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台湾明星出道演艺圈的初衷，都是帮父母还钱。
风靡2000年代的可爱教主林依晨，就曾经因为父母亲办信用卡应急欠下的巨额债务，不得不进入娱乐圈，摸爬滚打五六年后才还清家庭债务。
这并非少数例子，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台湾有很多家庭都面临着债务危机，而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亚洲金融风暴后，在台湾长达五六年的卡债风波。
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让中国、泰国、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企业纷纷破产倒闭，经济破败不堪。
为了带动经济数据，政府决定放宽民营银行的消费金融业务，把目标瞄向台湾的普通民众，鼓励各个银行大肆发展消费金融，也就是借贷业务，刺激民众消费。
在各大纷纷跟进政策展开攻势的银行业务中，最有名的，就数万泰银行在1999年推出的 “George and Mary（乔治&玛莉）现金卡”（现金卡是台湾特有的一款银行卡产品，到提款机插卡即可借出现钞。）
George and Mary 在台湾话中跟“借钱免利”相近，打着“让你爱现就现，把梦兑现”的口号，纷纷搜刮民众钱包。
它的特点有多诱人呢？
别家一张额度2万元的现金卡，如果准时还钱，额度最多提高到10万，但“George and Mary现金卡”最高可提升到30万元。
别的银行申请办卡，不但要严审工作、收入与资产，还要调查信用状况，光在柜台填表格就要耗费大半天时间；George and Mary 现金卡“只要会呼吸就能办卡”，“五分钟就能发卡”。
于此同时，George and Mary 现金卡用一系列洗脑的营销广告大肆宣传，给当时急需用钱的民众洗脑，快乐、花哨的氛围，犹如一个信号，给一直拮据生活的台湾人民空前消费欲。
△ George and Mary 现金卡的演唱会版宣传广告，右边那位是潘玮柏吧？
被吸引来的办卡者中，以20-39岁之间的年轻人居多，也正是台湾艺人的父母那辈。
他们一方面对未来有着美好憧憬，渴望一笔财富改变命运，不惜豪借150万新台币创业。
另一方面，被压抑的消费欲被 George and Mary 唤醒，他们相信，虽然月薪加奖金只有七千，住在出租屋内，也可以买奢侈品，上高端私教课，体验“上等人”的生活。
空前的便利和营销手段让 George and Mary 现金卡出现仅一年时间，发行量就超过了70万张，创造了50亿新台币的利润。
各家银行闻风而动，纷纷力推信用卡，2001年，全台流通信用卡突破两千万张。
巨大的办卡热潮背后，潜在危机也慢慢浮现。
一个不争的实时被头脑发热的办卡者完全忽略了：现金卡也是有利息的。虽然台湾当局为了打压高利贷把借贷利息控制在13%-18%内，看似合法，但台湾银行业通过变相收取所谓的开办金、手续费与违约金，实际放贷还款都能轻松突破20%的大关，比如一笔本金27万人民币的借贷，利息就高达5万多，等于是合法放高利贷。
借钱一时爽，还钱“火葬场”。
很多民众为了延缓还钱日的紧张，不得不在办现金卡的同时又补办其它银行的信用卡，以卡养卡，拆东墙补西墙，最后发现，债不减反增，越还越多！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够还利息，更别提本金了。
仅仅五年时间，这些以卡养卡的人积累下的循环账务已高达5000亿新台币（1150亿人民币），有近80万人沦为还不起钱的“卡奴”。
△ 台湾民众呼吁政府立法救卡债族
民众用负债带动的消费让台湾那几年的 GDP 有了一定效果的改观，政府尝到甜头，所以尽管已经预感到后面的卡债危机依然没有明确出面制止，而是任由其发展……
银行要不回钱，只有通过各种方式讨债。
委托给有背景的讨债公司，手段有合法，也有非法的。轻则24小时向欠债者及其任何可能有关系的亲朋好友打骚扰电话，重则去欠债者家里堵门、唱歌、泼粪、撒冥纸……手段穷凶极恶。
许多无力偿还欠款的人不得不举家逃债，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
2006年台湾警方的调查统计，每个月至少有40个以上的“卡奴”，因卡债而走上绝路。
局面越来越不可控，迫使台湾当局不得不重新拟定法案。要求信用卡和现金卡的利差上限，不得超过10%。
同时也拟出了多个法条，对于那些还不起钱的债务人，提出了各种减免减负的措施，并且进一步对银行暴力催收进行了规范。
经过多次协商后，在近80万的“卡奴”中，只有约10万人有资格向银行申请破产，不被追索债务。
而他们将要面临的是：破产后各种权利将受到限制。比如不能从事律师、建筑师、会计师等职业，不得进行任何高消费活动。
那些既不能申请破产，也还不清卡债的人，又有一部分人最终选择了歪门邪道的道路：参与电信诈骗，或者去往亚洲其它地区从事犯罪活动。
如今十多年过去，台湾的这场卡债风波仍然还在修复中。
在台湾《工商时报》发布的一项调查中显示，2020年底，台湾地区GDP为19.775万亿新台币，其中家庭部门负债就有18.2万亿新台币。
台湾的卡债风波并非个例。
许多深陷衰退的经济体，同时期都用了这个损招。
比如同样深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韩国，为了缓解经济破产，政府鼓励信用卡借钱消费。从1999年到2002年，韩国办出的信用卡从3890多万张增至1亿余张。
我国香港地区也在1998年放手增加过信用卡流通量，迎来信用卡坏账率暴增的局面。
再看看我们当下。
疫情后我们亲眼目睹了人口流失、生育率下降、进出口贸易骤减的局面。那些在疫情期间不得不借贷维持家庭或企业生存的人，如今同样背负着跟当年台湾卡奴一样沉重的压力在默默前行。
只是，如今的借贷方式不再限于信用卡，还有现金贷、车贷、房贷、消费贷、信用贷等各种贷。
借贷在经济行情好的时代，是一种不错的压力分摊的方式；但在经济不好的时代，就容易因为过渡乐观的超前意识而带来无法弥补的负债。
台湾卡债风波本质也是由于宏观经济低迷，家庭收入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导致的借贷依赖习惯。当还款能力却无法提升，甚至下降，最终促成个人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
如今的中国市场，褪去全球抢购奢侈品的那段浮华时光，人们早已过了盲目跟风消费的阶段，比起“跟风”，更重视“需求”；比起“押注”，更爱“稳住”。
我们看见越来越多民众提前还贷、存款猛增，但却也忽视了在这些主流现象背后：无数中产背上房贷、车贷，一面无法放下既定的生活标准，一面为永远填补不完的债务拆东墙补西墙的局面。
有欲望的地方，就有深渊。
用作家梁得所说的话送给大家：“欲望，我们不劝人消除，因为如果人人对现在环境表示满足，世界就不会有进步了。欲望应该无止境，但要有段落。”
恒诚与你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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