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储备真的有必要吗?
粮食真相：供给危机并未出现
（节选）
记者／赵新宇
1983年，一场骇人的饥荒在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境内蔓延开来，这场持续两年多的灾难使大量埃塞俄比亚人活活饿死，据联合国估计，饿死人数可能达到100万之多，沦为难民的则有数百万人。国际演艺界为电视新闻里报道的惨状触动，举行了大规模的援非义演，他们的行动被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尔?李奇共同作曲的《We Are the World》推到了高潮。与这首被传唱至今的名曲一同持续到现在的，是把非洲的人道灾难与发达国家的压逼挂钩并批判后者的简单思维，出于对第三世界苦难的关怀，像U2乐队主唱博诺这样的艺人，持续多年地为减免第三世界对富裕国家的债务而奔走呼吁。
然而，埃塞俄比亚的饥荒与其说是一场天灾，不如说是一场人祸——并且是由统治它的军政府一手缔造的。该国统治者门格斯图受前苏联扶持，信奉“‘马列主义’，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他在埃塞俄比亚发动了大范围的企业国有化和农村合作社计划。农民刚刚在土改中分到的土地，立刻又被收归集体农庄所有，为了消灭私有经济，军政府连私人诊所也不放过，对其征收高达89%的所得税，逼得它们破产。对粮食，军政府实行统购统销，并一直不肯随物价及成本上升上调收粮价格，当粮食减产出现时，军政府反倒把征购任务上调了约30%。
粮食短缺的本质
这一系列国人熟悉的故事不仅在埃塞俄比亚发生过，在莫桑比克、安哥拉、索马里也都发生过。而其余的大多数非洲国家虽然没有搞到这么离谱，也纷纷把恢复传统的村社集体农业和构建本国工业体系作为建国后的基本国策，在破坏现有农业生产秩序的基础上又以工农业剪刀差剥削农村，扶持起一干效率低下的国有工业企业。这种不顾客观发展规律的政策，使得这些在殖民时代尚能做到农业自给自足甚至大量出口创汇的国家，在独立10多年或20多年后变成了粮食的净进口国。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1981年出版了他的著作《贫困与饥荒》。在这部著作里，森对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1973-1975年埃塞俄比亚饥荒、70年代初非洲萨赫勒地区饥荒以及1974年孟加拉国饥荒进行了实证考察，驳斥了关于饥荒的传统观点，指出饥荒并非因粮食供给下降而引起，“以粮食为中心的观点很少能够解释饥饿”，提出权利的缺失才是造成大饥荒的根本原因。他的这一观点被后人总结为“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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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体制的三十年
中国的粮食流通是最早被纳入计划经济、也是最晚向市场经济开放的经济领域之一。早在1952年9月，政府就合并中国粮食总公司和粮食管理总局，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粮食经营和管理机构——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这时，国营粮食收购量已占到社会总收购量的73%，销售量也占到了社会总销售量的51%。恰好，1952年下半年起粮价开始上涨，适应不了价格变化的国营机构在农村收不到粮食，在销售端的销量却不断增长——以当年的逻辑，这种困局应当由政府制定新的政策来解决，严格的管制由此产生，这种管理粮食市场的逻辑至今也仍未停止。
当时的解决办法就是统购统销。在这个制度下，市民粮食消费虽然也采取票证制，定量供应，但较农民粮食消费优先保证。这种做法导致产粮者的口粮短缺常有发生，在征购出现的第一年就在部分农村地区引起了饥荒。虽然这种“过度征购”的做法在1955年便由国务院出台标准进行规范，但在生产环节出现严重减产时，征购计划来不及调整的缺点便暴露无遗。
尽管改革开放前的人均粮食产量始终没能恢复到抗战前319公斤的峰值水平，但单从生产、总量上理解并不足以说明1959-1961年灾难性的景况。仔细对比这三年的人均粮食产量便可知晓，1959年的人均粮食水平与1952年相仿，1960年也比1949年高出8公斤，1961年虽然创下最低纪录，但也仅仅是比1949年低1公斤多而已。1949年虽然战祸未消，但见于档案、党史等资料记载的，完全没有1960及1961年那样严重的饥荒情况，至于已经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便更不必多言。三年饥荒时期的汇报和决策情况已有多番研究讨论，但无论归责于谁，国家严格自上而下的粮食流通政策都在这一灾难上显示出其低效和僵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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