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杨志刚
老家那句“三十晚上火，十五晚上灯”的谚语，深深烙在我儿时的记忆里。那时我并不懂它的确切含义，可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做得无比虔诚。
皖西的山，层峦叠嶂；皖西的地，沟沟坎坎。一座座墓碑，就零零散散散落在群山之中。碑上刻着血脉，也载着记忆。因为有了这些墓碑，逝去的亲人，仿佛从未走远。墓地是请道士或风水先生看过的，近的就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远的便在数里之外的山坳里。
小时候，每到年关前几天，父亲总要挑几根直溜粗壮的小竹子。他从粗的一端小心翼翼劈成四等份，劈到几十公分长的竹节处停下，再用铁丝把劈开的一头扎紧。接着拿四根长短一致的短棒，顺着劈开的竹片中间撑起来，一个橄榄形的灯架就成了。然后四周用浆糊裱上白纸，顶端留一个散烟的小天窗，一侧开一道小门，再用黄泥或玉米芯做底座——底座上，或是插蜡烛，或是放一小瓶自制的煤油灯。蜡烛虽方便，却远不如煤油灯照得长久。
我们湾下都姓杨，祖辈传下的规矩，是过年中午吃年饭。吃罢年饭，家家户户便动身上坟。父亲提着竹篮，里面装着母亲备好的三碗菜、三碗饭、三套餐具，还有一壶烫热的米酒、一壶刚沏的新茶。我则提着纸钱、鞭炮和香火，跟在身后。先上爷爷奶奶的坟，再拜大爹大奶，然后依次祭拜其他亲人。“三十晚上的火，难道也包含这坟前的灯火么？”我边走，边默默揣摩。
一圈走下来，往往已是夕阳西沉。父亲歇了脚，我和哥哥却要赶在天黑之前，给每座坟送去父亲亲手扎的灯。哥哥扛着灯杆，我端着煤油灯，走得小心翼翼、步履轻轻，生怕稍不留神煤油洒出来，更怕亲人坟头的灯亮不到深夜，让他们寻不着回家团聚的路。
到了坟前，哥哥把灯杆稳稳插进土里，插得牢固，也插得周正。他接过我手中的煤油灯，轻轻放进灯笼，划火点着，再用手指蘸点口水，润湿纸片上的浆糊，把灯笼口仔细封好。一切停当，我们还要在坟前多站一会儿，静静看着灯笼里的火苗——既怕火太旺烧了灯笼，又怕火太弱照不亮亲人的归途。直到确认万无一失，才转身离开，却仍忍不住频频回头，看哪一盏是自家的灯，看那灯光是否依旧明亮。敞开微热的上衣，我们又匆匆赶往下一座坟。
坟茔大多分散，偶尔几座连成一片，也分属不同人家。夜色渐浓，一座座坟前陆续亮起灯火。也有灯杆还在，灯火却已熄灭的——或许是被风吹灭，或许是送得太早，蜡烛早已燃尽。还有些只剩焦黑的灯架，四周的白纸被倾倒的烛火舔得干干净净。
纸糊的灯，万一遇上雨天可怎么办？谚语明明说“三十晚上火，十五晚上灯”，可为何三十也送灯，十五也送灯？这一连串困惑，在我幼小的心里浮浮沉沉，始终没有答案。
山村的年，多半寒冷，时常大雪纷飞、冰天雪地。父亲因家族遗传，再加多年劳累，五十多岁身体便不大好了，药不离身，最怕受凉。自我上中学起，过年、十五做灯的接力棒，便稳稳交到了我手里。
多年送灯，我深知纸灯的弊端，便抛开老法子，试着改良。我找来白色的菌种瓶，洗净晾干，用麻绳系住瓶底，再把麻绳在煤油里浸透，点着，待麻绳燃尽，迅速把瓶底浸入冷水——只听“啪”一声脆响，瓶底应声脱落，菌种瓶就成了一只玻璃灯罩，从此不怕风，也不怕雨。
每当我摆弄这些“发明”，父亲就伴着阵阵咳嗽，在一旁看着，忍不住夸一句：“这搞得好。”松弛的脸庞上，泛着欣慰的红晕。可夸过之后，他总还要叮嘱：“你爹奶的坟上，还是搞个煤油灯哈，蜡烛照不了一会儿。”我懂父亲的孝心与牵挂，连忙应道：“好，我来做。”
父亲便找出早已备好的小药瓶，我拿来用完的牙膏皮，剪下头部；母亲递过她用旧棉花搓好的灯芯。我把灯芯穿过牙膏口，用钳子轻轻夹紧，再用洋钉在瓶盖上钻一小孔，把灯芯穿进去。瓶里倒上大半瓶煤油，点着，再根据火苗调好灯芯长短。
傍晚，在爷爷奶奶的碑前，我整理出一块脸盆大小的平地，把煤油灯稳稳放在中央，点着，罩上灯罩，再用泥土沿灯罩四周围紧、压实。确认无误后，又匆匆赶往两里之外大爹大奶的坟。
光阴荏苒，岁月更替。父亲走了，母亲也走了。
如今每年过年和十五，双亲的墓碑前依旧灯火通明。只是那灯，再不是父亲亲手教我做的煤油灯，换成了买来的电子灯，更亮，照得也更久。听湾下人说，质量好的，能亮上两天两夜。
我渐渐想明白了：
“三十晚上的火”，是请已故亲人回家团聚；
“十五晚上的灯”，是送亲人安心返程。
儿时的困惑，如今深深懂得，灯火寄哀思，思念永不息。点点灯火正阑珊，是跨越山海的惦念，愿亲人，长夜不寒。送灯乡俗代代传，阴阳相隔慰团圆。
这流传数百年的送灯习俗，是中国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