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是生产队的队长，家里一共生育了7个孩子，爸爸在家中排名老幺。60年代的中国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农村很贫穷，特别对于大多数的农村普通家庭来说，能吃饱饭已是最大的幸福。可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的爷爷，一个刚强正直的男人，养活了自己一家9口人的同时，还养活了一对兄妹。
记得小时候，只要我吃饭留剩饭，奶奶就会说：“不能浪费粮食，这要是在60年代，你早就饿死了，那时候哪有这样的白米细面，你爷爷为了一工分要挑上一个来回的大石头哦。”奶奶说的工分，实际上就是“粮票”。那时候，虽然是吃大锅饭，但是每个人要凭自己在生产队里干活赚的工分领取相应面额的粮票。
那时，爷爷所在的生产队正在修建堤坝，在没有汽车，没有挖土机的年代，修堤坝这样艰巨的工程完全依靠人力将大石头一块一块挑到堤坝上，不仅男人们挑，女人们也要挑。我的奶奶，一个善良淳朴的庄稼人，也加入了爷爷的队伍。本来以为挣足了工分便能让我爸爸和姐弟们吃得饱饭，却没有想到爷爷把他的工分的一半都分给了一对兄妹，确切地说，是一对失去了父母的兄妹。他们只是13、14岁的孩子，这项成人的工作他们俩根本吃不消，根本担不动那些大石头，一天下来也拿不到几工分，换得的粮票根本不够他们生活。这样的结果就是奶奶每天都要多挑两趟大石头，换得的粮票才够养活一大家子。
堤坝在劳动者的艰苦奋斗下用了五年时间得以修好，那对兄妹也成年了，而爷爷的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了。由于常年累月地坚持在一线重复着壮年人才可做的体力劳动，爷爷积劳成疾，瘫在了床上。奶奶怨过爷爷，问他为什么不用生产队长这个身份的便利，直接在工分记录本上多给那对兄妹写几分，或者多给自己写几分，这样也不会造成这个恶果。爷爷坚定地说：“如果这样，和滥用职权有什么区别，和一些小官贪腐有什么分别，我可以把我的工分给他一半，但是我不能凭空给谁多记工分，粮票是国家的，人活着，要活得刚正，要活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的国家。”
生产队后来解散了，农民的生活也慢慢变得好了起来，那对兄妹赶上了市场经济的浪潮，发家致富，逢年过节都会回来看望爷爷，扶助之恩，终生不忘，清正之气，一生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