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是个什么模式？——资本驱动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演进

作者：张向东

长鑫科技即将上市，让“合肥模式”再次成为焦点。究其本质，“合肥模式”与历史上的“苏南模式”、“深圳模式”一脉相承，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资本形态迭代驱动经济格局重塑的典型演进路径。

纵观中国地方经济崛起史，先后诞生了三大典型范式：依托本土集体或民营资本的苏南模式、借力外来跨境资本的深圳模式，以及发挥国有战略资本优势的合肥模式。三者分别在不同历史阶段扛起发展重任，勾勒出中国经济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成长轨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在乡土间破冰，苏南模式成为第一代经济发展标杆。该概念由社会学家费孝通于 1983 年提出，特指苏锡常通等地通过农民或集体自主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的成功路径。

彼时计划经济束缚松动，江南民众经商活力释放。依托县域基层力量，民间自筹资金兴办实体，深耕轻工、纺织及农副产品加工产业。这一阶段资本来源以本地积累和民间集资为主，无大规模外部注入，依靠千家万户创业与小微企业抱团，以滚雪球方式夯实产业根基。地方政府主要扮演服务协调角色，顺应趋势优化营商环境。苏南模式凭借内生民资破局，奠定了民营资本在中国实体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对外开放全面铺开，深圳模式应运而生。作为特区制度创新与要素集聚的产物，深圳从资本利用角度审视，实则是顺势站上时代风口，利用外来资本推动跨越式发展。

深圳早期以外资和出口为主，后转型为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创四大支柱产业。依托特区政策优势，深圳打破地域与资本壁垒，全方位吸纳港澳及海外资本，同时汇聚全国流动资本、技术与人才。相较于苏南的内生积累，深圳转向借力外部资本：引入先进生产技术、管理模式及海外市场渠道，快速催生加工贸易与高新技术产业。这种高度市场化、外向化的资本集聚效应，不仅打开了中国引资兴业的新格局，更证明了融入全球资本体系对产业升级与城市能级跃升的关键作用。

随着产业格局深刻变革，高端制造、前沿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难以单纯依靠趋利避险的民间资本或注重短期收益的外来资本。在此背景下，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合肥模式成为后发城市突围的全新路径。

国资领投，构建全产业链生态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合肥将地方国有资本转化为专业化产业投资资本。区别于前两种模式，合肥以国有资本为战略先手，主动布局面板、存储芯片、新能源汽车等国家关键赛道。面对重大项目，国资率先股权投资，承担前期高额投入与未知风险，锁定核心资源并补齐区域短板。

在国资引领托底后，顺势撬动社会、金融及产业资本协同跟进，构建“国资领投、多元联动、全链集聚”的发展体系。国有资本不再局限于基建民生，而是变身培育硬核产业、抢占科技高地的核心力量。合肥模式依托国有资本统筹布局与战略兜底，填补了重大战略性产业培育的模式空白，走出了一条后发城市弯道超车之路。

纵览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三大模式层层进阶，折射出中国资本运用思维的成熟：苏南模式唤醒民间资本，盘活本土经济；深圳模式吸纳外来资本，拓宽全球边界；合肥模式盘活国有资本，构筑产业竞争力。

三种模式对应不同时代背景与发展目标，无优劣之分，皆是立足国情的务实探索。从民间资本破土、外来资本融通，到国有资本担当，资本形态的变迁映照出中国区域经济从起步探索、开放追赶到自主自强的蜕变历程。三者互为补充，共同汇聚成中国经济稳步前行的磅礴力量，也为未来各地因地制宜运用资本、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珍贵范本。

（作者张向东为前资深媒体人，现供职于中央某金融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