直影响着这家企业。
刚创办易到时，周航就料到网约车市场和政策有冲突。在一次和携程的副总裁郭东杰聊起政策风险，对方鼓励他，“我们总归还是要做一些内心认为正确的事。”周航也曾和律师孙建章在冬天跑去通州考察黑车业务。两人在路边观察趴活儿的黑车司机。看了一上午，周航问孙建章，“易到会不会被人认为是黑车业务”，孙建章说，“你要被抓进去了，我就天天给你送饭。”
2012年春节前，易到融资最交困的时刻，在航班管家CEO王江家厨房，周航焦虑地问：“我做的到底是不是个事儿啊？”王江说：“你说呢？”
“可能不是个事儿。”
“我也觉得不是个事儿。”
“怎么办呢。”周航很焦虑，“要不然，我转向？”
“该转你就转吧。”
政策的压迫感成为悬挂在周航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长期以来，晚上担心得睡不着觉啊，失眠。”最难的时候，他半夜坐起来，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那时，中国网约车市场只有易到一家，周航感觉很多“政策一出来就是针对自己的。“我们也不能跟股东说这个，说出来把他们吓死了，原来这事的风险这么大。”
那时，各地交通台天天写举报信，把易到当黑车。稍有风吹草动，周航被有关部门约谈。“说是约谈，实际上是对你训诫。”他像犯错的小学生，突然被老师叫去办公室，“心里打着哆嗦。”
有一次，周航准备去瑞典考察，机场路上接到电话，政府领导要来中关村考察高新技术企业，园区推荐了易到。周航立马取消考察，调头返回公司。结果，领导没有来。
2014年8月，北京市交委下发《关于严禁汽车租赁企业为非法营运提供便利的通知》，媒体几乎一面倒地抨击网约车，易到正处于和百度谈融资的紧急关口，易到的车券在百度内部大量发放。最终，这笔看起来近乎敲定的投资无疾而终。一位知情者透露：“百度发现易到与北京交管局的关系不好，转而投资了Uber。”
直到2016年8月，滴滴获得中国邮政的投资，至此包括中投、中信、中国平安、招商银行、北汽集团等一大批“国家队”选择投资滴滴，网约车市场政策才稍显明朗。周航曾感慨，“网约车新政早来两年，现在就是易到的天下了。”
但是事情没有如果，——这个对政策有着比其他人更深恐惧的男人如今坐在记者面前，陷入了长久的沉思，在长长叹了口气后，半是反思半是无奈地说：“我这个年龄的人，本能上对政策还是惧怕，不像年轻人没有那么多包袱，无论如何要把它冲击过去。”
2015年3月，Uber中国全面调整价格，也加入了补贴战争，这打破了周航此前“专车不应补贴”的观念。已经从易到离职的前高管王明（化名）观察到，周航开始变得急躁，经常在公司里抱怨，“这怎么控制啊。”
2015年，滴滴和快的宣布合并，一举占据了80%以上的市场份额。据一位易到内部人士透露，2015年9月，易到每日的订单量已下滑到2万单，同一时段滴滴的订单数字则是日均700万单。到下半年，易到几乎烧完了前一年拿到的融资，资本寒冬降临，“不补贴了，不推广了，甚至裁员了，就这么简单。”前易到员工王明说，易到2天内裁掉100多个客服。
周航忽然醒悟了：如果还想见到2016年的太阳，必须找一个有力的靠山。
2015年5月底，周航和乐视CEO贾跃亭相约在朝阳公园附近吃饭。那天，因为加班，贾跃亭比约定时间来得晚。坐定不久，贾便开始讲想法和战略，用的词语无外乎“生态”、“化反”。
“这是什么意思？”周航“听不明白”、“将信将疑”。在与贾跃亭正式会面前一个月，易到已就融资事宜和乐视接触过几次。但周航认为，乐视只是个普通的潜在投资方，“乐视是一个影视内容公司，跟我们完全属于两个世界。”为了生存，易到在2015年与优步和神州都谈过，但因为估值分歧未能达成一致。
随着与贾跃亭会面的次数越来越多，周航改变了想法，尤其看到乐视第一代手机大获成功后，周航判断，如果乐视手机出货量达到几千万台，对易到的业务将有巨大帮助。
从左至右：周航、贾跃亭、乐视超级汽车联合创始人丁磊
当乐视提出控股时，周航没有意见，“当时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乐视能出手已经很好了。”周航说，“这是很好的股权（变更），我没什么遗憾。”
2016年6月21日，乐视入股易到246天，易到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发布会，周航在会上宣布：“易到的日完成订单数已经突破100万。”
“起死回生”，这是写在周航PPT上的四个大字，也是他2015年的感受。
周航在6月21日乐视发布会上
理想主义者
周航喜欢划皮划艇，“在湖面上，风景很好，有风吹来，让人心情也很好。”而拳击、击剑这种对抗性运动，他很反感。
周航对竞争的理解不是为了把对手打倒，更像一场赛跑，彼此激励，虽有胜负，但大家最终一起抵达终点，而不是追逐过程中把对手PK掉。“其实对商业是不利的”，周航自评自己的个性导致他忽略竞争，“尤其是在中国现在的商务环境下。”
2016年夏天，周航往日本拜访著名设计师原研哉。当他看到原研哉设计的刀时，他的感受是——简约却太过锋利，并不符合中国人的美感体验。“我理解的中国之美有一个根，就是‘中庸’”。一把周航理想中的“中庸”之刀，“既要快、锋利，又要不伤人。”
“美感”“高级”等关键词贯彻了周航的创业路径。他的手机有上百个App，他最喜欢一款类似于星座漫步的应用，“夜晚你把手机举起来，就好像看到了浩渺的夜空，看人马座，看狮子座，很美妙，特别梦幻。”
他也很喜欢一款名叫《纪念碑谷》的手游，因为这个游戏不功利，不会用尽心思设计关卡、收费点，“《征途》我就看不上，很鸡贼，让大家免费下载，卖道具挣钱。”史玉柱曾出了一本新书，邀请周航写序言。周航写下标题——《向你讨厌的人学习》，但写了一半，实在写不下去，放弃了。
易到现在的App也不是周航最喜欢的版本，“我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以地图（做打开的）开始呢？”不过他明白，易到必须越来越有效率，这是他在个人喜好和商业现实之间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看上去，周航也的确更像一个书生，语气温和，衣着妥帖，谈吐间藏着一股知识分子的气质。对这个世界，他有强烈的个人主张，痛恨集权、专制，崇尚自由、平等。他的很多朋友都是知识分子和公益人士，比如乐平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邢文毅。
周航说，创业应该是一件有趣的事，一件为了实现自我理想而充分享受的事，一件为了令世界更美好而自愿选择的征途。
怀抱这样的初衷和意念，他的行为方式更遵从自己的内心，这令他某些时刻更像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而不是一个务实嗜血的企业家，大多数成功者对把一件事从1做到100感兴趣，而周航对“从0到1比较感兴趣”，“如果有一个新的事物产生，我可能会放弃之前的，转向新的那个。”
周航的朋友、航班管家的创始人王江评价周航：“希望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有更高的影响力，能够让他的想法、理念普惠更多的人。这是他明显的长板。”
前几天，一个京剧领域的创业者一上来说就和周航谈投资和估值，“听得快疯了。”周航说，“你跟我说说京剧多么好行不行，结果您过来就和我说您公司值多少钱。”
2015年年底，张华曾在朋友圈里看过一篇《一个创始人眼里的<师父>》。《师父》是一部武侠作品，让张华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将男主角隐喻为一个公司创始人，“他人到中年，时不我待，急于成事，但在各种保守和复杂面前，还是功败垂成。”
几个月后，张华才知道，作者是周航。写这篇文章时，易到刚被乐视收购两个月。“我有时觉得他挺孤独的。”
2016年春节，周航拜访徐小平，后者劝他写一本书讲述创业经历，“让创业者们知道什么路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不对的”这句话打动了周航，他对世俗的成功没有太强的感受，反而更像向世界分享一个关于自己的鲜活的，不带戏剧化的创业故事。
现在，周航越来越像易到的门面担当，“作为公司的创始人，他有那么多的曝光度和创业故事，更被公众所知。”张华这样评价周航之于易到的意义。
创业六年，周航说，最大的收获是不再忤逆内心，他接受今天的一切，“易到的今天，总结来说谁也怨不得，今天的果都是昨天种下的因。”
无论是非成败，无论自己是否离开易到，或者再重新做一件从0到1的事情，一切没那么重要，周航已经找到一个舒服的姿态与自己、与世界相处——始终保持创业的初心和状态。正如他认可的一句话：“明明瑟瑟发抖，还是要坚持前行”——“因为我要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一个主张吧。”
（来源：杨林；36氪）
周航：我与易到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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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周航发了一封公开信，爆出乐视挪用易到13亿资金，导致易到陷入了严重的资金断裂。他从2010年创办的这家网约车公司，“本来已经是嫁出去的女儿了，现在遇到家暴我不能坐视不管了。”
44岁的周航第一次用鱼死网破的方式解决问题。结果，乐视离开了，周航也已不再是易到的 CEO。
目前，易到二易其主，周航也更换了职业的轨道。我们尝试着还原易到的领先与掉队、克制与激进，周航也坦诚地跟我们复盘了过去的7年的经历。很少有人知道，在与易到的前半生里，他所经历的坚持与无奈，抵抗与妥协。
追溯旧事，不是为了找到“怎么办”式的答案，而是试图追问，在弱肉强食，到处都是躁动与欺骗的互联网商业世界里，一时的胜负是否代表最终的趋势，存在是否就意味着合理、正确。
而身处瞬息万变的中国互联网市场里，“一个人可能有向上的一面，也有害怕懦弱的一面。”周航拒绝脸谱化的评价，“人性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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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意者的肖像
早上9点半，摄影棚的灯架好了。
白色布景，没有道具，摄影师想拍一组人物特写，没必要借助多余的工具，只要表达一种情绪就好了。
是什么样的情绪？对着周航，摄影师突然有点词不达意：
“如今的易到就是……您现在已经离开公司了，人生处在一种……就是那种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
摄影师挠着头，努力组织着语言想把话说得委婉一些，但现场的人都听得很明白。
周航点点头，结束了摄影师的尴尬。他对摄影棚很熟悉了，在易到最鼎盛的时期，很多媒体给他拍过专题肖像。在几年前的报道标题里，他是明星创业者，是年度颠覆企业家，还试图做过“有情怀的野蛮人”。而就在今天拍摄的两个小时前，新闻传出：“韬蕴资本宣布接手易到。”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7月14日宣布，自己拿到了易到用车70%的股份，取代了原来的控股股东乐视。
周航此时正站在聚光灯下。他穿着圆领 T 恤和棉布裤子，侧脸对着镜头啜了一口咖啡。因为控制饮食，这半年里周航瘦了近20斤，看起来要比44岁的实际年纪年轻一些。
当天，以及后续更大的乐视换帅风浪里，周航都没有在媒体上说过任何话。
早在4月17日，他以个人名义发出了一份声明，曝出了乐视挪用易到13亿资金，造成易到严重的资金断裂。三天后的4月20日，他与杨芸、汤鹏两位联合创始人一起发布联合声明，宣布正式辞去易到所有相关职务。
周航已经不再是易到的 CEO。很多公司被收购后，创始人团队都会逐步淡出或离开公司，但从来没有人写过这样激烈的辞职信。他很快被易到和乐视联合反驳，在声明中，自己亲手创办的公司和大股东一起，称周航此举“堪称农夫与蛇的现代版，令人愤慨”。
然而事情的走向堪比戏剧，三个月后，乐视更多资金短缺的消息被曝光，这一次轮到贾跃亭辞去乐视董事长一职，飞去了美国，乐视成为众目睽睽之下，“第一个大型互联网公司泡沫破灭的经典案例”。
巨轮触礁之前，已经显露了无数危险的旋涡，现在更多乐视的负资产未来不知如何处置，而一团混乱之中，7月14日这条消息，使易到暂时抱住了一根救命的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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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钱大战的旁观者
“2015年，这是我近二十几年里最痛苦的一年。”易到失败的迹象是从此时开始的。
2015年的大部分时间，周航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你一点钟睡，四点钟也起了。两个小时都是浅睡，很焦虑，极其焦虑。”距离上一轮融资已经过去了一年，C 轮 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投了1亿美元，这在一年前还是个充沛的数字，短短半年过后，中国的专车市场已经像一块烧得滚烫的铁板，1亿美元如同一滴水，瞬间就蒸发殆尽。
专车市场的玩法在这一年突然改变了。此前，易到于2010年5月最早创立，主打中高端商务用车。此后滴滴开始做出租车打车软件，Uber 也于2014年进入中国。在这些年中，三家各有自己的市场。当年的媒体报道中，很多都形容易到是“小而美”——高端车辆、注重个性化服务、拥有精英用户群。此前的5年里，易到在国内市场算得上一枝独秀，几名2014年加入的前员工告诉我，他们入职时，觉得易到是国内最接近 Uber 的公司，一位前 CEO 助理记得自己在面试时对周航说的话：“希望能陪您去纳斯达克敲钟。”
但 Uber 的雄心显然更大些，进入中国一年后，2015年3月，Uber 的 CEO 卡兰尼克向全球投资人宣布，他要在中国市场烧掉10亿美金的补贴——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更令人惊讶的是，滴滴立刻用同样的力度参战。
就像直接点燃了石油桶一样，双方开始用比这更迅猛的速度烧钱。用户出行的价格立刻狂奔直下，甚至低到个位数，打一次车比出租车的起步价还低。乘客只对红包有忠诚度，一位滴滴司机给我讲过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位要跑远途的乘客，用手机上五六个软件接力打车。“滴滴的红包用完了，就下车再叫台 Uber，本来出租车100多块钱的远程，我估计最后他花不到20块钱。”
在网约车出现的初期，手机上装五六个打车软件并不稀奇
周航觉得这种烧法是行不通的。他是个经济学爱好者，在烧钱大战之初，周航选择不参战：一个城市的出行市场是一个供给受管制的领域，一种短缺经济，需求相对稳定，不可能因为疯狂的烧钱造成巨大的改变。“当时我们做了无数的数学模型证明他们烧钱是不可持续的，就看看他们能烧多久，我们算账，觉得不会超过90天。”
可是市场就是以令人瞠目结舌的走势向前发展，包括 Uber 美国的投资人都觉得一切已经疯了，Uber 公司董事，知名风险投资人比尔·柯尔利（Bill Gurley）在2016年对《纽约时报》形容，“这不是一场5小时棒球比赛的第2局或第6局，而是第14局。”——棒球的常规赛只有9局，一场超时过半的比赛实在是过于胶着了。
整个2015年，滴滴烧掉了122亿元人民币，平均每月烧掉10个亿。Uber 中国则烧掉了25亿美元，双方基本打平。
“就看着他们烧了90天，120天，一年……人家就是能不断地融到资，继续往里烧。”等到周航意识到自己判断的错误，这个市场已经烧到了日均几百万单，自己再想跟进的时候，头一年融到的1亿美元已经完全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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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基市场”的老手
“现在反思下来，当时就是犯了执念，一个 CEO 的执念对做好一个公司的作用是毫无疑义的——你是证明你一切都是对的，你的成本核算是对的，他们烧钱的策略是不对的——但最后你算对了又能怎么样呢？”
2017年的周航谈论这些，从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出太大的情绪变化。周航有一张娃娃脸，跟不太熟悉的人说话，总是保持着轻松礼貌的微笑：
“难道你怪这个社会太疯狂吗？怪它没有意义吗？对吧？”
易到不是周航的第一次创业，在此之前，他已经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了。
2006年，在长江商学院的论文里，周航写了一个“利基市场（niche market）”的概念。“niche”一词来自法语，原指为了供奉圣母玛利亚，在房屋外墙上凿出的小神龛，现在引用做大市场中的缝隙市场。 20世纪80年代美国商学院开始把这一概念引入市场营销领域。
周航早在1994年21岁时就跟哥哥一起做了佛山天创电子企业有限公司，从广州向全国各地销售专业级别的音响。在公司起步初期，天创跟很多现在知名的大企业打过商战，比如同样是音响起家的大中电器，还有一家前身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索尼代理商。
天创巧妙地绕过了这些直接冲突，大中电器主要针对家用音响，天创选择做专业音响，“做家用电器需要大量本钱，我们资金少，就去选择一个更专业，或者说更狭小的市场。”1999年开始做索尼的代理商时，周航还准备跟那家深圳的公司好好打一仗，结果对方的总公司撤掉了贸易部门，全心全意做房地产的专业化，他们变成了如今更有名的万科集团，周航不费一兵一卒：“（索尼）这事儿就全变成我们的了。”
兄弟俩的天创公司在2002年就达到了“每小时赚一万块钱”的盈利，2009年正式离开公司时，周航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
在开始第二次创业前，周航想过许多更有野心的点子。2007年周航想过做数字支付，用短信做小额支付，彻底取代钱包，他在长江商学院的导师曾鸣兜头一盆冷水，告诉他这是支付宝才能干的事儿；他还想过做移动洗车，“一个短信代码发过去，洗车小哥就带着一套干洗设备，推过来就把车给洗了。”这件事现在证明也可以做，但在前移动互联网时期肯定无法完成。
网约车，是周航的最终选项，这又是一种安全的“利基市场”，翻译成互联网语言，就是一种“差异化战略”。出租车一直是一个长久的社会难题，周航此前读过调查记者王克勤写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也研究过胡舒立在《财经》杂志上一篇介绍新西兰出租车模式的文章。经济学家茅于轼跟周航是忘年交，两个人一起讨论过“出租车是否具备公共产品的属性，车的数量和运力模型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媒体和学术界早在小十年前就发现，城市公共交通仅仅靠出租车已经满足不了愈发膨胀的出行需求，但迟迟没有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法。
周航决定做网约车，在2010年，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开创性的市场空间：“因为我懂点互联网，我就最好找一个互联网巨头们肯定不爱干的，传统行业人干不了的，所以找了这么一个边缘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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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缺口的轮子才跑得快
到了2015年下半年，CTO 汤鹏记得，易到的管理层已经开始担心员工工资的问题了，当时已经“不知道公司的出路在哪里”。
“利基市场”的最初证明是聪明的选择，易到在前5年一直是一个完美的商业闭环，天使轮、A 轮、B 轮、C 轮，易到的融资一直顺风顺水，在移动互联网起步初期，很多新冒出来的业务都没有自己的商业模式，易到提出的网约车概念立刻脱颖而出：有海量需求、有商业模式、每一单又都有实际收入，这简直是投资的完美标的。
周航的生意做得很舒坦，此前在音响公司，周航最大的经济冒险是借3分利的社会融资。在易到这里，他也不想在经营上冒险。股权上，易到所有投资者的股权比例都保持在10%左右，这样的股权分配，让易到管理层在董事会保持着主导性的话语权。周航精心地掌握着易到的前进方向，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里，周航都喜欢讲“如何服务”的理念，他希望易到会让乘客自己选择司机，而不像 Uber 直接给用户分配一台最近的车，希望乘客能根据音乐品位挑选车辆，跟投缘的司机保持长期服务关系……在这些演讲里，资本的影子从未出现，那些融来的美元只是油箱里的汽油，帮助公司稳定、平衡、匀速地向前行驶。
唯一的问题是“黑车”的魔咒，政府的阻力一开始都压在易到一家公司头上，直到2014年开始，滴滴开始做专车，Uber 入局，这反而部分解放了易到：“所有的风险变成多家承担，我的心理压力就小多了。”
有稳定的盈利，有政府的阻力，有出租车价格在下面接着，周航在2015年依然认为网约车是个小众市场，可以慢慢发展，他不需要比1亿美金更多的融资。最好的时候，C 轮融资时易到拿了6家公司的 Termsheet，但周航“一方面考虑股权会稀释，另一方面我是奔着盈利去做的，眼光全在客户身上”，拒绝了当时许多唾手可得的融资机会。
然而完美的轮子，就是没有带缺口的轮子跑得快。
同样是2014年 C 轮融到1亿美元，滴滴在2014年5月就开始了对出租车的巨额补贴，跟易到的收支平衡不同，2015年前5个月，滴滴快的平均每单亏损19元，如果算上大量的市场推广费用，每单亏损高达30元。
这些亏损的窟窿，被一轮接一轮的融资填补，6亿美元、30亿美元、45亿美元、55亿美元……到2017年4月，滴滴总计获得了7轮融资，已到 G 轮，金额近150亿美元。投资人看中了用户、支付入口、流量等庞大数据的价值，击鼓传花般地为滴滴提供弹药。
而市场上的资金子弹其实总数有限，像在2014年，红杉资本的周逵找到周航，两个人长谈了3个小时，周逵希望易到能加入专车大战，被周航拒绝了。红杉中国最后投资了滴滴，友军变成了敌人。
“恰恰是在最好的时候，其实就是干的最坏的时候，现在看来你还纠结什么，还选什么钱？谁给钱就全要就完了。几亿美金全拔光，这就是融资，但我当时搞错了。”2017年的周航说。
42岁的周航，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判断错了。他的前15年商业经验、在书本上读到经济学知识，伴随着商学院印刷精美的论文，在2015年行业洗牌的时候，被证明不再有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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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主乐视
与此同时，市场上一家新公司正在成为巨头，这就是乐视。
乐视董事长贾跃亭是资本运作的好手，2015年，在周航备受煎熬时，乐视网正成为整个创业板疯狂上涨的龙头，在年中，乐视网一度逼近1600亿元市值，这超过了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上市的联想、微博和奇虎360的市值总和，相当于同期在美上市的9个搜狐、6个优酷土豆。
乐视还要做共享汽车，而且，乐视还没投资任何出行领域。第一次见面，贾跃亭给周航留下很好的印象：“很谦逊、彬彬有礼，没有一点大佬的跋扈。我问过所有的人，对他的印象都很好，特别勤奋，天天都在工作。”
更关键的是，乐视想投易到。
“我当时其实没有选择，是个百货公司来都可以。”2017年的周航不太想重复过去面对媒体，讲的那些协同作战的话语了：“我从一开始就没听明白什么叫‘生态化反’，那是最缺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心态是愿意选择相信。”
“我有选择吗？”
在乐视接手之前，周航和他的团队在市场上做了能做的所有努力，包括合并、卖掉、融资，“谈了一切可能谈的方向，跟无数个有不同可能性的人都谈了。”周航在互联网界人缘不错，年纪相当的老朋友们很多都在业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交情是交情，投资是投资。连易到最坚实的后盾、第一大股东携程此时都救不了自己了——“因为钱烧得太大了，没有谁敢接了。”
周航之前的个人坚持，开始一项一项被打破。
别提什么10%的均衡股权了，据公开资料，2015年10月，乐视以7亿美金拿到易到66.67%的股权；别管什么姿态优雅了，2016年周航连发了两次公开信，一次炮轰马化腾，称微信屏蔽了易到的比价应用；一次在滴滴 Uber 合并后，公开喊话邀请 Uber 中国员工加入易到；别再提什么“完美的商业闭环”了，易到从2015年11月开始了大规模的充值返现，用户充值100元，易到补贴100元。在2016年6月30日，充返总金额就已经达到了60亿人民币，比乐视的投资总额还要高。
“起码公司有钱了。”周航如今的回忆有点不冷不热。他告诉我，那几封言辞激烈的公开信并不是自己写的，是公司要求以他的名义发出：“我当时跟媒体很客气地表达过，很多乐视的做法我都不喜欢，但我选择学习接受，不去干涉。”
当你的公司已经被人收购，只有股权的比例能决定话语权的大小。周航和其他易到早期员工希望自己能学会乐视的做法，前 CTO 汤鹏的解释是：“原来我们的做法，要是做得好早就超过滴滴了。所以就要和新鲜血液尝试一下新的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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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钱，缺更多的钱
2015年11月开始的大规模充返，给易到带来了起死回生的惊人效果。用户迅速回流，在2016年6月30日，易到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庆功发布会，周航宣布，长达227天的“100%充返”活动总充值金额超过60亿元，现在的易到日均订单已经达到100万。贾跃亭制定的“百万日订单、新增百万司机、新增百万车辆”三个百万目标提前半年达成了。
“起死回生！”背后的 PPT 上四个大字。
周航看上去已经学会了新市场的玩法，但鲜花着锦中，看不见的裂缝正在滋长。
充100返100倒也不是新鲜事，2015年1月神州专车已经开创了这个玩法。但是同样是烧钱，周航解释，“人家为什么能先充值后融资？因为人家用自己的车，只需要把司机的工资和油钱给了就行。”
易到的充返一开始成本就远高于神州，包括那些返赠给用户的乐视电视、手机，实际都是易到走账购买，哪怕充100返80＋乐视生态大礼，返的“生态大礼”，有可能是真实价值不到20元的生态产品。
联合创始人杨芸捅破窗户纸时已经是一年后了：“开始我们觉得这件事能降低成本，但后来你发现，乐视把所有的库存产品，都通过易到平台消化掉。周航在一次董事会上也曾严肃地提出来过，他认为这对易到太不健康了。”
合并后，乐视派来了自己任命的易到总裁等高管，他们掌握了易到的实质运营权。CEO 周航决定充返到6月就可以截止了，但乐视方并不同意，理由是一旦停止，公司又会陷入缺钱的境地。
“我问他们乐视没钱，干吗还要做充返？他们说我们乐视一直是这样的。”周航又一次面对一个完全不合商业常理的局面，令人尴尬的是，这次是易到自己的大股东。
100%充返，意味着用户每一块充入的钱都带来了100%的负债，下一步本该是拿着百万日订单去融资，乐视过去也正是一家有神奇融资能力的公司（自2010年上市七年时间里，乐视网累计融资300.77亿人民币），可就在易到加入之后，乐视这场击鼓传花正好敲到了尾声。
乐视实质上投资到易到的钱，其实只有一两亿美元，这对60亿充返带来的资金大窟窿只是杯水车薪，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乐视也迟迟没有为易到引入新的投资方。在2017年1月，周航莫名其妙地得知了一笔已经发生的贷款：乐视正在以易到为主体，向银行贷款14亿。
“贷款是2015年11月16号发生的， 我直到2016年1月4号才知情。我1月4号直接写了邮件，抄送给所有股东指责他们这件事情，这是严重违规和触犯商业底线的事。”
我问周航，没有你的签字，或者是没有你们董事会确定的话，这个事能成吗？
“我也不清楚他们到底是怎么做成的，乐视这样的事干得还少吗？”
我提到，乐视后来指责周航明明对那笔14亿的贷款从头到尾都知情，周航很激动：“我知道个屁，乐视这个公司有过实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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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不选乐视吗？
照片拍得很快，周航比摄影师其他的拍摄对象更容易进入状态。
此前几次采访中他非常直接地表示，自己现在不想谈乐视。但7月14号这一天，从影棚的聚光灯下走出来，他主动告诉我，头一天他刚刚去公司签字，此时才正式知晓韬蕴资本的入局。“这个公司不是我找的，此前谁知道他们是谁？”但这是一个他最期待的结局:
“这个话我今天能说了。4月17日那个撕破脸皮的公开信，主要目的就是逼走乐视。”
“一方面通过政府和媒体压力保护司机和用户利益，同时要乐视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促成新的资本方参与进来。”周航说。
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周航、杨芸、汤鹏三位创始人团队就起了离开的念头。CTO 汤鹏原本负责所有技术业务，“后来乐视的同学说我们把整个产品技术分成好几大块，前台、中台、后台，我只负责后台。工作量一下子就少了很多。”周航的朋友圈变成了环游世界的主色调，杨芸去做了幼儿园，汤鹏创办了一个互联网保险项目，新公司“量子保”也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上，后来我在新公司见到他时，发现他办公桌落地窗正对面就是易到的办公室。
去年底开始，周航和杨芸也一直试图为易到引入新的投资，但所有投资者都是一个态度：乐视是易到的负资产，必须退出。但乐视不愿意退。
在2017年3月开始，易到的司机发现自己的账户提不出来钱了，充返寅吃卯粮的后果山洪决堤一样呼啸而来，易到给了各种各样的借口，反复拖延支付时间，警车开始整日整日地驻扎在易到公司楼下——愤怒的司机们正在围堵易到办公室，这场充返提款的闹剧最终险些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周航一直给外界一种温文尔雅的印象，他喜欢谈论经济学原理，与国内学者们关系密切，经常在朋友圈分享戏剧和展览。第一次见到周航的人，都会受到他亲和力和热情的感染。
只有亲近者能见识他的强硬。就在拍照的前一天，作为投资人的周航见了两名创业者，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对方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解自己的创业项目，流量、入口、认识某某业内知名人士……
“你讲了这么半天，最后怎么赚钱呢？”
“人家 APP 凭什么给你导流呢？”
“我还是没有听懂。”
周航瞪圆本来就大的眼睛，抛出一连串反问句，要求就项目的商业逻辑给出直接清楚的答案。
创业者露出紧张神色。对方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跟周航认识多年。
当天汤鹏也在，一直在双方之间打圆场。事后他告诉我，周航在熟悉的人面前脾气算不上温和。汤鹏倒觉得周航没必要太委婉：“表达越直接，大家越容易理解。”
4月的公开信，就呈现了强硬、直接的那一面。这次确实是周航自己写的了，公开信踢爆了乐视、易到和他之间的矛盾，直接地告诉外界：那笔14亿贷款到账后，乐视挪走了13 亿，易到资金的窟窿又大了一圈。也正是因为这个窟窿，2 个月后司机开始拿不到钱，定时炸弹爆炸。
周航第一次选择了一种鱼死网破的方式解决问题。说起这些，我们正在他的特斯拉汽车里，从影棚回他在顺为的办公室，在车上，他不愿意再说公开信之外的细节：“这只是一个方法而已，你光看到了浮在水面的东西，我们认真做了各种帮助促进重组的工作，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
可是在接受乐视投资时，就没有任何一丝的怀疑吗？一个有成熟经商经验的人，为什么陷入乐视这样的局里？
“你为什么把这个事情理解得这么简单？我觉得你预设的故事单薄得跟一个小人书似的。“周航从座椅上弹起，对这个问题表示强烈的不满。
我们正行驶在东四环上，窗外恰好就是乐视大厦的大 LOGO，我追问他，乐视最开始到底给了易到什么许诺？周航用了三句同样的话回击我的提问：
“有别的选择吗？你没有别的选择。”
“不管什么许诺，当时公司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在任何时候做的商业决定都不是‘最好’的选择，而是要做出一个‘较好’的选择。”
“当时还有别的选择吗？有别的交易机会吗？很简单，没有了，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周航说完，倒在汽车的皮椅里，很长时间里，车内无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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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这门玄学
周航现在不焦虑了，起码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互联网创业的大浪呼啸来去，成功者每一个个人的爱好、性格、判断力都会被拿到放大镜下仔细研究，他们在机场书店的屏幕上反复演讲，致富的路径1、2、3、4清晰可循。
然而浸淫多年的人，恐怕会更为谦卑，意识到弄潮儿的位置反复轮转，有时候时势的力量远超乎个人的努力。周航的好朋友、“极客公园”创始人张鹏从1999年开始接触中国互联网界，到现在已经快20年，回顾2014年、2015年那些烧钱大战，也如同叙述一场奇观：“如果提前几年说，中国互联网的产品会一天烧掉几个亿，就跟《大腕》里说炸掉喜马拉雅，把印度洋暖风引到西藏一样，听上去不是个笑话吗？”
“但是资本认了，一棒接一棒，烧成既成现实了，再没有人会说这是笑话了。”这种模式成功还是那种模式成功，都有极大的偶然性，周航输在了自己的商业经验上，可张鹏也不认为这一次成功者的经验，在下一次商战中可以无限复制下去。
即便是外界看起来如出一辙的商业竞争，同一个周航，站在同样的先机，能否把握住机会，依然是一种充满未知的结果。
2014年，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来北京参加极客公园创新者峰会，周航被邀请与马斯克同台对谈。峰会之后，王小川、张向东、周航等嘉宾相约去喝一杯，几位记者帮忙组织了这场聚会。当这些如日中天的男性创业者们谈笑风生时，现场有一位女记者突然冒出来一个无法自抑的冲动：我不能做一辈子的旁观者，我必须有自己的产品。
两年后，当这位前极客公园记者、现创业者胡玮炜做出第一版摩拜单车时，周航的第一反应是“太棒了！”但他终究没有被彻底打动。“我可以投一点钱。”周航鼓励刚创立的摩拜团队，但此事最终没有下文。听说那台橙色的小车造价高达几千块钱，每骑一次收费1元，周航觉得这是个无论如何都算不过来的账。
“这说明我看事物的方法论是有局限性的，我不能用一个静态的现在来看它的未来。摩拜当时的成本高，但会永远用这么高的成本来造车吗？”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新故事的结局了，周航错过的这个投资机会，后续变成了新一轮融资大战的承载者——摩拜&ofo，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这就是当年滴滴&Uber 的复刻版。摩拜现在已经融到 E 轮，累计融资额11亿美金，估值已经超过了易到。
这半年在大大小小的场合里，周航正在对公众分析自己的反思，分析对“流量”、“领导力”等问题看法的变化——一个44岁的知名企业家公开讲解自己的失败，这是中国商业界罕见的姿态。
周航正处在一个漫长的休息期里，没有明确决定以后做什么。“就当是游泳游累了，在池边歇歇脚。”他说人类寿命既然能达到120岁，现在歇上一年半载，之后还是能再开始一段截然不同的生活，“想到这里我就一点都不焦虑了”。
2010年创办易到之前，也是一个漫长的休息，他打了几年高尔夫球，把太太和孩子都办了加拿大移民。第一次采访时，他跟我说打高尔夫球不过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而已，自己过得很自在。
但在一篇投资者内部分享里，他承认当时的自己异常恐慌，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方向，最难受的时候还让母亲陪自己去看过心理医生。
周航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加拿大身份，当年他不想为了一张枫叶卡，无所事事地在加拿大待满两年的移民法规规定时间。他至今依然要在国内外往返，每个月回到北京东五环的家。
歇脚的泳池还在国内，新的风浪正在方寸间集聚，周围的所有人正在全速前进。（来源：G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